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研讨会现场
谭克修与吕德安
合影
6月21日下午，首届福清诗歌节研讨会在创元千禧大酒店三楼大会议厅隆重举行。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南方诗歌”。谢冕、杨匡汉、舒婷、陈仲义、俞兆平、燎原、耿占春、谭五昌、吕德安、谭克修、龚学敏、李自国、汤养宗、顾北、安琪、张德明、程一身、庄伟杰、刘波、江非、徐俊国、李宏伟、江离、熊焱、大枪、查曙明、巴客、老皮、康城、李斌、陈功、江少英、王晓平、不雨、朱必圣、林忠成、李龙年、谢宜兴、俞昌雄、詹昌政、连占斗、卢辉、陈言、薛希惠、雷米、何若渔、崖虎、程剑平、刘正智、高盖、沈国徐、关子、陈志传、柯秀贤、衣沙贝、苏勤、艾茜等来自全国及福建本土的近百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出席。
由于参与人数众多，研讨会分上下半场举行。研讨会上半场为诗歌批评家专场。由诗歌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主持，谢冕、陈仲义、杨匡汉、燎原、耿占春、庄伟杰、张德明、程一身、江少英等批评家先后发言，他们对“全球化语境”、“地方主义”、“南方诗歌”三个核心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围绕个人经验、地域经验、南方经验、人类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对话。主持人谭五昌认为，随着我们的写作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为了凸显中国诗人的文化身份及其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对本土审美文化经验的挖掘与强化成为每一个中国诗人无可回避的艺术伦理。这几年，在中国新诗届，对地方主义写作的强调已经达成广泛共识。所以我们这次论坛主题选了“地方主义”作为关键词。
北京大学谢冕教授认为，全球一体化时代，许多人在写一种诗，用一种腔调，展现出同一副面孔，可说是诗歌的灾难。世界的文化不止一种，要体现出对所有文化的尊重，要友善、共享，世界需要多种文化带来的异趣。认同地方主义的一些提法。赞成地方主义对个人经验的强调，强调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包括土地上的人民，以及山和水。岭南师范学院张德明教授认为，地方主义的提出，是一种策略，但其诗学价值是有效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能有效抵制诗歌的同质化；其二，在碎片化的时代，地方主义是将诗歌精神加以凝聚的有效途径；其三，地方主义指出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互生关系。常德文理学院程一身教授从《诗经•国风》角度分析，中国诗歌一开始就与地方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且逐渐形成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不同。其它国家也有不同地域影响不同诗风的相似说法。以地方命名的诗歌运动也很常见，而且大多是以故乡族望或任职所在地命名的。对于诗歌来说，地方始终是承载现实、召唤词语的绝妙容器。地方主义诗歌既要强调地方这个立足点，但又不能局限于地方，而应把地方呈现为特点时代中的地方，人群所在的地方，被完好地转化为语言现实的地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匡汉认为，问题的提出，与全球化语境有关。认可地方性里的诗学观点，但反对用“主义”来命名。著名诗歌评论家陈仲义指出，从文学批评俗语角度，认可南方诗歌这一提法。但这个词，太宽泛，笼统，像一个大框子，什么都可以装。认为不如回到各地的南方小吃上面去，回到更加具体的地方经验里面去。威海职业学院燎原教授认为，地方主义的命名，应该有谭克修的策略性。所有的主义都是个人主义，地方性写作，一直存在着，属不言自明的道理。河南大学耿占春教授从自身写作经验出发，认为感性的东西，在地方性上体现较多。
研讨会的下半场由地方主义写作倡导者、《明天》诗刊主编、诗人谭克修主持。诗人汤养宗、江非、安琪、顾北、朱必圣、卢辉等诗人先后发言，各抒己见，言辞锐利，形成话语与观点的交锋局面。首先，主持人谭克修对地方主义诗学进行了解释。在外部世界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强调诗歌的地方性，要在写作中建立精确的时间与空间坐标系。时间坐标可以建立在记忆、现实经验或柏格森的“深度时间”上。空间坐标，需要精确到某个城市，有时精确到某个村、某条街道、某间房子，甚至于某张床、某把椅子。诗人需要先找到自己的位置，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这个坐标系里。从诗歌的技术性角度来讲，对加强诗歌时空的纵深感和精确性大有裨益。在写作中强调地方性，坚持从“这里”出发，坚持诗歌语言的地方性回归即对“个我方言” 的强调，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某些流行病症，不失为一剂散发着浓郁中草药香的治病良方。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在被文化殖民主义强行消灭之前，已经具有延续地方文化生命的某种使命意义。
诗人安琪认为，地方主义的提出，价值在于提醒每个写作者，你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是你的？我想到一个词“寻根”。地方主义就是让每个写作者去寻根。现在大家都不满足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要冲出亚洲，个人要冲出家乡，已成为检验个人和国家是否开放是否现代化的评估体系。我算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头脑一热就冲出家乡了。我不敢冲到世界，就冲到北京，一晃12年。今天，当我扪心自问，我发现，北京并不是我的地方。我的地方还是在福建，在漳州。我能说的方言只能是并且只有是，闽南话。研讨会组织者之一、反克诗群诗人顾北在发言中说，对诗写者来讲，地方主义是每位诗人绕不过的坎，家乡、山水、宗教、情感、阅历、哲思等等，都与“地方”的烙印分不开，是我们抒发的必经管道。但对某个诗群来说，地方主义则不是必然，它非流派、亦即非空间；它非历史，亦即非时间。它符合一个诗群的策略，但应倡导边缘性与个人化的写作，应坚持永远走下去的、不可替代的个人风格。“地方主义”概念的发明者、著名诗人谭克修在那一天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据说，‘地方主义’作为最新的关键词越来越热。其实，这才是开始。谢冕老人等也赞同地方主义，有点意外。有些人或对主义二字敏感甚至反感，也正常。可主义里如果含了某种戏虐因素呢？读过我的文章的行家明白，地方主义的骨子里，是反对各种主义的。”这里的“戏虐”二字，要么使人更加耿耿于怀，要么就瞬间顿悟了。来自三明诗群的诗人卢辉提出寻找“精神同类”和“诗义权力”的主张，倡导真正意义的全球语境、地方主义、个人品牌的融渗。来自闽南的著名诗人老皮称，有意味的诗歌，才有可能激活语境。语境总会牵扯到地域特性、个体经验、心性结构以及写作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没有创造性的突围，就不可能有全新的语境。有作为的诗人会在对于地域文化、价值信仰的解构中得以反思并建构起属于自己个人风格的语境。但任何诗人都不可能单独拥有自己的完整语境，因为地域性语境的加入，使得诗人既是传承者，也是创造者。
事后，与会诗人和批评家普遍反映本次诗会精彩热烈，是近些年来在福建所举办的规模盛大、品味高端的诗歌盛会。虽然地方主义已经成为当下诗坛最热的话题，但围绕地方主义诗学，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持续探讨。这次会议，是关于地方主义诗歌的第一次讨论会，不仅对当下闽派诗歌的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在全国范围内也有着重要标志性意义。
附录：
谈论南方诗歌时，我能谈些什么
“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南方诗歌”论坛发言稿
谭克修/文
1800年，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文艺理论家斯达尔夫人在《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里，首次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坎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她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将文学和各种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考察，突出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明确提出“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
比如，南方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山川秀美，人们不为坏境所苦，容易在各种满足中享受着自然之趣，对人世生活不再做深入考察，逐渐丧失独立意识，习惯于被奴役。南方文学传达的是停留于生活表层的快乐，缺乏哲学和道德深度。北方土地贫瘠，气候阴沉，恶劣生存环境易使人忧郁，促使他们展开对生命的哲学思索，也培养出他们坚强意志和独立性。此外，基督教在北方更加盛行，使北方人更有道德感，在作品里对人性的挖掘更胜一筹。所以，北方文学多是具有深邃意味的情感书写，这种情感有更多对生命、宇宙的思考。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斯达尔夫人的上述分析，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启发。孟德斯鸠持有比较极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而更早前，亚里斯多德也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会影响到个别民族特征和社会性质。
这些经验，能否对我们讨论的问题——“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南方诗歌”产生足够启发？我们是否可以直接将前辈们的思想嫁接过来，认为南方与北方不同的地理以及气候特征，也决定性地影响了南北方诗歌？
这里，需要先了解斯达尔夫人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她刚亲历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9年），法国乃至欧洲正在发生激烈的政治及社会变革。法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史诗性转变：统治多个世纪的君主制与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和平民的冲击，传统观念被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全新的民主思想代替。革命的动荡不安、战争与流血，也使得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悲观失落的情绪之中。文学思潮从僵化复古的新古典主义，往倡导个性解放的对浪漫主义方向转变，正好响应了社会及人们心理需求。
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有另外一个背景：18世纪开始于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卢梭提出的文学“回到自然”，抒发真情实感。当然，这个自然并不约等于大自然，而是指合乎自然本性的，尤其是人性中的原始倾向和与生俱来的能力。但另一个事实是，当时工业革命对大自然的破坏，与工业化随行的城市化加速发展，蒸汽机、煤、铁和钢，这些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非自然要素，让部分内心敏感的人士如哲学家、作家等感到陌生、惊恐。他们更喜欢按自然的要求去生活，渴望返回人类的自然状态。当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可说是基于现实的选择。现在回头来看，1800年的地球，哪怕在工业革命的发祥地欧洲，自然因素还没来得及被真正破坏，人们渴望“回到自然”，也并不算太遥远的梦想。因此，在斯达尔夫人的视域里，地理气候特征仍然是产生南北方文学差异的主要因素。
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个世纪。20世纪初，叶芝在一首名为《基督重临》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此诗写于1920年，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英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75%以上，物质世界已趋于向主要中心城市集中。但在诗人眼里，外部的物质世界越来越集中，由人类欲望驱使的战争以及工业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对传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冲击，使古希腊罗马传下来的西方文明已接近毁灭，世界一片乱象。叶芝看来，人们的生长环境被改变和剥夺了，在人类的内心世界，已呈现出中心崩散现象。基于整个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意识也发生了转折，人类在困惑的处境中，进入了现代世界。与此对应的是，文学领域出现了很多令人惊讶的理论。从“后期象征主义”标志着现代主义正式登场之后，“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又陆续登场，各领风骚。但不管是何种主义，其共同点是，都把“城市”作为其自然发源地。现代主义文学，也是关于城市的文学。
现在距叶芝眼里的混乱时代又过去了100年。过去100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应大大出乎了叶芝意料。不仅更为残酷的战争，更为汹涌的工业化大潮埋伏在后面，在科技和文化领域也有对人类影响更大的事件要发生。1923年电视机的出现，赶跑了多数喜欢文字的人，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距离”随之消失。自此整个文化正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从以语言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倾斜，随着电视、电影的发展，以及随着后来出现的电脑（1946年）和因特网（1969年），及其在民众中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和经验方式，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一些新的力量犹如一台台强大的碾平机，把世界压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现在这个扁平世界被因特网轻易地捆绑在了一起，人类就是被这张无所不在的蜘蛛网粘连着的蚊虫，被时间吞咽、消化。当我们在100年之后回头，叶芝悲叹的20世纪初的世界乱象，实际上由现代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倾轧下的真正乱象才刚刚开始。若说当年叶芝看到的是乱象，那乱象也不过是毛毛雨而已，或许还称得上是和谐社会。我们这一代诗人看到的这个被命名为后工业社会的扁平世界，表面上由一些更加强有力的国际中心城市统治着，才能算是真正的混乱，人类内心世界之分崩离析，似乎找不到任何结构性的力量可以支撑。
但经济学家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从物质世界进化论角度说，或确实如此。“当代”提示的世界图景里，全球一体化依然按在加速键模式上。冷战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在重组，“世界警察”看守的政治权利在集中。跨国资本、跨国公司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并购重组，跨国公司的生产方式在转变，同时造就了新的全球性的社会阶层。文化在跨国扩张与移植，并产生了新的逻辑。在摄像机镜头里，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世界，外部世界正在向某些“中心”集聚。但全球化这个怪物真的有能力裹挟着世上所有事物往一个方向发展？大家都这么守交通规则，就没有谁在逆向行驶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在这个经济学家眼里的所谓最好的时代里，由于人类已经处于单一的物质支配之下，迷醉在物质世界发展的疯狂速度之中，对另外一些事物的存在与消亡，似乎已经感受不到痛苦。“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19世纪，因为诸神远逝，“世界黑夜弥漫着黑暗”（海德格尔），丧失了造物主“上帝”存在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因此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里曾作如此追问。 现在，时间过去近200年之后，世界又因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猛兽的肆虐而悬于另外一种深渊之中。
我们处于一个已经变化了时代。当代人的主要生存环境，不再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大自然，地理气候因素也不再对我们起着决定性影响。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斯达尔夫人从地理和气候特征得出的结论，有启发，但不再足够有效。我们不能再按斯达尔夫人的提示，和地理气候分析方法笼统地谈论南方诗歌。我们要处理的，是在疯狂的物质世界里，模式化的城市生活里，无边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那么，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当地球真的在缩小为一个村子，“南方诗歌”还是一个有效的命题吗？放在地方主义视域里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谈论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南方诗歌？
这里，应该先谈谈地方主义。有人对地方主义这个词很敏感，或者说反感。我为什么不取一个时尚、讨人喜欢的名字呢？用一个看上去更先锋的名字，哗众取宠也好啊。“地方主义”这个词，看上去让人望文生义，觉得土鳖。而且，在这个如此崇尚自由、个性的年头，很少有人愚蠢到要动用带有“准则”性质的“主义”这种生硬的词吧？可如果我本来就带有某种戏谑心理呢？我倒是希望别人可以轻率地认定这个命名的可笑之处。果然，质疑的声音不少。有一位诗人还写了打油诗，用“臭豆腐”来形容“地方主义”。他是一位常年在国外国内两头跑的诗人，应该是觉得自己见多识广，理所当然就这么认为了。我们在一个茶楼简单辩论过几句。他举例说，天上的云就没有地方性。当时让我大为惊讶。我说，在敏感的诗人那里，云也是有地方性的。福州的云，和北京的、斯德哥尔摩的云，当然不一样。其实，我个人还认为，这种敏感性，也是辨别诗人好坏的重要指标。
说起来也不奇怪。在这个被全球化和速度统治的时代，他就是属于常年在国外国内跑的诗人，享受着“全球化”“速度”红利的诗人。“地方主义”对抗的就是“全球化”“速度”这两头怪兽。这种新的对抗性，将成为地方性诗人的鲜明身份特色。当福建诗人和新疆诗人在看同样的影像，长沙诗人和武汉诗人可以一小时高铁幽会情人。这不仅是时空的缩小性变化，而是可能致使诗歌地方性的消失。这种时空的缩小，其实也是一种时空的分裂。我们的诗人身份，可能同时是北京的，也是福州的，是中国的，也是美国的。一些诗人就在这种身份的短时段内并存中失去了自我。时空的分裂，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分裂。自我的分裂就是诗人地方性的失去。我希望“地方主义”诗歌运动，可以对此做出有效的抵制或对抗。
诗人没有什么特殊武器来对抗外部世界的瞬息万变。或只能向乌龟学习，做一个“安静的疯子”，安静地盯着脚下的虫蚁而发狂的疯子。只有安静地驻守此时此刻的脚下，深陷于这个具体的时空坐标，才能让他具有打通各种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任督二脉的能力，帮助他体验到共时性事件带来深刻的和谐力量，能感受到各种事件以意味深长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个属于他自己的坐标，让他与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保持着一定距离，便于沉下心来，用内在的磅礴功力重新缝合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同时，在“地方主义”诗人会像乌龟那样，在坚硬的躯壳下时而张望，又时而收缩。诗歌的视角看上去时有伸出，但实际是内向性的。地方性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写作视角的转换：从他视式散点式转为我视式内向式。在诗歌的地方性世界中，诗人不需要媒介给他的世界，也不需要高铁带他去快速旅游。他们像乌龟背着自己的壳，向下又向内，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慢慢爬行，看着并陪伴自己脚下的虫蚁。老老实实从“这里”出发，就在“这里”建立起写作的时空坐标系，抵达某种“地人合一”境界。
考虑到一些人动不动就喜欢谈论时代。我这个比喻，会让人质疑，这个资讯传播比迅雷还快速的时代，地方主义诗人与时代还有关系吗？这里应该避免一种误解。有比较极端的诗人，主动在自己与时代之间设置防火墙，比如不用手机，不上网等。试图用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我看到他们的写作，采取的是与时代相向而行的决然方式：要么呈现出与世隔绝的古典田园诗意，要么对无边现实表达出强烈愤怒。这未必是是一种成熟心态。诗人不能简单地与时代背道而驰，逃避现实，完全退回到自我的主观情绪里面去。我听到过旁人对他们的嘲讽：你本身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
为描述地方主义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不妨先假如时代是一列火车。没有人能让这列飞奔的火车减速，没有谁愿意被这列火车落下，但地方主义诗人不急于买票，因为不愿意随时被时代带走，踏上不知所终的旅程。即便被推怂着上了火车，甚至做了驾驶者，可以观察到前方世界的瞬息万变，但他们内置在诗歌写作里的镜头转换速度，仍然会滞后于车速，保持着某种延迟效果。他们的一般状态是，用某种气定神闲的气质，先将自己的速度慢下来，主动落后于火车。他们甘当火车遗弃的旅客，却不当铁轨的破坏者。他们是这列飞奔的时代火车的缓存键。
关于地方性的重要程度，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明确写道：“除非建立在地方性之上，不可能有普遍的文化——我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普遍性只存在于地方性之中。”鉴于诗人于1963年3月4日离开这个世界前，因特网还没有出现，这个世界还没有被信息时代压得过于扁平。威廉斯对地方性重要程度的认识，对我们而言，还要给他打上些折扣。这折扣至少凸显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全球化趋势远没有今天这么迅猛的年代，又处在世界流行文化食物链顶端的美国某地，威廉斯不会有当今中国诗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面临被强势殖民文化消灭的焦虑。从这种意义上说，强调诗歌的地方性已具有延续地方文化生命的使命意义。
我们先搁置这种宏大的文化野心，谈谈其二，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如何作用于诗歌写作本身的问题。这里要借助到共时性概念，不是指在索绪尔语言学中与历时性相对的共时性概念，而是荣格提出的对神秘现象的一种解释，“有意义的巧合”。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空间的转化过于频繁，又有了互联网和视频技术的支持，现实中“有意义的巧合”事件已成一种空间常态。由于空间性参与了对时间纵深感的剥夺，时间的长轴似乎已不再存在，人们蜷缩在一个缺乏时间深度的变异空间里。这空间由于被压得过于扁平，可能称之为空间都有些勉强。另一方面，这空间又被挤得过于破碎，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形态只能依赖于个人的独自拼接。所以，在部分诗人那里，空间感也消失了。福柯说过：“当前的时代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依我看来，或应改为“当前的时代首先是一个平面的时代”。部分当代诗人的写作也由此被挤压成了一种单薄的平面写作。
在“变”已经成为外部世界唯一而共同特质的时代，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不是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公共媒介获取的海量资讯，而是源自于他自己最熟悉的特定土壤。强化诗歌中的地方性，要求诗人在写作之前，需要先建立精确的坐标系。坐标系由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构成。时间坐标可以建立在记忆、现实经验或柏格森的“深度时间”上。空间坐标，有时需要精确到某个城市，有时需要精确到某个村、某条街道、某间房子甚至于某张床、某把椅子。他需要先找到自己的位置，建立相对完整的空间和时间坐标系，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这个坐标系里，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精通上乘武学的绝世高手，能感受到这个坐标里所有事物的细微变化，准确捕捉到需要描述的事件和情感。他深陷于具体的时空坐标里，像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只为周边环境中的事物所感动，而对远方的潮流变化视而不见。他只爱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用独特语言为自己的体察喃喃自语。
在写作上，地方主义诗人会自觉对时事题材持警惕态度。在高度发达的传媒时代，时事题材，那些无时不刻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海量公共性经验，和你的写作究竟有多大关系？说到遥远事物之间的关系，我首先想到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它是指对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一种依赖现象：输入端微小的差别会迅速放大到输出端。1979年12月，洛伦兹（Lorenz）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一次讲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亚马逊流域扇动翅膀，会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掀起一场风暴。而密西西比河的风暴，完全可能让地球这壁的诗人感应到、捕捉到。比如昌耀在《斯人》里所写的：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独坐无语。
这首诗的发生装置，理论上真有可能安在导致密西西比河产生风暴的亚马逊流域一只蝴蝶的翅膀下？光想一想就让人疯狂。我得说，诗歌写作，真适合于混沌理论。混沌是非线性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实就是发现无序中的有序。其行为表现为不确定性——不可重复、不可预测。要说，它在诗歌发生机制适用性上，或不低于在现实生活和实际工程技术中的应用。我这么说，结论似乎导向了问题的反面？如果亚马逊流域上一只蝴蝶煽动翅膀能产生如此磅礴的力量，那么世界各地一切事件的发生，似乎都是与自己休戚相关？遑论那些新闻性的大事件了。理论上，那些在别处发生的事情，确实可能影响到你。
但我不认为这首诗的发生装置真的安在密西西比河的风雨里，更不会安在亚马逊流域某只无名蝴蝶的翅膀下。诗人写作此诗的1985年5月31日，是否在天气预报里得知密西西比河有风雨，无从知晓。那天的密西西比河是否有风雨，其实并不重要。此诗的发生装置，就在流放他的青海荒原上。就算在当时，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没有风雨，直接替换成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风雨也无妨。就算地球另一边的河流都不下雨，风雨只出现在诗人的想象里也无妨。诗歌传达的真实信息，是诗人在脚下这块荒原上的盛大的孤独。诗歌的发生装置只在此时此地，诗人的流放地。这种孤独，如他在另一首名为《戈壁记事》的诗里呈现的那样：“戈壁。九千里方圆内/ 仅有一个贩卖醉瓜的老头儿”。我把这个孤独的卖醉瓜的老头儿，看成是诗人自己的化身。显然，昌耀的诗歌坐标系就建立在脚下的荒原，完全符合地方性诗学的第一个维度——从“这里”出发。
也不是说，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和你毫无关系。时事题材，属于完全公共性的经验，必须经过你身体奇迹般的发酵过程，才能转化为与自己发生关系的有效材料。即便如此，我认为，诗歌也不是在写那些遥远的时事题材，而是写自己，写自己血肉相连的日常生活。昌耀在《斯人》里写的，并不是天气预报里密西西比河的风雨，而是自己的心灵命运。现实的核心是人。这个人，必须是提供真实生命感受的诗人自己。所以，诗歌的命运首先要与你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再去捆绑读者的命运，时代的命运。你的命运，既是你的心灵命运，也包括了与你遭遇的语言和现实命运。动不动就妄言时代精神的人，在时事题材上耗费过多精力的人，无论他自认为与时代咬合得多么紧密，多是一厢情愿地对时代进行媾和或意淫而已，甚至一夜情都谈不上。天还未亮，他就会发现自己已被时代无情遗弃在冰冷的床上。若从记录的意义上说，他的工作效率和价值，远不如一台廉价的摄像机。
拉扯这么多，回到“南方诗歌”几个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太大而且过于笼统的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世界速度越快，诗人能守住的疆土反而会越小。但无论他坚守的是大城市还是边远地方，无论他的疆土有多么微小，他笔下的那个地方，将是时间长河中唯一幸存的地方。由于他的坚守，“边远地方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它们正是世界展开的地方”（布罗茨基评价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语）。那么，他的写作，也将成为不朽的写作。反过来，要让自己的写作不朽，专注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让地方性成为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似乎更容易达到目的。这种邮票大小的地方，还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我想，省略号里面一定有散落在地方主义诗人脚下的尚不为人知的某地。
所以，我没有能力谈论南方诗歌，只能谈论个体写作。坚守在燥热、潮湿、秀丽的南方土地上的某个诗人的具体作品。如果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依然坚持日新月异的雄心，若干年之后，或不得不依靠那些还鲜为人知的、跟不上时代速度的诗歌，来维护人类世界的全面回忆。人类的命运，不会存在于铺天盖地的媒体里，一大堆虚无的统计数据里，只存在于个体生命的具体感受里。那些高精度的影像资料和海量的统计数据，或许能部分还原生活现象层面的真实，但面对各种荒诞现实的人类生存境遇的真实，人类情感、心理和灵魂深处的真实，必须仰仗那些有着某种“地方保护主义”情结的“落伍”诗人的具体生命感受来完成。南方诗歌是一片很大的回响的丛林，这些坚守着脚下土地的具体个人写作，用他们具体而微的独特生命感受，成为这片丛林中的一颗颗大树。我听到他们繁茂的枝叶发出的美妙声音，在不同的坡地、谷地或山峰，在不同的阳光下、风雨里，回响不绝。
谭克修，2015,6,21，福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