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算法成为新的“文秤”，文学批评还需要“人”吗？

 

作者：王瀚林

 

夜读《文心雕龙》，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句，案头烛火摇曳，将纸页上的墨迹映得忽明忽暗。这光影的交错，倒似文学批评的宿命——一端是铁尺般的客观圭臬，一端是飘忽不定的主观萤火。而今，第三端出现了：算法。

 

本文所谓“客观”，是指可重复、可量化的规则，无论是乾嘉考据的训诂法，还是今日后台的点击率模型；所谓“主观”，则是批评者以不可还原的生命体验介入文本，金圣叹之“痴”，脂砚斋之“泪”，皆属此类。问题在于：当算法以“客观”之名取消了批评的“主观”维度，文学批评是否正在经历一场认识论上的削足适履？不，更准确地说，是铸履为足——算法不是要改变文学去适应数据模型，而是直接将阅读体验的多样性“铸造”成它可处理的单一形态。这种暴力不是来自外部强制，而是来自内部诱惑：当创作者和批评者为了被看见而主动“数据化”自己时，人的主体性便在不知不觉中让渡出去了。

 

一

 

中国文坛的秤杆，自古便不排斥主观。孔子删《诗》，以“思无邪”为尺，但这尺子本身便是价值判断，而非物理度量。刘勰作《文心雕龙》，既要“原道”“宗经”，又叹“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可见他深知：文法可以归纳，文心不可穷尽。

 

金圣叹批《水浒》，将李逵杀虎的斧痕比作“劈开混沌”的雷霆；脂砚斋于黛玉葬花处点出“泪债血偿”的谶语。此等评点，绝非后世所谓“读后感”——那是以血肉之躯与文本对撞，撞出的裂痕里，才见真光。鲁迅论《儒林外史》，既考据其“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史笔之严，又感喟范进中举时“喜极而疯”的人性之荒诞。这“感喟”二字，便是主观的合法领地：批评者不是CT机，而是与对象共呼吸的活人。

 

此处关键，在于古典批评的“主观”恰恰以其不可通约性为价值。金圣叹之“痴”无法复制，脂砚斋之“泪”无法量产。一旦将《红楼》的批语输入数据库，算法可以统计“泪”字出现频次，却无法解释为何第六回批语中的“泪”与第七十八回批语中的“泪”，分量截然不同。这种无法被编码的剩余，便是人的尊严所在。

 

二

 

西学东渐后，这杆秤被拆成两半。马克思、恩格斯谈文学批评，必提“美学的”与“历史的”双轨并行。恩格斯评歌德，既赞《浮士德》如“德意志精神的史诗”，又斥其委身魏玛宫廷的妥协——“责备”二字，分明是美学尺度与历史砝码的角力。黑格尔在《美学》中预言浪漫型艺术终将因“主体性膨胀”而解体，这预言倒似为20世纪现代主义写的悼词。

 

然而，这种二元对立本身便是病症。当“主观”被划归为个人感受、“客观”被划归为科学规律，批评便失去了第三条道路：那种“以意逆志”的交融状态。张旭东重读鲁迅时提出“悬置文学史知识，直面文本肌理”，这法子颇似中医诊脉——暂时搁置《呐喊》《彷徨》的文学史定位，只将手指按在《药》中人血馒头的冰凉上。但“悬置”的前提是承认：有些知识无法被编码，有些感受无法被转译。这其实正是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中国式表达。“悬置”（epoché）的本义，就是把既有判断括入括号，直面事情本身。张旭东未必套用现象学话语，但他凭直觉触到了核心：不是否定知识，而是承认在知识之前，有一层更原初的“被给予性”——那是算法尚未抵达、也永远无法抵达的地层。算法的疆域只能是已被编码的知识，而人类批评可以“悬置”知识，直面陌生之物。

 

这便为后来的算法霸权埋下了伏笔。既然主观与客观势不两立，那么当“客观”进化到算法阶段，“主观”便显得多余而可疑——正如医院用CT取代老中医的脉诊，今日文坛亦在用“数据”驱逐“体认”。

 

三

 

今人谈网络文学，常津津乐道于“体认式评价”的民主化。起点中文网的“段评”如野草疯长，读者在“本章说”里斗图、玩梗、发弹幕。金圣叹若穿越至此，怕是要惊呼：“批书不必藏之名山，顷刻间万千看官击节。”

 

但且慢。这万千击节，实则是算法精心编排的均值暴政。当十万条“本章说”被折叠为“热门评论”，当豆瓣五星制将《尤利西斯》和《大王饶命》置于同一量表，批评的“主观”不是被尊重了，而是被平均化了。传统批评中“主观”的价值在于不可通约，而算法的“客观”恰恰要消灭这种不可通约——它用“完读率”丈量《百年孤独》，用“情绪值”解析《狂人日记》，将复杂的阅读体验降维为“正向/负向”的标签。

 

更隐蔽的是推荐算法。它制造信息茧房，使批评同质化：你点赞过三次“甜宠文”，系统便判定你的文学口味为“高糖”，从此《罪与罚》永不出现在你的时间线。批评在此沦为消费行为的数据反馈，而非思想交锋的战场。当《克拉拉与太阳》的AI视角遭遇“数据库消费”，当莫言《蛙》的计划生育叙事被短视频切割成十五秒的泪点，这“主观感受”已沦为流量木偶——鲁迅所谓“无物之阵”，竟在赛博空间借尸还魂。

 

然而还有一层更深的反讽。我们需要区分两种算法：作为分析工具的算法（如远读、情感计算）与作为过滤机制的算法（如推荐系统）。前者只是“文秤”的新刻度，后者才是真正的“铸履为足”——它不仅在测量，更在塑造阅读行为。而后者的暴力呈现出双重命运：

 

前算法时代：不可通约是个体的财富——金圣叹批《水浒》的独特视角，脂砚斋评《红楼》的泣血之语，都是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

 

算法时代（表层）：算法声称要消灭不可通约——用均值、概率、标签将一切差异数据化。

 

算法时代（深层）：算法实际上重构了不可通约——不再是个人与文本之间的私密裂隙，而是群体与群体之间被算法浇筑的信息高墙。

 

三重反讽：算法以“客观”之名消灭了主观，却以“个性化推荐”之名制造了新的、更深的不可通约。人与文本之间那道私密的裂缝被填平了，人与人之间的裂缝却被凿得更深。你永远不会知道对方为何为一段文字落泪，因为你们根本看不见同一段文字。

 

至于AIGC，那更是釜底抽薪。ChatGPT可以模仿鲁迅文风写网文，可以解析《野草》的意象系统，甚至可以生成“金圣叹式”的批语——比金圣叹更懂“草蛇灰线”，比脂砚斋更擅“泪债血偿”。当机器也能写出“快哉”二字，“主观”与“客观”的古老争端便显得可笑了：机器没有主观，却比任何人都更“客观”地掌握了主观的修辞术。

 

四

 

返观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箴言，文学的秤杆终究要称量世道人心。但今日之“益”，已被算法重新定义为“转化率”与“留存时长”。

 

暮色四合时，忽忆鲁迅《野草》中的铁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若绝望与希望同为虚妄，“守护”便无从谈起。当算法已经学会模仿金圣叹的批语，甚至比他更懂“草蛇灰线”，人类批评者最后的壁垒，或许不是“客观”或“主观”，而是敢于承认“我读不懂”——这种承认的诚实，是任何算法无法量化的羞耻与尊严。

 

有人会问：算法不也能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吗？是的。但那不是“承认”，而是功能性的边界声明——它没有羞耻或尊严的情感质地。真正的区别在于：人的“读不懂”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开始的契机——它打开追问，激发诠释，甚至催生新的批评语言。而算法的“无法回答”只是停止，不会转化为更深层的探寻。

 

承认“读不懂”，不是放弃批评，而是批评的重新开始。算法能回答一切它被设计去解决的问题，但它永远无法为自己提出一个超出其知识边界的问题——而那，才是批评的起点。

 

寒夜将尽，东方既白。但天亮的，未必是人的世界。当算法完美地模仿“主观”，真正的“主观”反而显影为不可化约的剩余。这不是守护古典批评的孤芳自赏，而是在赛博废墟上辨认残砖断瓦——并敢于用它们搭建新的、不合时宜的栖居。

 

作者简介：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职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

历任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石河子商业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石河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党委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兵团党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