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骸”之中，可有“魂火”？

——重审文化认同之困

 

作者：王瀚林

 

世间万物，总在消长之间。文化如河，或湍急奔涌，或静水深流；文学似舟，载人间悲欢，划出层层涟漪。近来读罢几卷新旧典籍，忽觉涟漪深处有一种执拗的回声——那是对“认同”与“归属”的追索，其声切切，其意绵绵，亦不乏撕裂与挣扎。然而我欲追问的并非“我们归属何种文化”，而是一个更冷峻的问题：当文化的躯体已成骸骨，其中可还有不灭的魂火？

 

这一问，须先辨明何谓“文骸”，何谓“魂火”。文骸者，文化之遗形也——典章制度、道德教条、语言符号、审美范式，一切曾经鲜活却已固化之物。魂火者，文化之精神也——批判的自觉、创造的冲动、对人之境况的深切凝视，以及敢于自我否定的勇气。文骸可以陈列于博物馆，魂火却只能在当下的灼烧中显现。重审文化认同之困，实为辨别：我们所认同者，究竟是温热的魂火，还是一具精致的文骸？

 

中国文人自古便在这辨别中浮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欲以周礼匡正天下，终叹"礼崩乐坏"。他毕生所维系者，究竟是周礼的魂火，还是周礼的文骸？若说是魂火，为何“克己复礼”的执念在春秋乱世显得如此迂阔？若说是文骸，为何“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又透着一股不肯熄灭的热力？庄子鼓盆而歌，逍遥濠梁，看似超脱于认同之争，实则以“齐物”之刃，剖开了中原礼法与楚地巫风之间的裂隙——他否定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僵化后的那具骸骨。

 

及至近代，西学东渐，旧学与新知的碰撞如金石相击。鲁迅的冷峻正在于此：他既非文化虚无主义者，亦非传统的盲目守陵人。他言“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语似决绝，实含对文骸的厌弃与对魂火的渴求。阿Q头顶癞疮疤，口念“精神胜利法”，是旧文化溃败中苟延残喘的缩影；然其“革命”的荒诞，又折射出乡野草民对“新天新地”的朦胧向往——那向往中，既有对旧文骸的颠覆，亦有对新魂火的饥渴。 灰烬之下，确有余温，但余温不等于烈焰。

 

文化认同若沦为对文骸的跪拜，便成枷锁；唯有以魂火熔铸文骸，方能成就真正的文学。试观《诗经》，十五国风，各言其志，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质朴，正是魂火初燃时的原始热力。屈原投江，非仅为殉一国，实为殉其心中之“楚”——那巫风弥漫、兰芷芬芳的故土，早已化作精神的图腾。然《离骚》之伟大，不在于忠君爱国的道德文骸，而在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在于以个体的孤愤撞击整个时代的沉闷。唐宋以降，杜甫“致君尧舜上”是文骸层面的抱负，“三吏”“三别”中那浸血的民生凝视才是魂火；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亦不是对儒道释文骸的拼贴，而是在贬谪与苦难中淬炼出的精神自由。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封神演义》，谓其"神魔皆出，侈谈大战，实则亦不过各据一方，无关宏旨"，直指其文化想象的空疏——那是一场借神话之名进行的文骸搬运，不见魂火，只见符咒。 可见真正的文化认同，须如金石相击：既有铿锵之声，亦需烈火淬炼。空有其壳而无其魂，不过一具徒有其表的文骸。

 

今日之世，文化认同更成一场无声的鏖战，而战场往往设在文学的腹地。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如火如荼，土地里浸透的不仅是血性，更有民间信仰与历史创伤的交织。《檀香刑》以猫腔为引，将刽子手的冷酷与百姓的愚昧并置——那面铜镜照见的，恰是传统文化中野蛮与温情纠缠共生的真实面相，而非经过净化的道德文骸。阿来的《尘埃落定》以藏地土司制度为幕布，演绎权力、信仰与人性之纠葛。那"傻子"少爷的痴言妄语，实为对文化宿命的叩问：当现代性的铁蹄踏碎古老的碉楼，人们急于抢救的究竟是土司制度的文骸，还是藏地精神中那份面对无常的从容与敬畏？

 

然而文化认同之难，恰如水中捞月，看似触手可及，实则虚实难辨。木心曾言：“中国文化的酒瓶，装了西洋文化的酒，醉倒的仍是中国人。”此言辛辣，道破全球化浪潮下认同的尴尬：我们太容易将别人的魂火当作自己的文骸来供奉，或将自家的文骸伪装成魂火来兜售。 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将拉美的魔幻与现实铸成世界文学的范本，胡赛尼以《追风筝的人》将阿富汗的战火化作普世的人性寓言。他们的成功不在于展示了异域风情的文骸，而在于让拉美的孤独、阿富汗的背叛，成为了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文化认同若固守一隅，便成枷锁；若敞开胸怀，反能融汇百家。然融汇并非消解——这正是“文骸”与“魂火”的分野：躯壳可以借取，魂魄须自家点燃。

 

鲁迅便是那点燃魂魄之人，然其点燃方式，值得今人重审。他早年留学东瀛，弃医从文，自谓“精神界之战士”，杂文如投枪匕首，直指国民性痼疾。然其藏书之中，金石拓本、佛经野史，比比皆是。孙郁教授论其“暗功夫”，谓其“对刻本源流、史实考辨，皆可与晚清大学者比肩”。这“暗功夫”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认同？只不过这认同，非跪拜，非盲从，而是以批判为刃，剖开腐肉，寻那筋络间跃动的生机。他曾讥讽周作人、施蛰存之流的“雅士趣味”，实是警惕士大夫的迂腐气侵蚀新文化的锐气。文化认同于他，恰似猛药治沉疴——须以痛楚唤醒麻木，方能在文骸中逼出魂火。

 

而今人常论“文化自信”，却少有人追问：自信之源何在？若自信仅源于对过往辉煌的追慕，则与阿Q的“祖上阔过”何异？那不过是在文骸前自我催眠。吴炫教授提出“文学穿越论”，谓文学当“突破文化制约，实现自我创造”，此言深得我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千年风沙侵蚀，色彩斑驳，然其神韵未减，反因残缺而生出永恒之美——那残缺不是文骸的破损，而是魂火在时间长河中灼烧的痕迹。 文化认同亦当如此：它不是对废墟的凭吊，而是以废墟为基，重建精神的庙宇。庙宇之中，供的不是死去的偶像，而是不灭的魂火。

 

犹记章太炎授业时，鲁迅与同窗听讲《说文解字》，那“小学”功夫看似迂阔，却为日后杂文的字字见血埋下伏笔。文化认同，终究要落于行动。莫言写高密，阿来写藏地，马尔克斯写马孔多，皆是以笔为犁，在文化的冻土上垦荒。这垦荒，既需对故土的深情，亦需对异质的包容。恰如鲁迅论杂文：“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文学的楼台本无高低之分，唯真与伪、诚与诈之别。而真与诚，正是魂火的燃料。

 

黄昏时分，独坐窗前，遥想百年前鲁迅在仙台观幻灯片时的心境：那围观砍头的看客，麻木如木偶；而幻灯片外的青年，却以笔为刀，剖开这麻木的皮囊。今日之文化认同，或许亦需这般决绝——既要敢于直面历史的疮疤，辨认哪些是文骸的腐肉，哪些是新生的肌理；亦需在辨认之后，以自身的体温去点燃那尚未熄灭的余烬。

 

文化如河，逝者如斯。然文学的回声，终将在两岸峭壁间激荡，化作不息的涛声。文骸或可沉舟，魂火终不会熄——只要还有人愿意在废墟上提笔，在灰烬中追问，在漫长的寒夜里，做那个不肯合眼的守火人。

 

作者简介：

王瀚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职称，硕士研究生导师。

历任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石河子商业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石河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党委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兵团党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