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庆炳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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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份，新入学的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在主楼八层的中文系会议室召开师生见面会。在会议开始之前，门是开着的，大多数同学和老师都已经入座了。突然间，进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她大声地说话，质问在场的人，有没有见到一个叫某某某的人。倒不是我故意隐藏这个人的名字，而是她要找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只是惊讶于她的气愤。童老师问我们：“怎么回事？她要找的人在不在这里？”大家当然面面相觑。这时候办公室的袁金良老师路过门口，童老师就请袁老师帮忙，请他帮着找到这个妇女想要找到的人。袁老师一看那个人，说：“哎呀，怎么又是你呀！”就把那个人带出去了。袁老师很快又转回身，对我们说：“没事，这个人精神好像有问题，来过好几次了。”——几乎是一瞬间，最多就是几分钟之间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一个瞬间，可以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袋里。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对这个瞬间感兴趣，但今天想想，难道不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童老师吗？一件洁白的衬衣穿在他的身上。
啊，衬衣，洁白的衬衣。几年后，当我在《师大周报》上读到老师发表的《上课的感觉》，才知道，每一次上课，每一次在公开场合跟学生见面，老师的衬衣都是刚刚清洗熨烫过的，我才将那一次初见和老师着装理念联系起来。那件洁白的衬衣像一道锋利的月光，穿透了二十多年的岁月。这一道月光太锋利了，以至于我认为，老师的这个样子，是不可以比拟的。每当我发现自己在着装上过于随意这一个缺陷的时候，我都会用整洁的不可比拟性来安慰自己，寻找退路，因为我认为，老师就是老师，有他在，我永远都可以沉湎在学生身份里，任性随意。读硕士期间我的导师是李壮鹰老师，李老师仪表帅气，曾经代表北师大教工参加过北京高校系统的模特大赛，定妆照就挂在教工餐厅门口的橱窗里。童老师说：“李壮鹰啊，外秀内中，很有学问。”李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古代诗学六论”的课程，但作为他的弟子，我却总是超越不了在本科阶段自学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印象，所以不久之后就逃避到当时流行的西方文论和新潮小说的书籍里面去了。硕士毕业这么多年都疏于和李壮鹰老师联系，全然因为自己在古代文论专业上的不求上进和没有成果。但是，他和童老师对仪表的重视，却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事。
除了白衬衣，那天的事情还有我更不能忘记的部分。送走了那个妇女和袁金良老师，我们顿时开始嘁嘁喳喳起来，基本态度是：啊，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她怎么可以闯到这个地方来呢？好像我们那个群体和气氛都很高级，不容打扰似的。但童老师一边关门，一边轻笑着，对我们说：唉，挺可怜的，她到底在找谁呢？
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童老师，第一次听到他讲话。他怎么能讲这么通俗易懂的话呢？他怎么会像我心里常有的好奇心那样，关心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疯女人”的愿望呢？要知道，在我们大四期间准备考研的时候，有一次碰到张燕玲老师（她是我们本科生的生活辅导员），就住在女生楼中北楼的三层，有一次碰见我，问我考什么专业，我说考文艺学里面的古代文论。她说：“就是，童老师太难考了。”那时候，我一门心思要博古通今，专心专意要念古代文论，还没有考虑到要当童老师的学生，但她的话，却直接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印象，那就是：与童老师有关的事情，都太“难”了。一个与“难”有关的人，怎么会说这种简单易懂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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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努力实践着一个与文学和写作有关的人生构想。这个构想并不是要获得什么外在的可识别的成功，而是要保持一种“写”的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让我确认自己的存在，可以让自己的存在更有意义。这个写的过程，大概从小学时期就开始了。开始于对“记某某某人的几件事”那样的作文题目的三段论式的文章形式的模仿，开始于1970年代末小学课本中对于祖国壮丽山河和农业生产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赞美，开始于骑自行车摔断胳膊之后在家养病的疼痛而美好的寂寞；然后在初中，在高中，在那些早起以后路灯下的朗读中，在假日里村口果园树杈上的“隐居”中，一些文学化的情景和语言的链，总会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
然后就是上大学以后对于文学专业的选择，对于古今中外文学典籍的“掌握”的雄心。然后在读书破万卷的雄心并未实现的时候，自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校报上发表散文作品了。一开始在山西师大校报，后来在北京师大的《师大周报》。这种总在校报发表小文章的经历，最终决定了我至今仍是一个在师友亲朋圈子里被阅读的人。——童老师大概就是在《师大周报》的副刊注意到我的。我想这个留意，也可能首先源于程老师的留意。程正民老师、1993年与我一起读硕士的同学、1996年与我一起读博士的同学，我们在课堂上，在课间，在路上偶遇的谈话中，总会说起我在某篇文章里面写了些什么。像程老师，他总会很自然地说：“这就像裴亚莉在她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我的天，好像那些段落和想法是很有意思的一样。李广仓师兄读了《晚雨如约》，说：“唉，堪称完美。”黄卓越师兄说：“重点是要多写。量积累起来了，质也就上去了。”诸如此类，让人难忘。我想是程老师给童老师推荐了我的那些小小的文章。那时候，程老师的学生刘宇师姐（脚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篇小说选刊》，童老师和程老师一起，向我介绍了师姐，也向师姐介绍了我。毕业前，每个同学都应该有一个社会实践的经历，刘宇师姐又向《中华散文》的副主编刘会军老师介绍了我，让我在杂志社处理自然来稿。台湾出版事业家蔡金安先生约请刘会军老师为他编辑一套大陆校园作者的丛书，刘老师就推荐了我，于是有了我在台南金安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集子《舞缘》，继而结识了经验丰富的台湾文艺女青年林杏娥……一长串的人名，一长串的情谊。
《舞缘》出版，台版书典雅的设计、豪奢的纸张让我和我赠阅的师友都感到惊艳。童老师拿到赠书，很快看完了。某一天下午，晚饭后，正在12楼一层西北拐角的那间宿舍里和舍友张宏闲谈，敲门声起，童老师进来了。他开心地笑着，说：“你的书我看了，不错。不过，到底是年轻，有些篇章还不成熟。”张宏那时候也正在热心地督促我多写东西，三个人一起，老师问我们读什么书，怎么处理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他说的很少，兴致勃勃听我们肆无忌惮地口出狂言。老师走的时候，指着他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袋子，说：“祝贺你新书出版，给你带了些点心。”——送走老师，我们打开那个袋子，里面是一盒丹麦曲奇饼！一盒茉莉花茶！作为一个几乎完全靠奖学金生活，一个几乎从未在学校食堂外吃过东西的人，一盒丹麦曲奇饼和一盒茉莉花茶，那就是个人饮食历史上的划时代的物件，因为它们刷新了我的味觉经验，刷新了我的人际交往的经验：我面前摆放的，是来自老师的曲奇饼和茉莉花茶。因为这种经验，我在自己拥有某种美好的感受和美好的“物件”的时候，都会乐意与好友分享，与学生分享。这一次，为送别老师到北京，见到阿丽，执意要把自己正在喝的安吉白茶送她一盒，要把本来给程老师的大红枣分一盒给初孕的段恺，为的是，能够改变味觉的师生经验，那种切中了学生现实处境的礼物，在我的个人知识体系中，是那种最难以忘怀的师生经验，是伴随我一生的师生经验，在我没有可能将有关这个经验的感想与老师分享时候，我不由得要把老师给予我的爱，传递给自己曾经的学生。
所以就这一个层面的经验看，我珍惜的东西，首先是形而下的。似乎最初从老师那里获得的，并不是思想上得到了什么，而是味觉上得到了什么，在口腹的满足感上得到了什么。后来，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和饶曙光老师合作的《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出版，童老师问我：“你吃过龙虾吗？”没有。“那我请你吃龙虾，祝贺你新作出版。”第二次与老师的有关味觉的交往，又是与新作的出版有关，在双秀公园附近的一家好像与颐和园或者御膳坊有什么关系的菜馆，生平第一次吃龙虾。——我想这应该是一种很贵的东西。但再贵的东西，抑或是再便宜的东西，来自老师，它于我而言，是一种赋予，是爱和经验的唯一性的赋予，是一种世界领域的宽广性和纵深性的赋予，我从未、也不可能在价格上考量相类似的问题。
然后就是某一次在小红楼的家里去看望老师，老师让小郭切了一个火龙果给我吃。“这个好吃！”我不觉得，我觉得火龙果是沙拉里面用来匹配颜色的一种东西，它是没有味道的。老师听了我的解释，说，“那你太粗心了。火龙果是好东西，对身体有好处。”这时候，2012年的秋天，此生最后一次和老师面谈；而且，自己已经不是任性的人了，已经经受了生活的多种冷与热、善意、调侃和打击，能够听进去老师的话里面那些有营养的成分，于是就开始吃了，尝到了洁白的果肉里面淡远的甜味。那天下午，一个人，吃完了整盘子的火龙果，从那时起变成了喜欢火龙果的人。
——这种味觉开拓的经验并不是很多，但已经足以让我骄傲。也许也有同学和老师之间有这样的“味觉开拓”经验，但我永远珍视我自己的那一份，并且认为“这一个”，是一个“唯一”。2002年夏天，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在西安召开，童老师提前到达，和他的老朋友畅广元老师相聚。我陪着两位先生到太白山一游，夜宿太白宾馆。晚饭的时候点菜，童老师点了一个芽菜炒竹笋，说：“北方人不太会做笋，试试看这里做得怎么样。”我对老师说：“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了，离南方已经不远，也许会不错。”那天的笋确实够美味。我们在饭后散步，夜间的白云缠绕着座座山头，像王维的诗中所写的那样：“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这些山和云，互相连接着，延展着，估计也让老师想起了童年时期在福建的很多事情。所以我想，那笋里面，应该有不少乡愁吧。那一次太白山的陪伴和笋的经验，今天看来，较之于曲奇饼、较之于龙虾和火龙果，笋，它更富生长的意味和普遍的意味，更富有绵延的意味；老师是桃李满天下的人，只有在他对事物的爱和对学生的爱具备一如既往的延展的特征、具备天涯海角的辐射的能力、具备同一根而无数枝叶的繁衍的能力，这才是童老师，而不是我，或者我们。
3
在我们读硕士的时候，童老师给北师大中文系所有文学专业的同学开设“文学基础理论”课程，很有雄心也很有创意地用几十个词汇来概括文学理论的特性。正如他自己在文章里面所写的那样，他每一堂课都是穿着新洗过熨烫过的衬衣来上课——那时候我只看过《上课的感觉》（后更名为《节日》），最近看到在各种媒介上广为流传的《教师的生命投入》，才知道，他也会特意为上课而洗澡。唉，老师啊。——那一个学期的理论课，说实话，在我们那些1990年代初求学的年少气盛的幼稚学生看来，显得有些太平稳了：既无形式主义的犀利，也无现代主义的玄奥，更无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性或者“福柯”思想的神秘性（当时福柯在我们看来是神秘的）。我们怀着一种欣赏老师的激情的态度，上完了那一个学期的课。我以为除了老师的激情和认真，自己不会在将来引用老师讲的几十种概念中的任何一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证明，求学时代老师在课堂上的所作所为，对学生的影响是难以“去除“的。6年后，当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给新入学的本科生讲第一节文学理论课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仅仅学过中学语文课程的年轻人，首先要知道的，不是“文学理论”为何物，而是文学是什么。但是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举例子，所以，第一节课的标题，成了：“文学可以是……”也就是说：文学可以是省略号。我最终难以避免地选择了以罗列的方式进入某一个话题，这就是童老师给我们上的那一门课的方式。——事实上，王一川老师在我们的本科时代给我们讲“文学是惯例”那一堂课的内容，罗钢老师在我们硕士期间给我们开设“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所使用的每人准备一个流派在课堂上做主讲的授课方式，都被我几乎原封不动地挪用在了自己的课堂上。中国历代学子，引述孔孟老庄的话，必定不算抄袭；而从北师大毕业的文艺学的学生，挪用文艺学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的课堂内容和方式，也恐怕首先是一种感谢和铭记。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外省工作的学生，由于很难保持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和随时随地的学习，这种以挪用当作感谢和铭记的目的，更显著些。
也是在童老师的这一门课上，他为了向我们说明写一篇成功的学位论文的不容易，经常要举罗钢老师的例子：“人家罗钢，为写博士论文，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带着烧饼，到北图去查资料。”这个例子举得次数是那样多，以至于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几乎可以说是穷尽了一切办法，到处搜寻罗钢老师的博士论文，最终达到了人手一册的收藏率。大家动辄翻开童老师为《历史汇流中的抉择》写的序，将其中的第一个自然段大声朗读。这是多有意思的往昔啊。如何写论文并不是以一种严格的规范的方式被我们知晓，而是以一种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北师大到北图这样的画面被我们知晓，而且，“烧饼”这个小小的物件，又在提示着这个过程中的某种克己和艰辛。整个1990年代的北京，自行车依然是交通工具的主体。骑着自行车，我们可能到达任何一个地方；但同时，只有我们骑着自行车从学院南路的校门出发，途径索家坟、魏公村、白石桥，到达紫竹院的过程中，自行车这一件东西，才是与我们的求学生涯和理想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于经验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完全来自于童老师的例举、描述和肯定，在老师的语言中，某种经验被符号化，被神话化了，它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形塑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外在形态。
童老师私下里也喜欢给我们评述王一川老师，内容重复最多的（或者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家王一川，做老师有为师之道，做父亲有为父之道，做丈夫有为夫之道。”一派欣欣然全盘肯定的态度。老师说了三个方面，但我猜可能也包括“做学生有为学生之道”这一方面的意思，只不过老师欣赏王老师，只是夸赞王老师，并不刻意要用王老师鞭策我们，所以不提“学生”这一个层面的意思。但这没有被老师说出的这一点，我却总要在潜意识里将其补充完全，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正好就是那种“做学生没有学生的样子的学生”。
什么是“做学生的样子”呢？像童老师自己所做的那样，他常常会说：“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曾经说过……”这种句式在此前的我这里，是很少出现的。今天（我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2015年6月30日），距离老师离开我们，半个月过去了。每天晚上，当我放下一切手边的事情的时候，那些跟随老师求学和与老师交往的一些事件和情景，总会如约而至，跑来在脑子里活跃，将睡意赶走。这些事件和情景，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以“我的老师童庆炳先生曾经对我说……”这样的句式在自言自语，但这种句式的开始，最早不会早于老师做胃切除手术的2008年，而且一定晚于师母去世的2009年。在此之前，老师每周爬一次香山，每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出版多种著作，操心多种事情，让我感到，自己比他还要衰老。总是觉得老师比自己年轻，因为他有活力，有毅力，有行动力。2008年秋天到2009年秋天，我外出访学，回来的时候被告知发生在老师身上的两件大事，顿时觉得自己总认为老师比自己“年轻”的感受，是某种意义上的“忤逆”，心里懊悔起来，继而开始将老师当做“老人”来看待。在这样的情景中，想起自己求学时代的诸多任性举动和老师的教导与包容，实在说明，自己真的就是那种不懂学生之道的学生。
像告别那天在大巴车上，苏文菁师姐含着眼泪笑着说的那样：“童老师肯定会给学弟学妹说：我把苏文菁骂哭了。”其实岂止是文菁师姐。作为童老师的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被骂哭，被骂懵，这是常常有的事情。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同学们总是常常被骂，可是在多年后的今天，要彻底跟老师的肉身告别的时候，却总觉得自己被爱着？我照例是被骂的那一个，而与师姐和师兄们的反应却大大不同。陶水平师兄说：老师骂了他，吓得他都不敢跟老师一起去参加学术会议；蒋济永师兄说，老师骂了他，吓得他都不敢回家过年；而我，挨了骂，选择的是逃之夭夭，继续躲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任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写自己的论文。——这个过程当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最终，自己还是很不情愿地“妥协”了。跟着老师的指导，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后，老师喜气洋洋向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敬酒，说这个学生的论文完成得不容易。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不容易，并非仅仅是在说我写得不容易，一定还包括，老师的指导过程，也并不容易。今天，自己做老师，指导学生论文，才真正体会到，遇到“不听话”的学生时的那种“生气”。但是，自己并没有骂学生，也很少把学生骂哭，这是否就意味着将来，学生不会以爱的方式来记忆他们的当年？我只有在时间中等待，等待时间来揭晓学生在毕业以后是否依然在意并且继续对那些学生时代的问题的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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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毕业到陕西师大工作后，和老师的会面，有一些机会是因他到陕西，比如那次太白山之行；有些时候是在北京。我因为一些事情到北京，总会将看望老师当做那次行程的一部分内容。自从师母去世之后，每次去看望老师，他都要留我在家吃饭，说：“让小郭做。”而且，自从师母去世后，我开始喜欢带“食物”给老师到北京了。背着双肩背，曾经带过陕北的小米和豆子，曾经带过洛川苹果。负重看望老师，好像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想到老师曾经给予我的“味觉的经验”，我现在也可以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回馈，心里稍稍会原谅一些自己在往日的任性。
2010年深秋，老师最后一次来访陕西师大，要求去登华山。李西建院长听说，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先生前两年才做过胃切除手术，现在还有登临之豪情，可见身体恢复不错；担心的是，毕竟年纪大了。他嘱咐我：“坐缆车到北峰，转一转就好了。”我答应着，邀请男性的同事兼好友段宗社和朱立挺与我一起陪老师上华山，心想一旦有什么差池，他俩可以有力地帮到我。坐缆车上了北峰，刚把西建老师的话转述给老师，他就哈哈大笑：“你们院长太低估我的水平了！”执意要将西峰和南峰都走过。——从早上7点我们从西安出发，登山结束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8点。一路上，他快步行走，我们只能勉强跟随。在往西峰走的路上，遇到一个年龄75岁的挑山工正在休息，老师兴致勃勃地跟人家攀谈、合影留念，说：“看人家，75岁还挑东西上山，我也75岁，没有任何负重，怎能懈怠。”登临西峰，游人已经非常稀少，西岳刀劈斧削般的壮丽景象令我难以用语言赞叹，蓦然回首，发现狭窄的崖壁边的小路旁有一个小小的山神庙，赶紧走进去，俯身磕头，诚恳地拜了几拜。走出来，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你去拜的是什么？”因为我拜的是“无功利”的美，是专业知识里面的基础，所以不好意思将套话向老师汇报。返回北峰时，正是夕照满山，简直就是长安画派代表艺术家何海霞“金碧华山”的现实版。北峰上有很多人系锁子求平安，童老师也求了两个，一个给童小溪和战洋，祝他们恩爱美满，一个给小郭和她的家人，祝他们平安幸福。那时候想起了自己在山神庙里面的俯身之拜，为的只是美景，现在，我也要求系一个锁，让这个锁子将华山的雄姿牢牢地锁在老师的记忆里，并保佑他健康平安。老师又问：“你锁的是什么？”那时候，我就更不好意思告诉他了，所以转而去说先前的心思：“锁住美景啊！”他又哈哈大笑，好像觉得我搞笑。
那次老师到西安，我向他介绍我们几个同事办的同仁随笔刊物《呼吸》，他很感兴趣，回到北京，和几个博士生开始办《脉动》，说这个刊名与《呼吸》是相似的意思，而且更有趣，“因为这并非一种饮料！”老师在某次的电话中说明《脉动》与《呼吸》间互相生发的关系，让我开心，因为这让我知道，老师一直是喜欢那种“写点什么”的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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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过三五年，就会有机会在陕西见面，或者，每过一两年，就会在北师大老师居住的红楼见面（也曾经在老师租住的奥运村附近的住处看望过他）……以为时光会一直这样慢慢悠悠地过……
以为有机会老师再到西安，我可以让他看看我刻意保存的他在电脑升级换代后送给我让我写论文的他“退役”了的“美国原装奔腾286电脑”（老师自己的话） ……以及他与这一台电脑一起送给我的针式打印机……还有我用那台电脑写出来用那一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被他否定获肯定的论文……
然而，时光的无垠和人生的有限，毕竟是打击我们所有人的真理……而即便我知道这是真理，当时光将爱过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从这个世界上带走的时候，我还是怨恨时光的，尽管老师已经很累，但是他并没有准备好现在就走。
——5月18日，赵勇到陕西师大参加学生论文答辩，道别的时候，我问他老师的身体状况怎样？他说：“好着呢，几天前中心开会，老师全程参加了呢。”那我就放心了，可以将新出版的集子《只有松鼠了解我的心》请赵勇带一本回去给老师了。趴在车子的后盖上，想想，写一句什么话给老师呢？阳光灿烂，我写“庆炳吾师悦读”。私下里想，敢于将老师那鼎鼎的“童”字去掉的学生，可能不多吧！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接到老师的电话，大声说：“你的书我看了！”我问怎么样，他说字太小！太让我害羞了。不知道老师是怎样看完了那些小小的字。老师继而谈了他的全集已经编好，暑假打算到福建参加小学同学聚会的事，又问我胖丫怎么样。我说他们会骂人了，会说“裴亚莉是坏蛋”，一边说，一边就听到老师那里爆发出哈哈的大笑。多好玩啊，三四十分钟的电话，谈的全是未来的事。
老师在北京金山岭长城的蓝天白云间离开了我们。想到将来到北京，再也没有像小红楼那样的一个地方允许我们去打扰，想到那个8545的电话再也不会被自己期待的人接听，我们的世界所缺失掉的东西，没有办法用确切的语言来描述。但是想到老师离开的方式和地点，那也只有老师那样的眼里有山河，心里有山河，脚下有山河，笔下有山河的人，才能够修来的福分。这种方式，这种壮丽，老师是有预判的，像他在《教师的生命投入》里所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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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8日一早，5点半，就醒来了。认真地洗了宾馆房间的水杯，泡了自己随身带着的安吉白茶。又从包里拿出头一天和苏文菁师姐、刘燕、白春香一起买的赛百味的全麦面包。认真地喝着茶，认真地嚼着面包。偶尔拉开窗帘，看看窗外如洗的蓝天。唉，老师啊，直到今天的这一顿早餐，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你生命中一直在践行着的认真的精神。蓝天浩荡，而此时此刻，自己所在的空间，又是如此的狭小有限；时间无尽，可我们的生命，却是如此的短暂；人生已然短暂，而我们能够相互领悟的瞬间，更是如此的少而又少，这如何让人不悲催？
从北师大开往八宝山的大巴车浩浩荡荡。我在自己乘坐的2号车上看到了很多老师、学长、学弟、学妹，在八宝山的院子见到的相识的人，就更多了。清风和阳光一起拂动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绪，唉，老师，这就是你的风格啊。不是阴雨天，不是闷热天，是晴天，而且是有风的晴天，灿烂，十足的舒适。时空中的一切，似乎继续在行使着某种来自老师的影响力，将这些曾与他相关的所有人，再次召集在一起。这些人，也许从未相互见到过，也从未相互听到过，可是因为童庆炳的名字，他们之间获得了相互理解的路径和桥梁。眼泪固然在表明着生死离别的痛惜，可是，在眼泪中的拥抱，难道不是也在生长着某种崭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阳光一样的襟怀，来自难以想象的像幂一样的爱的播撒，来自于诚恳，来自于绝不退却的艰辛的攀登和劳作。
然而离别之所以令人痛心，其最大的原因，还在于今天的这些领悟，全部是迟来的领悟。我还没有找到机会向老师表白我的领悟。或者，实际情况是：我是直到今天，直到再也不可能和老师对谈的今天，才获得了这样的领悟。是老师生命的消失，向我棒喝了这样的领悟。——作为在外地工作的学生，我和其他几位旧时同学从大巴车上提下自己的行李，打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直接到返程的火车站去。但是，行李放在身边，大家却都不急着离开，就在八宝山院子里站着，坐着，说着以前的事情。阳光继续普照，清风继续拂面，可是突然，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焦灼的味道，抬头看去，不远处的烟囱正在冒起汹涌的浓烟。天哪，老师，那是你吗？深深地呼吸着这奇怪的味道，烟的味道和被自己逼回眼眶的泪水混合在一起，成为胃囊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唉，老师，难道我们最后的交往，也必然是以味觉的方式吗？唉，唉，唉！老师，想要为了你的离开而远行，但是院子就这么小，我的脚步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如果那浓密的烟雾真的是你，我所吸进身体的你，和我的眼泪，必然会催促着内心里的另一个我，去远行。她将走过山川，走过江河，走过平原，走过大海，去寻找那个曾经谈笑风生你，那个曾经给了我过多爱护的你，那个助长着我的任性的你，那个对我也许有很多不满的你。然而，不管是怎样的你，只要有你。唉，老师，得有多少次的叹息，才能解决我心头的这些遗憾和不平？得要多少个书写的夜晚，我才能将那些时刻会浮现在眼前的场景和事件，变成文字，将他们从属于我个人记忆的事物，变成非个人的事物，减轻记忆的负担？要知道，只要你活着，这所有的记忆，都是人生锦缎上的绚丽的花朵，可是，你离开了，这些记忆，就是未曾报答的恩情，是恩情的重担。我，我们，把这些恩情，还给谁呢？
2015年6月30日
作者：裴亚莉
（裴亚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