诗道何往？

——在创新与守正间的百年沉思

 

作者：王瀚林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赵翼此言，道出了诗歌传承的千古困局，却也暗含了文学随时代演进的必然。今之诗人，常言“创新”，但这二字在百年的喧嚣中，似乎面临着被误读的风险。那些流于表面的“自由体”与粗鄙的“口语化”，确是诗坛的沉疴；然而，真正的创新本应是诗道之生机，而非桎梏。我们今日之反思，非为否定新诗，而是为了在断裂与迷失中，寻回诗歌的灵魂。

 

回望新诗百年，北岛、舒婷等前辈的探索功不可没。北岛《回答》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不仅是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愤懑的宣泄，更是思想解放的惊雷；舒婷《致橡树》中“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亦是对独立人格与平等爱情的深情呼唤。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并非因为它们割裂了传统，而是因为它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真诚地回应了时代的命题。然而，后之学者若只知模仿其形式的锐利，却遗失了其精神的厚度，便容易陷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泥沼。王国维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之新，当从消化传统中来，更当从回应时代中来。

 

尤可叹者，当今诗坛确实存在一种“伪创新”的浮躁之风。部分诗人未下笔先思突破，未成句先虑惊世。其诗也，意象支离，语言破碎，看似先锋，实则空洞。正如龚自珍所讥“伪体”，“如剪彩为花，绝无生气”。袁枚《随园诗话》云：“诗宜朴不宜巧，宜淡不宜浓。”而今部分创作专务形式之奇，甚至以审丑为美，以粗鄙为真。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之所以能引发争议与共鸣，本是因为其粗粝语言下包裹着残疾人对生命与爱的极致渴望，是“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痛切表达；但遗憾的是，这种“真”往往被后来者误读为可以肆意宣泄的“俗”，导致诗坛出现了大量缺乏审美提炼的分行文字。

 

但这是否意味着诗道已死？绝非如此。

 

网络时代的兴起，虽带来了泥沙俱下的混乱，却也打破了诗歌的阶层壁垒。如今，外卖员、矿工、农民纷纷拿起笔，在流水线的间隙、在田垄的尽头书写他们的悲欢。这些来自民间的粗粝呐喊，或许在技艺上尚显稚嫩，但它们带着泥土的芬芳与生活的体温，恰恰是诗歌“感发功能”的最真实体现。诗歌没有死，它只是从神坛跌落，回到了更广阔的民间，成为了普通人对抗平庸、确认尊严的精神武器。

 

因此，诗道之厄，不在守旧，而在伪新；不在形式的流变，而在诗心的迷失。

 

当务之急，非为标新立异，而在“返本开新”。返者，返乎真诚的诗心，重拾对文字与传统的敬畏；开者，开创新境，以包容的胸怀接纳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真正的创新，不应是空中楼阁般的技巧炫耀，而应如杜甫般“转益多师”，既要有古典诗词的音韵与意境之美，又要有直面现代生活的勇气与洞察。

 

诗之真谛，在于真诚，在于共鸣。舍真诚而求创新，是谓舍本逐末。诗道的复兴，不应是复古的哀歌，而应是一场浴火重生的涅槃。当诗人们不再困守“小我”的牢笼，当形式不再是炫技的遮羞布，当诗歌重新接通地气与天穹，汉语诗歌必将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中，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中，迎来属于这个时代的黄钟大吕。

 

作者简介：

王瀚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职称，硕士研究生导师。

历任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石河子商业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石河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党委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兵团党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