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词者”
——柏桦《一点墨》读后
文/李商雨

人常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又说写作是“寻章摘句老雕虫”（李贺《南园十三首》），古来作文，不过是错画成文。当我说这些的时候，也并无新意，不过是在做一份编织工作。
近日，我在读柏桦新出版的一本书《一点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这本书在其封面印有这样的言语：“诗歌非诗歌，散文非散文，随笔非随笔，小说非小说。”因此，编辑说它是一本“四不像”。这般文字，乃是对其文体的描述，是为勾起读者的好奇：不过，柏桦也是一向以其文本的颠覆性而令人刮目，这一次又会端出什么佳肴来飨读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即仅凭《表达》一诗，成为中国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而后的一系列诗歌，莫不在文体上为天下先，《夏天还很远》、《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琼斯敦》、《在清朝》等早已成为读者耳熟能详的汉语诗歌名篇；尤其让人难忘的是，几年前的一首《水绘仙侣》，竟以注释敷衍成书。三十多年来，柏桦写作一个刺目的特征，就是对文体的极限式的追求，和对技法有如工匠怀着锻造精良刀剑的心情的耽溺，这都可以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庞德或纳博科夫。关于文体的创新，《一点墨》也不例外——它给予我的是震动，是的，震动。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书的封底印有这样的文字：“上架建议：畅销∣随笔”。可是，这本书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而是一个文体的自我挑战。针对此，我想说的话太多，比如说，这本书中的诗歌部分，但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先撇开诗歌不谈，择本书较为鲜明的一个特点——互文性——简单谈一下。
其实，我与这本书也算是颇有些缘分的。去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柏桦成都的家里，有幸亲睹他写下《一点墨》的最后一笔。当时，我们讨论了第646章《橘哉》：“橘不橘/橘哉！橘哉！”从句法上，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论语·雍也》的一句话：“觚不觚，觚哉！觚哉！”何其相似！这不是在“偷”吗？还记得艾略特说过的那句有名的话“小诗人借，大诗人偷”吗？
这也恰是本书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按照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看法，这两个文本之间构成了一对互文关系，柏桦的文本有一种超文性，也即，《橘哉》是从《论语》中派生出来的，前者与后者也便构成了一种文本间性。热奈特在其《隐匿稿本》一书中写道：“我所称的超文是：通过简单的转换或间接转换，把一篇文本从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来。”如果打开《一点墨》，我们会随处发现，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自己已有的知识或文本记忆，有时，有些篇章，是对已有文本略加改造，有些文本则几乎直接抄下，举例说，第281章《河南的水利》：“毛泽东说：‘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斗争。’”全文仅此一句。
米歇尔·施奈德（Michel Schneider）在其《窃词者》中说：“文本从何而来？原有的片断、个人的组合、参考资料、突发事件、留存的记忆和有意识的借用。”柏桦以其大胆的姿态，用互文性错画成文，织成《一点墨》长卷锦缎，648章，每一章皆为点缀，汇成画卷上一春烟花。又恰如隋炀帝之迷楼，“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唐·冯贽 《南部烟花记·迷楼》），怪乎杨广大喜说：“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
如果从《一点墨》全书架构看，它又会让人联想起清少纳言《枕草子》，二者之间的超文性程度之强，值得专门深入研究。正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说的：“每一个文本把它自己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从她对互文性的经典定义中，我们又看到，《枕草子》与李商隐《义山杂纂》、白居易诗歌、司马迁《史记》之间的血缘关系。无论古今中外，不管在文学的外部还是内部，互文性无处不在，或者说，没有互文性，即没有文学创作。这个道理，在汉语的写作历史上，是柏桦通过自己的文本让我们知晓这一点的。互文是美的传承，每一个有力的文本，都是一个印记，之前的美，传到后面的文本，犹如镜子，一面一面镜子，构成镜子的世界，乃成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