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是为了找到生命的盐
——河北文学院作家“寻访文学大家于坚”对话纪要
 
施施然/文


施施然（左一）与于坚
 
2015年8月，我和本届签约作家一行及省作协、文学院领导一起赶赴云南，参加“河北文学院作家赴云南交流采风活动”。云南是何所在？身在文坛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块不容质疑的诗歌高地，葆有着于坚、雷平阳、海男这样的诗歌大家，他们不仅诗文本风格迥异、气度非凡，更在小说、散文随笔、书法等领域享有盛誉。此次采风活动能有幸与他们一起交流、学习，内心的兴奋自是不言而喻。
 
“对话于坚”活动安排在8月22日上午。其实来云南之前，我在青海湖与海男姐（她这几天不巧正在法国旅行，未能参会）聊起过这次采风活动。我说我很喜欢于坚的文本，很早就读过他的《女同学》、《尚义街6号》和《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等，他的诗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好是一种精神上的大气磅礴，语言汪洋恣肆泥沙俱下却又无比地精准，是一种令观者拍案而起的好。有着相似诗歌质地与精神高度的还有西川。她赞同，并补充说，听于坚讲座时是没有人看手机的，听众很容易被他的讲话迷住。9：40分，于坚着本白中式棉麻上衣，卡其色长裤，黑色双肩背包，光头，准时进入会场。（以下为从于坚谈话转化来的简要心得文字）
 
文化厚度决定文本高度，写作是为了找到生命的盐
 
我们处在一个唯金钱物质是瞻、文化呈碎片化的社会。放眼望去，我们看到的到处是拆迁，到处是物是人非。我们已经丧失了故乡，丧失了邻居，丧失了童年。我们是弄丢了精神原乡的一代人，过去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善良也快消失不见了，街头到处充斥着速食便捷的东西，读书思考的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资讯、QQ聊天、微信阅读。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从古代的竹简刻印、纸墨毛笔，到发明了印刷术，再到今天这些写作与阅读载体的转变，变化可谓是巨大的，但科技的发展与变化并不可怕，作家们大可尽情地去拥抱它们接受它们。需要冷静理性对待并警惕的，是随之而来的这种浮浅化阅读与泡沫文化。现在的年轻作者，尤其是80后、90后们更少有潜心下来读书的。就像国内一些人常常争论什么中国新诗与西方新诗的差别，你和人家一交谈，人家谈的是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化，你谈的是什么？茶余饭后的微信资讯？我看你还是关起门来安静地多读读书，认真写出有水平的文本来比较好，毕竟写作更关乎个人的灵魂，那些为了发表而写作的人，是对写作的背叛、对灵魂的背叛。
 
我非常赞同于坚的观点，也对他关于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担忧感同身受。我曾于2009年底至2010年初创作组诗《走在民国的街道上》，就是基于对当前社会上这种醉心于浮浅的泡沫文化、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却视而不见的沙漠文化氛围、以及到处都在对传统推倒重建的文化断裂的不满，将精神安放在百年前的“民国”，在诗中呼唤人性的真与爱情原初的浓烈。但诗中的民国并非完全是历史上的制度民国，它更多是我赋于想象与理想的精神国度，是我的另一种精神原乡。
 
好诗如玉，但玉有价值上的差异
 
这个问题是我提出的。我认为目前的好诗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把一些意犹未尽的东西留白给读者去感受与想象。另一类，则是把那些客观世界的真实、发现等直接挖掘并写出来。我个人倾向于后者。那些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很多时候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但日常的东西有时又是虚无的，需要诗人把它指认、揭示出来，而有能力把虚无写出来的文本，我认为更是一种难度写作，也更具现代性，非强力诗人不可为。这两种写法都可以呈现出好诗，我想听听于坚如何判断这两种文本的高下。但于坚笑了，他说无需去判别，所有的好诗都像深藏在地底的玉石，经过多少万年来地壳的变化和岩层的挤压，已经形成独特的质地，但玉根据其结构、密度等也有分类差别，就如有的翡翠价值连城，有的只是个小玩意，也仅仅被称为玉而已。
 
于坚先生果然是语言大师，他说不用判别，事实上已经给出答案。
 
 
2015.8.30


附：

施施然简介：
 
施施然本名袁诗萍，女，画家，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国画作品多次入选国际国内画展并被收藏，出版诗画集《走在民国的街道上》（台湾远景出版社2013年1月）、诗集《柿子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获评《现代青年》“2012年最受读者喜欢十大青年诗人”、“张坚诗歌奖年度诗人奖”，获《中国诗歌》“十佳网络诗人”、“三月三诗人奖”等，美术专业毕业，2012年进修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高级研修班，导师为国画院王大鹏院长。
 
作品发表于《诗刊》《澳洲新报》《光明日报》《青年文学》《天涯》《诗选刊》《星星》《绿风》《山花》《钟山》《上海诗人》、美国《新大陆》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部分诗作被译为英语、瑞典语、维吾尔语，入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排行榜》《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十年诗选：2000-2010》《中国诗歌年代大展》《中国新诗年鉴》等几十种年度精选，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