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 
文| 何言宏
 
一
 
对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曾经有很多不同的观察，有人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新诗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很多相当重要的诗人与诗作，诗歌已经全面复兴；有人对此则不以为然，甚至在判断上与此相反，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并没有出现好的诗人，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他们因此也很少——甚至是拒绝阅读。对这两种观点，我并不想只是简单地附和。因为前者过于乐观，轻忽了一些隐含在“复兴”背后的基本问题；而后者，则由于阅读的局限，实际上对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个人以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虽然就其精神和美学上的“历史突破”而言，比不上很多人所怀念的 1980年代，但还是以其独特的诗歌成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是中国当代诗歌史，甚至也是整个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相当独特的“诗歌时代”。
 
以“诗歌时代”这样的说法来指称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意味着后者明显有着相对的独特性、阶段性和历史完整性，有着诗歌史分期的意味。实际上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不仅有着自己的历史前提和社会背景，也有自己的诗歌史特征。就历史前提和社会背景而言，2001 年的“911事件”引发了全球格局的历史性巨变，继 1990 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与紧张更加由此前的意识形态层面而被文化的层面所代替，文化与文明，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包括很多诗人所迫切面对与突出考虑的问题；在中国内部，1997 年 7 月1 日的香港回归、1999 年 12 月 20 日的澳门回归和大陆与台湾之间于 2008 年基本实现的两岸“三通”，对于促进两岸三地的诗歌交流、共同营造汉语诗歌的诗歌文化与诗歌生态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2001 年，中国加入 WTO，市场化社会逐步形成，随着消费文化的日益蔓延和网络文化的不断发达，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裂变……要知道这些变化，并不仅仅简单地构成着我们诗歌实践的外在背景，而是从很多具体的方面，甚至是从深处与根部，影响着我们的诗歌。
 
另一方面，从诗歌史自身的历史演变与发展逻辑来看，1999 年 4 月的“盘峰论战”提出的很多重要问题，比如诗的本土传统与西方资源问题、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问题、诗的叙事性与口语化问题、个人写作问题等等，经过 1999 年和 2000 年近两年的拓展与深化，尤其是以王家新、孙文波所编选的《中国诗歌：90 年代备忘录》和杨克主编的《1999 中国新诗年鉴》《2000 中国新诗年鉴》等汇集了论争中重要文章与文献的选本的出版为标志，整体性地凸现在诗歌界面前，很难让我们忽视与回避。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在对自身问题的关注与处理的意义上，实际上就展开于这样的背景。基本上就从 2001 年开始，中国诗歌出现了转型，所有对诗学问题有所思考和有所自觉的诗人，都将在上述背景中有所调整，他们的创作，也变得更加自觉和更加明确。所以说，无论是从外部性的历史语境，还是从自身的历史逻辑来看，似乎都是一种巧合，二十一世纪之初，恰好是中国诗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清晰节点。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的诗人和诗歌界的广大同道一起，共同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二
 
指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总体上对其把握与定位，要对它的总体特征有很明确的了解与认识。在此方面，曾经有论者以“常规化”的说法来予以概括，认为我们的诗歌目前正处在“常规化时代”。这位论者指出：“之所以这样定义，是相对于此前的非常规化时代而言，比如至‘文革’真正结束的前三十年，由统一思想改造所贯穿的运动风暴；其后的第一个十年，以拨乱反正为主旨的思想解放大潮；截止世纪末的第二个十年，无序竞争中的全民经商下海洪流。及至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始得步入的，则是历经剧烈的左右摇撼而渐趋明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亦即与全球发展潮流相一致的常规化时代。常规化时代当然有它自己的问题，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则是社会机制由大起大落的意识形态运动，转向恒常务实的经济发展；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由强制性的大一统而转向多元”。在这样一种“常规化”的社会历史时期，“当下诗歌已在潜滋暗长中形成了自身新的格局。其基本特征是：已往诗歌写作所依赖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化、潮流化的模式已经风光不再，多元化写作中的诗人们依据各自的时代感受和艺术趣味，历史性地进入到了伏藏着深层艺术景观和精神景观的文本建设之中”。
 
上述判断，与陈思和先生对于二十一世纪以来新世纪文学历史特征的概括基本一致。近几年来，陈思和教授提出中国新文学历史中存在着“先锋”与“常态”这样两种最基本的发展模式，我们所目前所处的文学时代，则应该属于“常态化”的时代。他认为，“这种常态在 1990 年就已经出现，经过一二十年的演变，新世纪文学真正完成了文学与生活的新关系，那就是在边缘立场上进行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所以，我们从现代文学史上看到的代际间的冲突、争论、更替等热闹场面，现在已经消失，作家们各就其位进行自己的创作，通过市场发表作品换取报酬，一切盘踞在文学之上的力量渐渐远离”。
 
所以说，我们这个“诗歌时代”的“常规化”或“常态化”特征，不管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还是在我们的诗歌史甚至是整个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的背景上，都已经得到很好的凸显。
 
三
 
但是在另一方面，“常规化”与“常态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诗歌时代”的平庸与平常，实际上的情况反倒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在几乎是不作宣告地“悄然”转型为“常态化时代”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扎实地“在边缘立场上进行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对于这些成就的及时总结，其于我们的诗歌发展，显然有着必要的意义。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在创生着一种独特的诗歌体制。一方面，以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文联与作协为主干的官方文学体制，它们在诗歌界的影响仍然很巨大，各级作协的“会员”、“理事”、“副主席”以至于“主席”等等身份，在不少诗人那里，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衡量其诗歌成就与诗歌地位的重要标志；各级作协与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特别是像《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潮》《诗林》等老牌诗刊和《扬子江诗刊》《诗江南》等新创办的诗歌刊物，仍然是诗歌发表的重要阵地；以“鲁迅文学奖”中的“诗歌奖”为最高代表的诗歌评奖的“政府奖”体系，仍然会吸引较高的关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诗歌界，还存在着一种“亚体制”。我一直认为，相应于官方主导的文学体制，当代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文学亚体制”。“文学亚体制”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和体制结构，也有其多方面的形成原因和文学文化功能，其与官方性的文学体制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亚体制”最具历史传统和最为发达的方面，就是在诗歌界。“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和盛行于当时的“手抄本”和“文学沙龙”——典型的比如食指诗歌的传抄和活动于白洋淀/ 北京之间一些沙龙——就是这种亚体制的主要形式。及至后来，像《他们》、《非非》等民间诗刊，更是开创了一种亚体制的重要传统，它们在后来不断发展与壮大，构成了我们文学史上最为独特和最具研究价值的亚体制方式。二十一世纪以来，虽然由于网络的不断发达似乎“冲淡”了民间诗刊的影响力和价值，但是像《诗歌与人》《后天》《诗参考》《自行车》《剃须刀》《野外》等民间诗刊，仍然在很坚定地坚持与发展，其对中国新诗的重要贡献，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与评价。民间诗刊外，一些主要用于内部交流的“自印诗集”和大量民间性的诗歌网站——重要的比如北京“汉语诗歌资料馆”所印的众多诗集和“诗生活”网站等等，同样也属于亚体制。相应于官方体制中的“政府奖”体系，亚体制也有着自己的“诗歌奖”，有影响的比如“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诗歌与人》诗人奖”和“中坤诗歌奖”等，它们或者创设于上个世纪而在今天仍在坚持，或者创设于新的世纪，都在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诗歌趣味和诗学倡导，共同致力于中国诗歌的生态建设和健康发展，任何一个中国当代诗歌以至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关注者，如果忽略了上面一些亚体制因素以及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影响，已经很难称得上合格。
 
但是从二十一世纪以来，也越来越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那就是官方性的诗歌体制和亚体制在各自运作的同时，经常会走向合作与融合。如果我们单纯地从字面上来看，“亚体制”往往会意味着与“体制”的对抗与紧张，在我们的诗歌史上，比如在“文革”时期，亚体制也确实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精神反抗，但是在近来，亚体制和体制之间经常会在有些方面互相借重、互相合作，体制性的诗歌刊物经常会介绍民间诗刊，选发一些民间诗刊上的作品，有时甚至会以专栏、专题或专刊的方式突出后者；亚体制的诗歌奖，特别是它们的颁奖活动，也经常会充分“整合”民间资本、社会力量、各级文联与作协和政府文化部门的丰富资源，体制性的边界变得很模糊，以至于在诗歌界，近乎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经济领域中“混合所有制”的“混合体制”。我们可以说，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实践，实际上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和有意无意地探索与创生着一种新的诗歌体制，这样的实践其方伊始，相信经过进一步的努力，一定会探索出一种不仅有利于我们的诗歌，更是有利于我们的文学与文化的体制创新。
 
四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不仅在探索与创生着新的诗歌体制，也在创生着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诗歌文化。中华民族一直具有深厚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从古代的乐府采诗、以诗取仕，和文人间的结社、雅集与唱酬应答、诗酒风流，到现代时期的朗诵运动等等，都是诗歌文化的不同表现。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文化，除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诗歌体制与亚体制意义上的制度文化，还有其他丰富的表现。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地方都在举办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诗歌节”的举办，这些“诗歌节”名目繁多，动机不一，操办者也构成复杂，往往由“主办”、“联合主办”、“协办”、“承办”和“媒体支持”等很多方面“整合”而成。“诗歌”而成“庆典”，而成“节”，是其不同于小说和散文等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的独特“待遇”与独特荣光，虽然它也会引发或伴生着一些应景性的诗歌写作和诗人们的奔走与浮躁等问题，但是它对整个社会诗歌氛围的形成、诗歌文化生态的营建和对诗歌交流的促进却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我个人对“诗歌节”的参与中，印象最深、也最为看重的，是其中的“诗歌朗诵”和“诗歌研讨”环节。很多诗人不远千里、鞍马劳顿地去参加一个诗歌节 , 往往就是为了一两首诗的朗诵。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似乎让人有点不可思议的行为与现象，实际上更让我们感觉到诗的珍贵。在那样一个仪式性的场合，诗人之间因为诗、因为语言、因为诗与语言与我们的灵魂与世界之间千变万化难以穷究而又无比迷人的可能而深深认同。诗歌与声音，与我们的肉声，它们之间源之于原初的内在同一，也在那样的场合而被我们深深领会和再一次分享。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哪怕语言不通，一些国际性的诗歌节中诗人们仍然热衷于一场又一场的诗歌朗诵。很多时候，仅仅是以声音，诗人们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自己的知音。至于“诗歌研讨”，很多诗歌节并不安排，而安排了这一环节的诗歌活动中，名目也不一，有的叫“论坛”，有的则就叫“研讨会”。在我看来，“诗歌研讨”之有无，特别是其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它所取得的成效，应该是衡量一个诗歌活动的内在品质和文化含量的重要方面。
 
在可以称之为诗歌的“节庆文化”的诗歌文化之外，包括印刷文化和网络文化在内的媒介文化，同样也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值得关注的诗歌文化现象。就诗歌的印刷文化而言，虽然我们的出版制度特别是其中的书号制度仍然加大了出书的成本，置难以盈利的诗集出版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但由于不少出版人对诗歌的热爱与责任，加之一些社会力量的支持和一些诗人自身经济状况的允许，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诗集出版无论是种类与数量，还是在装帧设计方面，要远比此前的1990 年代繁多与优秀，像长江文艺出版社和江苏文艺出版社，还在诗集的出版方面投入较多，建立了相应的品牌；而诗歌文化中的选本文化，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二十一世纪以来也较为发达，春风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一直坚持不懈地出版诗歌年选，各自拥有着已成品牌的张清华、王光明、杨克和宗仁发等人的年度选本；《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林》和《诗选刊》等诗歌刊物，从2001年开始，先后分身扩容，开办各自的“下半月版”，《星星》诗刊还专门开辟了“理论批评”版和“散文诗”版，扩大为实际上的“旬刊”；与这些官方诗刊相比，民间力量也不示弱，在很多企业家的赞助下，《新诗评论》《当代国际诗坛》《中国诗歌》《诗建设》《读诗》《译诗》《飞地》和《诗国际》等诗歌研究与批评、诗歌翻译、诗歌创作类刊物也应运而生，它们往往定位高端，趣味纯正，具有很好的诗歌品质和学术品质。
 
二十一世纪以来，网络文化的兴盛使我们的诗歌文化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观。诗歌网站、虚拟性的诗歌社区与网络论坛、个人博客、微博、微信和电子刊物等等，极大地改观了我们的诗歌文化生态，诗歌写作和诗的发表、诗歌信息和诗学观点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传统纸媒所必然具有的发表门槛及发表周期与容量方面的限制一下子被冲破的同时，主要以一些诗歌网站的虚拟论坛为阵地，形形色色的诗歌论争此起彼伏，仿佛一扇巨大的闸门被轰然打开，洪水滔滔，泥沙俱下，不仅出现了很多“粗鄙”、“即兴”和“口水化”的、基本没有艺术难度的“无难度的亚文学写作”，在网络论坛中，还曾出现过很多情绪性的越过了基本文明底线的宣泄与哄闹，有一个时期，甚至还引发过诸如“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之类的网络狂欢。但这一切，我以为都不过是我们诗歌文化转型中的暂时性问题，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衍和我们对网络媒介的逐步适应，这些负面性的问题正趋消失，一种更加清明、健康和更加理性和有序的网络文化生态已经出现并将日趋繁荣。
 
五
 
在诗歌体制的探索和诗歌文化的转型与创生之外，最为主要的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还以其创作实绩证明了自身，宣告着自己足以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既不同于 1980 年代，又不同于 1990 年代的具有新的诗学特征与诗歌成就的“诗歌时代”。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几代同堂，老一辈诗人如“中国新诗派”的郑敏、唐湜、“七月派”的牛汉、绿原、彭燕郊和“右派诗人”白桦、公刘、孙静轩、邵燕祥、郑玲等人，和身处台湾或客居海外的余光中、杨牧、洛夫、郑愁予、痖弦、张默等一起，不仅诗心不减当年，仍然坚持写作，奉献出很多晚年期的杰作，还对社会历史、现实人生和诗与诗学有着更加透彻、更加深邃和玄远的思考；前“朦胧诗”、“朦胧诗”一代和后来的许多“第三代诗人”，虽然在目前的诗歌史编纂中已入正典，但仍然在诗歌创作、诗歌翻译、诗学研究和诗歌理论批评等诸多方面多向探索，体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高度；二十一世纪以来，十多年的诗歌历史，涌现出了很多相当优秀的诗人，他们的写作，或者起步于1990年代，或者开始于本世纪，他们的年龄，有的是 60 后，有的则是 70 后与 80 后，他们中的最杰出者，实际上已具有经典性的品质。
 
与整个文学界一样，二十一世纪以来，诗歌界也经常会以年龄与代群来划分和把握诗歌潮流与诗歌格局，因此，“80后诗人”、“70 后诗人”和“60 年代生诗人”等等，就先后被用来作简单化的命名或自我命名。但我个人认为，这些命名，由于很难明确地指称或概括出有关写作的精神实质与诗学品格，对于它们的命名对象与社会历史和诗歌史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也无从揭示，所以在最后，它们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置身于历史、扎根于历史，命名便显得空洞与无效，带有很强的“强扭感”与人为色彩。与此不同，倒是像“下半身写作”、“打工诗歌”和“草根写作”等之类的命名，不管我们对它们作怎样的评价，精神和美学上有所确指——哪怕是一种破坏性的精神和破坏性的美学——却都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只是在我们这个“常态化”的诗歌时代，这些命名和它们所指称的写作，已经不再可能像 1980 年代那样，会凭一股潮流——或者一位诗人，会借助和裹挟于一股潮流——而荣登史册，纳入正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诗歌界，虽然不无很多打造流派的努力与尝试，有的还不惜投入巨大资金，调动许多社会资源，最后却总难奏效。所以说，专注于“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便不仅是整个诗歌界，也是每一个具体的诗人最应作出的明智选择。
 
六
 
相较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精神和美学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以我个人的观察，以下几个方面的精神向度尤其重要：
 
一是历史向度。对于我们这个民族久远历史的揭示和与它的精神对话，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要传统，二十一世纪以来，有不少诗作如柏桦的《水绘仙侣》、翟永明的《鱼玄机赋》和耿林莽的《孤城落日》、姚辉的《为自己痛哭的阮籍》等，或者潜入狰狞鬼魅的帝王世界，或者书写和感怀历史人物的生活与命运，着力表达的，却是各各不同的历史感受；而当代中国的近期历史，则更为很多诗人所关注，邵燕祥的《夹边沟》、谷禾的《〈胡风传〉第 284 页》，写的也是当代史上政治专制所造成的悲剧。而王家新的《少年》、雷平阳的《小学校》、姚风的《没有缴械的记忆》和阳飏的《六十年代的回忆》等所书写的，则是惨痛的“文革”记忆，见证与反思，而能切身于自己的个体生命，其历史意识，尤为痛切。
 
二是现实精神。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社会意识的诗人们都纷纷以诗的方式去感应、书写甚至介入这些变化，从而使得诗歌显示出相当突出的现实精神。一方面，乡土中国的现实状况为很多诗人所充分关注；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转型所出现的农民工进城及其所引发的精神与社会问题，还有我们的都市生存，像杨克、杨子、郑小琼、谷禾、简单、陈忠村、熊焱、默默等诗人，都曾写有出色的诗篇。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在真相和令人揪心的痛苦，在像雷平阳《杀狗的过程》、杨克的《人民》、王家新的《田园诗》、谷禾的《宋红丽》、邵燕祥的《哀矿难》、蓝蓝的《矿工》和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等诗作中，表现得尤为锐利。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生存，宿命般地嵌入于时代，书写和关注时代与现实，实际上就是关注我们自身，我们对此责无旁贷。
 
三是日常意识。日常生活的美，日常生活的温暖、奇妙、忧伤与疼痛，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人所尤为钟爱的主题。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之外，我们细小甚至卑微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无比深邃和丰富的世界，更有它的尊严。柏桦的《水绘仙侣》写的是十七世纪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它写了水绘园中的唯美生活，写了其中的锦衣美食、香事与茶艺，还有文人雅集，但是在最后，这梦一般的光阴都被残暴的历史所毁灭，日常的脆弱和它的珍贵，均在于斯。除了柏桦的诗，像王家新的《和儿子一起喝酒》、李少君的《抒怀》、周庆荣的《日记》、食指的《家》、林莽的《夏末十四行》、孙文波的《这只鸟》、胡弦的《夜读》、侯马的《静电》、马铃薯兄弟的《春天如此蔓延》、沉河的《昨日大雪记》、张维《宁静的美与痛》等很多篇什，都专注于日常生活，在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体味中，充分感受到那些“高于”、“低于”或者是“深于”生活的东西，它们有很丰富的精神指向，让我们时刻体验着“日常的奇迹”（黄灿然：《日常的奇迹》）。
 
四是生命体验。在很多关于日常的诗篇中，我们的生命都曾被呈现，但是向更深处，向我们生命内部的神秘、慌乱、冲动、哀伤、无奈、向往、恐惧、渴望、黑暗与荒谬去挖掘，并且触碰到我们最深的深渊和我们所仰望的最高的事物——那终极性的死亡和终极性的光，在诸如张枣的《灯笼镇》、朵渔的《野榛果》、韩东的《自我认识》、韩作荣的《毕节》、刘漫流的《归来》、默默的《为上帝补写墓志铭》、孙磊的《存在之难》、西川的《小老儿》等作品中都曾有挖掘，特别是在黄灿然《冬天的下午》《日常的奇迹》、梁雪波《修灯的人》、凌越《在乡间公路上》和徐江的《骑车仰头所见》等作品中，“光”，已经成了照耀和提升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象喻，诚如凌越所言，我们黑暗中的生存，永远渴望着那“最主要的星光”，我们期待着“形而上学”的引领！
 
五是女性意识。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国诗歌中的女性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女诗人们继续在自己的写作中凸显她们异于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性格“激烈”（安琪：《我性格中的激烈部分》），“坚硬如铁”（李轻松：《爱上打铁这门手艺》），“如火如风”（孙萌：《红衣女子巴洛克》），甚至“像鬼一样芬芳四溢”（海男：《像鬼一样芬芳四溢》）……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上述女性自我的局限性（荣荣：《“谢天谢地，青春终于逝去……”》、安琪：《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和对爱的需要与依赖（马莉：《爱一个人能有多久》、郁雯：《接住我的灵魂》），以及与此同时的对于传统女性的精神认同，也被她们所经常表现。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具有更加坚实、更加宽阔与深厚的特点，最突出的如翟永明。在以“独白”与“叙事”确立了自己的诗歌史地位后，二十一世纪的翟永明更多地关注起现实（《洋盘货的广告词》），关注起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女性处境（《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并且向历史的深处追究中国的女性命运（《鱼玄机赋》），从而使她的诗歌带有了强烈的批判色彩。
 
六是本土情怀。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反而在世界各地激发出愈加自觉的本土意识，特别是在中国，伴随着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经济崛起，文化上的自信与自觉也日益突出，悠久、独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越来越被人们所深切认同。在诗歌界，杨键曾经说过他“要将这一生奉献给自己的文化母体”，因此在他的《古时候》《荒草不会忘记》《多年以后》特别是他后来的长诗《哭庙》中，他才为祖宗见弃、古风不存和庙的毁圮而感到哀痛；这种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我们传统的精神意识与生存方式（如山水自然意识）的重新发现与强调，以及对它们的亲近、守护与继承，在雷平阳、陈先发和李少君等人的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而吉狄马加、阿尔丁夫·翼人和列美平措等人的写作，则分别以对各自所属的族裔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彝族、撒拉族和藏族）的认同，在对全球化的回应与表达中，由于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阈限，具有了更加突出的人类性；在重返传统之外，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中的本土情怀，还表现在“地方性”的突显，像雷平阳诗中的云南、沈苇诗中的新疆、潘洗尘诗中的东北、哨兵诗中的洪湖和陈东东、赵野、潘维、庞培、朱朱等很多诗人作品中的江南，都是这些年来中国诗歌中的著名的“地方”。
 
第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向度，就是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中，像多多、杨炼、张枣、欧阳江河、李笠、宋琳等具有海外国籍或者具有深厚频繁的海外经验的诗人，他们的写作，一方面与故国具有深切的精神关联，故国的历史、现实、乡土、故城与亲人，为他们所念念不忘，绝不止是乡愁，他们的生命因为深深地纠缠和扎入于历史，而使这种关联显示出尤其特别的低回与沉痛；另一方面，他们跨国与跨文化的“流散经验”，又很突出地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的精神景观，像杨炼、张枣和宋琳对我们的母语和我们传统诗学的强调，李笠的对故国文化的关切与回望、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的异域书写，都隐含着深刻的跨文化问题，随着全球化时代“流散生存”的日益普遍与寻常，这样的写作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由此所引发的精神问题将越来越让我们注意。
 
 
来源：《诗刊》2015年2期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何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