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的“徒弟圈”  撑起中国文坛半壁江山


 
那一天，莫言正在第三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会上，他的手机响起，来电者为北师大文学院的张清华教授。接通电话后，莫言听到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童庆炳老师去世了。”意外、难过、震惊，莫言半响无语。张清华还在电话里讲述，莫言回过神来说：“太突然了。”
 
2015年6月14日，著名文学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因病在京去世，享年79岁。童庆炳被誉为中国文艺学理论领域泰斗级人物，目前，大陆仍有近五百所高校在使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而更让他声誉卓著的，是他曾担任过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严歌苓等当今中国最知名作家的老师。
 
 
牛人扎堆的“作家班”
 
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作，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童庆炳正是这个班的辅导员和导师。
 
研究生班的举办，实则是为解决鲁院学员的学历问题。文革十年，中国的教育全面废弛停滞，许多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文学训练。即便1977年后恢复高考，十年的教育断层仍难以接续。而在此时，已有一批非科班出身的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为招收到真正有文学才华的学员，童庆炳等人为招生设立的硬性条件极低，他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发表一篇作品，这篇作品经得起推敲就可以被录取。”因此，小学毕业的莫言、中学毕业的余华，都得以进入这个“研究生班”，他们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其他的学员当中，迟子建是西北大学的在读大学生；毕淑敏是鲁迅文学院第四期文学创作进修班学员；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机动记者，因住所离鲁院较近，得知消息也报了名；严歌苓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李准介绍进去的，之后不到一年，就退学申请出国了。
 
这个研究生班只办了一届，总共招收了44名青年人，多处而立之年，如今都已成为文学界或文学理论界的顶梁柱，占据着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童庆炳“中国文坛教父”的名号，也就由此而来。

 
 
与莫言的师友情缘
 
童庆炳开设了一门《创作美学》的新课，一个学期十六讲。莫言对这门课印象深刻，“童老师在课堂下是蔼然长者，端重慈祥；在课堂上却是青春生动，神采飞扬。他讲课时的样子经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莫言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常常逃课，逃课的原因他后来回想道，“一般来说，研究创作美学的书，与作家的创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作家更不会用创作美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当年我之所以逃课，大概也是存有这种心理。回头一想，遗憾良多，逃童老师的课，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不仅如此，莫言甚至还请了一个月假，理由是回高密老家盖房子。当时鲁院的负责人周艾若（周扬之子），因此事要开除莫言。莫言听说了，就找童庆炳说情，这件事才得以化解。后来，莫言带着一份检讨书回到学校，当时的童庆炳并没有太多责怪他。
 
童庆炳与莫言的关系，先师后友，莫言的学位论文《文学创作与童年经验》，就是在童庆炳的指导下完成的。毕业之后，莫言谈起在北师大系统学习对他的影响，说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很重要的一步”。
 
君子之交淡如水
 
2000年夏天，季羡林居所不远处的古莲花开之时，童庆炳第一次去拜访季羡林。童在后来回忆道，“我们的谈话几乎是漫无边际的，谈到文坛的风气。最后，季先生兴致勃勃，又亲自挽着我的胳臂，走出家门，以他亲手栽种的一池正在盛开的古莲花为背景，肩靠着肩，又合照了一张，就像两个亲密的朋友那样。”
 
童庆炳个性和善、耿直、谦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和他交往的人，也往往具有相似性格。尤其是与大书画家启功相交的趣事，童向他的学生们多有讲述。启功当时还是北师大的副教授，他将自己的课程称为“猪跑学”，童庆炳打趣道，所谓“猪跑学”就是讲到哪里算哪里。
 
上世纪80年代，启功住在小乘巷，童庆炳住在月坛北街，两家相距很近。童常常去找启功，或是请教问题，或是聊天。启功的书房，在童看来，非常简朴，仅有一些古书，一张书桌，一把硬椅子，此外就是一个条凳，专门招待客人坐。
 
有一次谈到老舍的话剧《茶馆》，启功说：“那算是好吗？连写话剧的方法他都没有掌握。”童庆炳连忙问，这是怎么讲？启功说：“幕帘一拉开以后，台上好几十甚至上百人，这让观众看哪个人说话呢？哪有话剧这么写的啊？话剧啊，像曹禺那么写，才像是话剧的样子。”
童庆炳后来回忆和启功的交往，称“启功对古今许多人物和正统的看法不一样。可是这些他不拿到外面去说，只是跟说得来的学生聊聊天、讲一讲。”两个耿直的人，遇到一起，就是这么有趣。
 
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有一个主流观点，即“形象和形象性就是区别文学和非文学的特征”，以此为创作指导，大量作品出现公式化、图解化、概念化的倾向。
 
童陆续发表了《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倾向》、《文学与审美》三篇学术论文，认为过去的很多创作，只是用形象作为传声筒来传达思想，因此这些作品往往不能感动人。因为它是在配合某种观念、某种政策来写某种作品。一个作家要表达一种观念，然后围绕这个观念，设计出一组形象，讲一个故事，这就变成小说了。在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下，文学就变成了讲一种思想或概念的工具。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学界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文学是某种宣传工具，特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童提出文学的特质是审美，被视为离经叛道，在当时是有巨大压力的。童的观点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但最终被慢慢接受。后来有人归纳说，“童庆炳做的事情，是把文学的形象特征论，改造为文学审美特征论”。
 
童庆炳的学术成就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文学理论教程》的编写。 当时的高校招生，无论是报考哪个专业，都要考一门文学理论，指定用书就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
 
此后，童庆炳又陆续编写了《文艺心理学教程》《马克思与美学理论》《西方文论发展史》《美学》等教材。童庆炳的多部文学、文艺学教程，有近五百所高校至今仍在使用，影响广泛。
 
童庆炳逝世之后，北师大文学院的一位老师说出了对童庆炳的评价，他是一位亲切和善的长者。在治学方面，现在的学校教育是有些浮躁的，童庆炳老师，则堪称学术界的一股清流。
 
【本文节选自《童庆炳：一代文学家的集体导师》，文章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9期总第548期】
 
 
时间：2015-07-10 
来源：香港凤凰周刊
作者：《凤凰周刊》特约撰稿 / 孟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