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烈酒
方希
 
余泽民的小说最初让我联想起的是上世纪80年代查建英一干人等写作的留学生小说。事实上，无论从题材还是语言上，《送你一条鲨鱼》、《火凤凰》、《水仙神》和《丛林下的冰河》、《少女小渔》的相似远远少于它们的区别，但是一种已经被稀释的东方视角还是唤起当初读留学生文学时的感受。
余泽民跟当时去国赴美的留学生们相比，少了主动作为外来者的审视、尴尬和适应性努力。他在异国待了十几年，一开始就以工作身份立足外乡，外乡是个生存之地，和作为留学生不自觉的文化比较心态已有所疏离。《狗娘》中的丹尼大叔、《送你一条鲨鱼》中的卡塔琳、《火凤凰》中的卡曼和皮皮，被全面温和地生活化，他们的哀伤、怀疑、痛楚和欲望结实散落，看起来既不怪异，也不亲切——怪异无非会因为把自己当了外人，亲切无非是把外人当成自己人来揣度——因此也丧失了所谓文化比较的符号感。那些作为第三人称写的小说，大量的叙事恍惚感觉在读翻译小说——没拿自己当外人，是个主要原因。
当初的留学生小说，语境和结构都是中国化的，国外的生活和人物在核心冲突中扮演戏剧化的角色，承载符号的功能，从个人情境入手，不过指向却是宏大叙事，关于民族、女性、文化的话题从一开始就被设置。余泽民的这些小说已经脱离了清晰的中国化语境，境外生活也就是个普泛场景，这让他更从容地提出一些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在狡黠还是温厚的土壤上，总有共通之处，表述也更加松弛和自由。
《狗娘》中关于死亡的疑问一直是丹尼大叔的问题，他被各种各样的死亡追迫着，不得不从回避到试图正视，从焦虑到理解，从恐惧到温和地等待。他从爱妻、邻居、老朋友的死中承受痛苦，不断逃逸。他走出丧妻之痛的一个主动措施就是，寻找房客。这个中国房客和丹尼大叔交往日深之后，丹尼大叔对他的最慎重的告诫关于安全——不过最后中国房客穆良还是死了，丹尼大叔又一次面对熟悉的死亡。“就像是一个人清楚地知道有一支上了膛的枪口正瞄准着自己，只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扣动扳机？不知道子弹将从哪个方向射向自己？他能做的，只有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耐心地等着……”这是丹尼大叔的担忧，未始不会是活到老年的穆良的困境。穆良妈的咖啡和呼噜让丹尼大叔感到了温暖和松弛，这个临时充扮的家庭化女人、琐碎的家事和回忆成为走出恐惧最简单的药方。
《火凤凰》中的匈牙利孩子皮皮和中国孩子邢宇之间，只隔着不一样的财富背景，皮皮偷了邢宇的耐克鞋，穿着鞋奔跑仿佛能跑出自己恶臭到令人窒息的家，邢宇对于鞋的丢失倒不大关注，他买到了一双新鞋之后，一定要坐上公车去孩子气地炫耀。这是两个几乎完全相似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贫穷带给皮皮的愤怒——这种儿童战争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斗气、厮打、和好和嫉妒，不断重复上演，从未间断。皮皮因为邢宇被欺负而癫狂，他拿着刀追杀的，也有那个羞愧和愤怒的自己。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曾经讨论过富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富人实在是不一样，而海明威认为这个不同也无非是钱而已。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皮皮就是菲茨杰拉德，而邢宇则是那个海明威。
余泽民的小说中已经缺失的大词环境和理想态，作者似乎也没有创造寓言的野心，在一个更宽阔的语境中，财富、劳作和欲望并未让人扭曲到戏剧化的疯癫，人们因为精细而显得吝啬，因为惭愧而表现豁达，因为爱和欲望而忍让体谅。在浮华之下，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水仙神》和作者的其他小说不大一样。作者无心做基础的铺垫，结构也显得随意很多，恰恰省却了一些平常的过度，灵动轻滑，颇具张力。美男凯利的出场让人想起了典型古龙式的表述，“我”的出现也隐隐约约，之后的大部分篇幅，“我”一直在描述经典情人凯利和安娜的爱情，他们爱中的“敌意”，出于对爱人理想的要求，结果捆绑不堪其累。安娜放松了捆绑，不断遇到情人，而凯利则更彻底爱上了自己，而“我”和安娜也成为情人。凯利和“我”在冬夜遇上后，“我们”强烈涌起了“找个暖和的地方坐坐”的渴望。“我们”之间没有角力，“爱”在“我们”之间传递流淌，就像酒吧门口的人群，“象鱼一样地游出游进，虽然拥挤，但并无碰撞。”
余泽民的小说的主题词是爱和死亡，这两个带有血腥和哀婉气度的主题在作者的表达中没有浑浊和撕裂的疼痛，即使是破碎的，也有更为宽怀的体谅和善意把它们包裹起来。余泽民不选择一种平静而残酷的表述，也不趋于形式上的激越，像那首老歌说的：“爱与哀愁像杯烈酒”，不过这杯烈酒只在冬夜酒吧里围坐而酌。即使浓烈奔涌，也更宜互相温暖吧。
 
                                                                                                  （余泽民自荐，作家网编辑安琪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