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招魂”或“问诊”

——论陆健长诗《谁在瞄准哈维尔·米莱的头部？》

 

作者：李霞

 

在中国当代诗坛，陆健以其磅礴的笔力、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现实关怀，构建了一个独特而宏大的诗歌世界，尤其是他一直关注的“域外题材”的诗歌创作，以其惊人的体量、迅捷的反应和深邃的思考，如同一座座文字的纪念碑，记录并拷问着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与精神困境。从为马航MH370失联者长歌当哭的《太空中的1814400秒》，到为特朗普画像、直击美国政治生态的《裸体的特朗普》；从对俄乌战争中“两个弗拉基米尔”灵魂对视的冷峻刻画，到为梅西世界杯加冕而热泪盈眶的礼赞；再到对被核污水羞辱的海洋发出的悲愤诘问，以及对耶路撒冷这“三教圣城”无尽血火冲突的沉痛哀悼……陆健的诗歌雷达，几乎扫描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所有牵动人类命运的重大现场。

而在这一系列重磅之作中，2024年创作的长诗《谁在瞄准哈维尔·米莱的头部？》，无疑是一次“横空出世”般的爆发与超越。这不仅因为它是以诗歌形式对一位极具争议、正处于政治风暴眼中的外国元首——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进行的即时性、全景式书写，更在于它超越了对单一政治人物的素描，深刻触及了自由与秩序、改革与阵痛、个人与国家、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悖论。这首诗，是陆健域外题材创作中，思想密度最高、内在矛盾最尖锐、艺术手法最复杂也最成熟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堪称他个人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破局”之作。

 

一、瞄准“风暴眼”：米莱其人以及为何是“头部”

 

理解这首诗的起点，在于理解哈维尔·米莱。这位以狂野发型、摇滚乐队经历、极端自由奔放的经济主张和极具煽动性的演讲风格著称的阿根廷总统，本身就是当代世界政坛的一个“奇观”。他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手持电锯象征要“锯掉”臃肿的国家机构，在达沃斯论坛上痛斥集体主义，其“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在阿根廷国内引发了剧烈的社会阵痛与广泛的争议。

陆健选择“瞄准哈维尔·米莱的头部”这一意象，极具张力。“头部”，是思想的居所，是决策的中枢，也是肖像画最核心的部分，更是狙击手的目标。这个“瞄准”，是多重的：1.来自反对者的、现实的政治瞄准：“在一个27岁的青年，想要击中/哈维尔·米莱头部的时候”，开篇便设定了具体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这呼应了现实中米莱面临的暗杀威胁，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戏剧氛围。2.诗人审视的目光的“瞄准”：诗人的笔触，就像一具高精度的瞄准镜，不断在米莱的言行、思想、处境以及阿根廷的历史与现实中“对焦”。诗歌本身就是一次深度的“精神瞄准”，试图透过现象，直击本质。3.对于“靶心”的哲学追问：“但什么是幸福的靶心/或敌人的致命处？”这才是全诗真正的“瞄准”所向。诗人不满足于描摹米莱这一政治现象，而是要通过瞄准他，去瞄准那些更深层的东西：一个国家的命运，一种思潮的利弊，以及“自由”这个诱人却又布满荆棘的终极命题。当诗人写下“我的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支枪/对准自己的脑门”时，“瞄准”实现了主客体的合一。诗人与米莱，审视者与被审视者，在“面对绝境与抉择”这一人类共同处境上，实现了某种共情与互换。因此，“谁在瞄准”中的“谁”，既是那个激进青年，也是诗人，更是包括米莱自己在内的所有在历史洪流中挣扎求索的灵魂。而“头部”，正是这一切风暴的“风暴眼”。

 

二、诗意的解剖：文本结构与修辞的“电锯”

 

《谁在瞄准哈维尔·米莱的头部？》在结构上，如一场快节奏、多机位拍摄的电影蒙太奇，在现实、思辨、特写与全景之间自如切换。陆健调动了极为丰富的诗歌修辞手段，其语言的锋利与直接，甚至带有米莱式“电锯改革”的气质。

杂糅共生的语言奇观。这首诗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它熔铸了政治经济学词汇，“休克疗法”、“货币贬值”、“汇率崩盘”、“美元化”、“公共开支消减”。地缘政治名词，“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达沃斯峰会”、“东方货币互换”。本土文化符号，潘帕斯草原、伊瓜苏瀑布、马黛茶、探戈舞、《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日常口语与俚语，米莱标志性的粗口“他妈的！”（诗中反复出现），以及“给老黄瓜刷上一层绿漆”这类形象化的中国式表达。

哲学与意识形态话语。“理性的僭妄”、“集体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奥地利经济学”。这些看似格格不入的语言材料，被诗人强制性地并置、搅拌，产生了奇特的诗意张力。这种语言策略，精准地对应了米莱及其政策本身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来源及其矛盾性与颠覆性，也映射出阿根廷社会乃至当今世界观念撕裂、话语驳杂的现实。

锋利如刀的反讽与悖论。全诗充满了睿智而辛辣的反讽。例如描写米莱裁撤公职人员，用了一个极其残酷却又日常的比喻：“像在洞房里被买家推倒的女孩”，将改革的“合法伤害权”及其对人命运的巨大冲击，揭示得入木三分。又如，他写议会，“议会像一首结构松散的诗/哈维尔·米莱轻易地从上一行/转入下一行”，将政治运作的严峻与诗歌创作的自由形式联系在一起，极具讽刺效果。最核心的悖论在于对“自由”的反复咏叹：“自由万岁。他妈的！/……自由永远没有错/虽然有时候她有点喘不过气/自由如果只在旗杆上飘扬/那她就过于——不尊重自己了”。诗人将崇高的口号与粗鄙的口语、美好的理想与现实的骨感焊接在一起，呈现了“自由”这一概念在落地过程中的扭曲、挣扎与无奈。

角色扮演与灵魂的复调。诗中一个极其精彩的设计，是米莱的一段独白：“我的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支枪/对准自己的脑门。还有/谁的眉心被标注了靶盘的十环？/……”“现实有苦难，自由朝向未来/自由是期待与朋友的手相握/如同合恩角滩涂的风……”这不是米莱的原话，而是陆健为他设计的“内心咏叹”。诗人钻进了这个人物的皮囊，用第一人称的口吻，道出了其可能有的雄心、疲惫、信念与幻灭感。这让米莱从一个被观看的客体，变成了一个能与读者产生直接对话的主体，极大地增加了人物的复杂性和悲剧感。同时，诗人又随时跳出，以旁观者的视角评述，实现了“我——米莱——观察者”三者之间的复调叙事。

 

三、 自由的重量：一个政治符号的文化解剖

 

陆健并没有将米莱简单地当作一个政治正确的批判靶标，也没有盲目地赞颂其“狂人”形象。他采取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解剖术，将米莱视作一个承载了当代世界某种普遍焦虑与冲动的“文化符号”来进行分析。

国家困境的具象化肉身。米莱的“不讲究发式的发型”，既是其个人标志，也被诗人赋予了象征意义：“黑色火焰一般的燃烧物/或者是冒出金光的发型？”这形象地暗示了他的双重性：是毁灭之火，还是希望之光？诗歌反复描摹阿根廷的凋敝：“衣衫毛边了，旧了”，“货币贬值像富人兜风的车一般快”，“债务。伊瓜苏瀑布像水的高墙”。在这一片衰败的背景下，米莱的激进、他的“电锯”、他的咆哮，才有了滋生土壤。他是阿根廷这块苦难土地结出的一个既像恶魔又不大像总统的“奇异果”。陆健看得很准，他写道：“改革，涂涂改改，还是修修补补？/给老黄瓜刷上一层绿漆?/理性的僭妄，还是不加论证的/只管作揖或跪拜的信仰？”这既是针对阿根廷的提问，也是对所有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普遍困境的追问。

对“主义”幽灵的祛魅与纠缠。全诗最精彩的思想交锋，在于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一对“幽灵”的辩证审视。“集体主义者隔着雨衣搔痒/——极端个人主义者鬼鬼祟祟/或竭力让你认不出他的面目”“集体主义的体态比照企鹅的样子发福/个人主义偷偷模仿乌贼的动作”。诗人用一系列妙趣横生又刻薄无比的比喻，揭示了这两种意识形态标签化之后的荒诞与虚伪。他没有在二者之间做出简单站队，而是展示了其各自在实践中可能带来的问题。米莱所激烈反对的，和他所狂热推崇的，在诗人笔下都被还原为需要被审视的“主义的前缀词”——“宫廷御医都号不准脉的疑难杂症/魔术师抖开的黑布遮住的舞台道具”。这种冷峻的理性，使得诗歌超越了党派之见，上升为一种对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本身的形而上思考。那句“忘了谁说的，自由是好的/自由加上主义就另当别论了”，堪称警句，道破了无数“理想”在实践中异化的悲剧根源。

“他妈的！”——粗鄙之下的真实与脆弱。米莱的口头禅“他妈的！”，被诗人创造性地转换为全诗的一个结构性元素和情感爆发点。它不是单纯的粗口，而是一种情绪、一种姿态、一种对精英话语的刻意挑衅，更是一种在巨大压力下的情感宣泄。诗人写道：“自由万岁。他妈的！/我说的是全世界。他妈——的/——无可替代的语气助词”。当到最后，诗人代米莱，也代所有在绝境中挣扎的人悲叹：“自由不见了。我的自由消失了/只剩下‘他妈的’”，这句粗口终于褪去了所有表演成分，显露出其内核——那是当崇高理想彻底幻灭，所有堂皇话语都失效后，人类最本能、最真实、也最绝望的叹息。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在这位“狂人”的惊世骇俗之下，涌动着一股浓郁的悲剧底色。

从“米莱”到“世界”，陆健域外题材的诗学升级。将《谁在瞄准哈维尔·米莱的头部？》放置在陆健的“域外题材诗选”序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诗学上的升级与深化。

从“事件”到“人”的深度聚焦。在《太空中的1814400秒》《被羞辱的水》等作品中，诗人主要聚焦于灾难性“事件”及其引发的集体性情感风暴，其主体是“我们”（人类、受害者群体）。在《弗拉基米尔的荒凉》中，两个政治人物的对决被抽象为两种意志的较量。而在这首写米莱的诗中，焦点更集中于单一的、充满争议的“个人”。诗人必须直接面对和处理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矛盾体，深入其内心世界，刻画其性格的多面性。这要求更高的移情能力和心理洞察力。

从“批判”到“悖论”的思想转向。早期域外题材诗作中，诗人的道德立场相对清晰，批判指向明确（如对霸权、对污染、对战争的谴责）。而在写米莱时，情况复杂得多。米莱的“休克疗法”是好是坏？其极端自由主义是解药还是毒药？诗人没有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呈现了改革过程中的巨大代价与可能希望，呈现了自由理想与现实约束之间的深刻悖论。诗中的“瞄准”，也因此充满了犹豫和自我质疑。这是一种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思想深化，更贴近现实世界的暧昧与复杂。

从“悲剧性崇高”到“荒诞性反讽”的美学拓展。在为MH370或耶路撒冷所写的诗中，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性崇高感，是对逝者的哀悼，对和平的祈愿。而在米莱这首诗中，虽然底色仍是悲剧（一个国家的苦难，一个人的负重前行），但其美学风格却是高度反讽和荒诞的。总统的鸡冠头、粗口演讲、比喻为电锯的改革、议会像松散的诗……这些充满荒诞感的意象和比喻，构成了全诗的主导风格。这种“荒诞的反讽”，或许更适合于表现我们这个光怪陆离、价值颠簸的后现代政治景观。

自我投射与身份扮演的复杂化。在多数域外题材中，诗人是以“中国诗人”或“世界公民”的统一身份在发声。而在米莱这首诗中，诗人出现了显著的“自我分身”。一方面，他是冷静的观察者；另一方面，他借米莱之口说出大段内心独白，甚至明确说：“我是寄生于总统身上的自由的闪光/你也可以视我为负重的普通人”。在结尾处，诗人更是与米莱的瞄准手势合一，进行自我的灵魂拷问。这种复杂的角色扮演和情感投射，使得这首诗不仅是一幅人物肖像，也成了诗人自己面对世界困境时的一部“思想剧”。

 

四、长诗的可能：为世界“招魂”或“问诊”

 

陆健的这一系列长篇政治抒情诗，让我们重新思考在碎片化阅读时代，“长诗”这一文体的可能性。

容量与气象：思想体系的容器。这些长诗，动辄数百行，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逻辑架构和持续的情感张力来支撑。陆健展现出的，是一种百科全书式诗人吞吐万象的气象。他能在诗中自如地谈论国际关系、经济政策、历史文化、足球巨星、甚至科学理论。这种巨大的容量，使得他的诗不仅仅是抒情，更是对复杂现实进行“问诊”和“建模”的思想体系。他将诗歌提升到了一个可以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对话的智识高度。

新闻性与永恒性：为时代立此存照。陆健的域外题材诗，具有极强的新闻性、时效性，往往紧跟热点事件。这本身是一种冒险，容易让诗歌沦为时评。但他成功地超越了这一点。他为每一个事件找到了一个可以通向永恒人性或哲学困境的“接口”。MH370事件，通向的是现代文明的脆弱与无常；俄乌冲突，通向的是领袖意志与历史宿命的悲剧；耶路撒冷，通向的是信仰与仇恨的千年纠葛。而在米莱身上，他则通向了“自由”这一人类文明的核心命题在21世纪的艰难实践。这使得他的诗，既是为时代立此存照的“诗史”，也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哲学沉思录。

声音与口吻：从“他者”到“我们”。陆健为域外人物和事件找到了合适的诗歌声音。他写梅西，语调是崇敬、抒情而温暖的；写耶路撒冷的孩子艾尼瓦尔，语调是沉重、哀伤而无力的；而写米莱，语调则是跳跃、反讽、强悍又时而悲怆的。这些不同的声音，避免了单一视角的傲慢，体现了一个诗人对“他者”的理解与尊重。而最终，所有的书写都指向了“我们”。在米莱的诗中，他让我们看到，无论在地球哪一端，人们都在为匮乏、为秩序、为自由而苦苦挣扎。瞄准米莱头部的枪口，或许也是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拷问的是每一个现代人：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愿意为自由付出多大的代价？

《谁在瞄准哈维尔·米莱的头部？》是一首没有答案的诗，因为它在面对哈维尔·米莱这一极其复杂的政治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时，拒绝给出任何简单、明确的道德或政治评判。这首诗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悬置了答案，转而呈现了问题本身那令人窒息的重量与深刻的悖论。

诗歌开头便设置了一个极具张力的现实场景：“在一个27岁的青年，想要击中/哈维尔·米莱头部的时候”。这似乎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米莱的头部）和潜在答案（刺杀成功与否）的事件。然而，诗人笔锋一转，立刻将这个具体的“头部”虚化，提出了一个哲学性的追问：“但什么是幸福的靶心/或敌人的致命处？” 这一问，将“瞄准”的对象从米莱这个个体，漂移到了“幸福”、“敌人”这些抽象而终极的概念上。于是，全诗的“瞄准”行动丧失了确定的标靶。是要瞄准米莱的激进政策吗？瞄准阿根廷积重难返的贫困？瞄准庇隆主义的遗产？瞄准全球资本主义的弊端？还是瞄准“自由”这个口号本身的虚妄？当靶心本身变得模糊不清，击中它所带来的答案也就随之消散了。诗人不是在射击，而是在通过瞄准镜反复搜索、对焦，而那个清晰的答案始终没有出现。

全诗最核心的无解之处，在于对“自由”这一崇高理念的复杂呈现。诗人没有歌颂它，也没有诋毁它，而是将它悬置在一个巨大的悖论之中。口号与现实的撕裂，一边是米莱在达沃斯振臂高呼“自由万岁。他妈的！”，另一边是阿根廷“货币贬值像富人兜风的车一般快”，是“被裁退”的公职人员“像在洞房里被买家推倒的女孩”。当绝对自由的理念以“休克疗法”这种近乎暴力美学的方式落地时，它带来的究竟是解放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伤？诗人没有说。理想与主义的互搏，诗中点出了“自由”的悖论式存在：“自由永远没有错/虽然有时候她有点喘不过气/自由如果只在旗杆上飘扬/那她就过于——不尊重自己了”。更深刻的是那句，“忘了谁说的，自由是好的/自由加上主义就另当别论了”。当鲜活的、个体的自由被体系化为“自由主义”，甚至成为政治博弈的意识形态武器时，它是否已经背叛了自身？诗人指出了这个陷阱，但并未指明绕开陷阱的路。最终只剩粗口的虚无，诗歌结尾，当所有的理想、奋斗、牺牲都陈述完毕，最终剩下的是：“自由不见了。我的自由消失了/只剩下‘他妈的’”。这句国骂，既是愤怒，是无奈，也是一种彻底袒露的真实。它在解构了所有宏大叙事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确定性，而是留下了一片巨大的情感和意义真空。这便是诗给予的最终“答案”——一种无解的、粗砺的真实。

写作者在诗中的位置，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无解感。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审判者，而是一个充满困惑的介入者和共情者。共情者的“进入”，他大段地代入米莱的第一人称内心独白，试图理解这位“狂人”的疲惫、信念与悲壮感。这使得诗歌超越了简单的批判，进入了人物充满矛盾的灵魂深处。审视者的“跳出”，他同时保持冷静的旁观，用锋利的比喻解剖其政策的残酷性，用反讽的语调描述其行为的荒诞性。自我投射的“合一”，诗人自己也做出了那个瞄准的手势，“我的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支枪/对准自己的脑门”。他把自己也放置在被审视、被瞄准的绝境之中。这种与书写对象的彻底合一，让他失去了给出外在于己的“标准答案”的立场。他不再是那个可以给出诊断的医生，而成了与病人一同在病痛中挣扎的个体。一个同样在问路的人，无法给别人一张明确的地图。

长诗的结尾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意象的悬停：“我的终结，就是眼睑被南乔治亚岛/那座新月形岛的冰河封冻/——长久的静默，就是/自由不见了。我的自由消失了/只剩下‘他妈的’”“长久的静默”，就是这首诗给出的最终形态。那个预设中的枪声（答案）并未响起。一切喧嚣的辩论、痛苦的抉择、激进的改革、崇高的口号，最终都沉入了无声的冰河。没有宣告胜利，没有哀悼失败，只有一种所有意义在矛盾中耗尽后的绝对静止。这种“静默”，不是答案，而是所有可能答案的消音室，是问题本身最沉重、最终极的回响。

诗的“没有答案”，不是因为思想的贫瘠，恰恰是因为它对现实的复杂性报以了最高的忠诚。 它忠实于米莱现象本身的矛盾性，忠实于“自由”理念在现实中的悖论，更忠实于诗人自身面对这一切时的困惑与悲悯。它用一首诗的力量，拒绝将世界简化为黑与白，拒绝给出轻佻的允诺，而是将我们领到那个巨大的问号面前，让我们与诗人、与米莱、与所有在绝境中挣扎的人一起，凝视着那个不可穿透的命运的深渊。因此，它才如此沉重，如此有力，如此“没有答案”。

陆健以他“横空出世”般的创造力，不仅为中国诗坛贡献了一部极其独特而有力的作品，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来自中国诗人视角的、关于我们这个矛盾时代的深刻证词。他的“瞄准”，是一种深沉的关切，是一次沉重的问诊，更是一场用诗歌为这个荒诞而伟大的时代进行的悲怆“招魂”。这部作品，无疑将成为他个人创作，乃至当代中国长诗写作的一个醒目路标，标示着一种将宏大叙事、锐利思辨与个体生命体验完美融合的、无可替代的诗学可能。它粗粝、生猛、热气腾腾，如同一块刚从时代熔炉里捞出的、尚在跳动的矿石，坚硬，滚烫，带着所有矛盾与能量，等待着时间与读者的检验。

 

2026年5月于郑州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