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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一）
宇向、晓音、朵渔
编按：
中国当代诗歌就是指新文化以来，中国的白话诗、新诗和现代诗。今年是这个诗歌的大日子！从胡适发表《新文学刍议》和他的一组白话诗，马上就到一百年了。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总结与研讨，废话教主杨黎带着四中校草李九如一起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诗歌微访谈。为什么说“非常有价值"?从所覆盖的人群，问题的深度，到回答的精妙，都值得反复一读再读。
微访谈覆盖了老中青百名诗歌写作者，杨黎采访部分以老将为主，九如采访部分以年轻人为主。教主和校草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编辑正在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陆续在四中首发。正在编辑中的《橡皮》5也会选发一部分，整体访谈最后会辑集出版。
感谢所有参与微访谈的诗歌写作者。
宇向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我不使用"成功"这个词。当代诗与当代语言的关系更为紧密、有机。当代诗更强调个人尊严，对存在的个体经验、超验感受、自由意志，对现状以及陌生化情境的把控，都在不断刷新"新的美"，当代诗更要求写作者具有清晰的个人面貌，同时，突显了诗的社会"无用性”。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新机制和新内容"与"和古白话本质的差异"两者是关联的。
词汇量和命名的增多，声音和形式的改变，世界的敞开和写作者观念的颠覆带来的感受角度和思考，编织了新的语言网络。诗永远为它所取材的语言提供生命活力，提供自由和想象以及超越的可能，在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与语言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形成有机关联，通过人为以及语言本身的隐喻、多义产生不同效果，与此同时现实语言比如日常口语也为诗提供了生机。汉语本身富有诗意，我们说"飞机起飞了"，是一种诗的思路，这种日常用语是受诗的影响么？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当代诗"是暂时说法。"自由诗"建基于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它包含自律。我想未来的诗会是更自由的诗。扯远了，我不太关心准确的命名。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开端是一种价值么？然后我选自"朦胧诗"、"第三代"以来的诗，基于好的作品和时间概念，我对流派不感兴趣，对于诗的言说，跟我个人的写作没关系，我心性不愿受牵制，不喜条条框框。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诗歌有标准，好诗的标准在于它几乎更多地说出更多不可言说的。抱歉，有点绕。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使我"活"下去。
使我更加明确 : "我"与"你”区别开来，"我"从"们"中独立出来是合情合理与合法的，而这往往又是以一种被认同的方式，理解的方式，诱惑的方式，爱的方式来呈现的。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不包含"诗性"的性，不走心。
宇向，70后，现居济南。
晓音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我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才上了诗歌这趟车的。说一百年间里诗歌那些事，得搞一个长篇。所以我只能说离自己最近也最直观的。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之处，一是女性诗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当代诗歌的写作平台上破天荒有了女性诗歌群体的阵营；二是把诗歌的功用扩大了。女人写诗自古有之，但是却一直是个体写作。虽然这些女诗人的诗歌写得都好也很优秀，却一直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上被忽视或遮蔽。早先，评论界常常以“男权社会”来解释这一问题，而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归结到女性诗人缺乏群体意识。在人类向文明突飞猛进的当代社会中，当个体生命的吟唱无法让倾听者听到时，群体的声音就变得至关重要。自上世纪的1988年冬天，在四川西昌创刊的首份女性诗歌刊物《女子诗报》是以女性诗歌群体的形式进入当代诗歌版图的。对于《女子诗报》的办刊理念和诗歌理想，我在《意识的空间——对女性诗歌群体的冒险分析》（《女子诗报》第二期，1989年5月出刊）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至于诗歌功用的扩大化是：一有风吹草动，社会上肯定会滋生出大片的诗歌。比如汶川大地震、温州动车事故，还有刚刚发生的南海国际仲裁案、邢台洪灾等等的。可以说，当代诗歌最大的作用，是为全民找到了一个感情宣泄的最佳方式，也是最好最有效果的疗伤大法。不过，做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我个人对当代诗歌目前的状态并不乐观。目前，当代诗歌正在无节制的朝低俗下滑，并且有群众运动的势头。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因为我不搞诗歌理论，所以只能直接以个人感受来回答这人问题。当代诗歌为现代汉语打开了更广阔的通道。我在高校中文系教书，教现代汉语的同事经常会因为当代诗歌里的一些字词和我探讨怎样诠释当代诗歌中的某些句式和语义。当代诗歌从大学讲堂到民众中，都在更新着现代汉语的一些理念。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在大学中文系我教《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两门课程。按照大学中文教材的分类，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以1949年这个节点来分。也有以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那个时期来划分。我个人不这样看。因为这种划分仍然是以某种政治符号来划分。我还是认同以陈独秀、胡适等人的1915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来划分，统称当代诗歌比较合适。另外，以时间划分比用写什么体的诗划分好些，比如现在有些人写旧体诗，而且是年轻人。按照写作者的时间，不可能不把他们归入当代诗歌中。另外，前面说过当代诗歌的成功之处，我说了二点。说到这，我再补充一下当代诗歌成功之处还有一点，就是当代诗歌写作的多样化。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胡适的白话诗诗集《尝试集》是旧体诗向新诗转型的标志。但中文系老师在讲课中常常只讲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却不谈他诗歌的艺术成就。真正作为重要文本讲到的有：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等。在当代诗歌这块，我会在教材外补充讲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翟永明《女人》、周伦佑（《自由方块》）、海子（《面朝大海》）、杨黎《冷风景》、尚仲敏（《桥牌名将邓小平》）、伊沙（《车过黄河》）等。我也会讲中国诗歌史上首份女性诗歌刊物《女子诗报》，讲汇集在《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群体中的优秀诗人。比如潇潇、唐果、钟音、李云、黄芳、苏浅、艾栗木诺、寒馨、兰雪等的诗歌。我曾把女诗人周薇的诗歌放进考试卷。现在，当代诗歌的表现非常活跃。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标榜的“主义”很多，流派也很多很杂，但归结到诗歌写作上，本质都差不多。就是让诗歌写作更加的自由化、去政治化。我想，写进文学史并被我们记住的，是诗歌而不是哪个诗人曾经说了些什么。在此说明一下，我说的文学史不是现在某些根本不在诗歌现场的导师们带着一群博士编写的所谓“文学史”。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诗歌肯定有标准。只是这个标准的把握与读者有关。在网络写作平台上，往往你会发现点击量似乎在左右着诗人。比如，2006年出来的“梨花体”让大片的诗歌爱好者迷失了方向。一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让无数网民一夜间成了“诗人”。许多人发现原来写诗这么简单！诗歌这种文体，与小说和散文不同，小说和散文重点在叙事，把一件事情用记叙文的格式有头有尾的写出来就可以了。而诗歌却不能这样写。海德格尔曾把“思”与“诗”间划了一个等号，这个应该是目前能够比较让人心服的诗歌评判标准。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诗人，他首先应该有超越常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近日很多人一窝蜂的骂美国，还有去洋快餐肯德鸡喊口号示威的。在这些奇葩的事件中，有不少认识的人发微信叫我不买某国车，不买某国手机，不看某人导演的电影。发这些微信的人不少也是自称诗人或诗歌作者的，这让我更加坚信了一个人的诗歌写作能力与他对世界、对社会、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能力相匹配的。我用一个朋友近日和她读初中的儿子的一段对白来结束这个问题。儿子：“妈妈，帮我下个微信”，妈妈“下微信干吗？”儿子：“我要骂赵薇！”。妈妈：“为什么要骂赵薇，她干坏事了？”，儿子：“不知道！反正大家都骂我也骂。”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简单！直白的说是因为想写就写了，往深处说这种想也是人需要向他者表达的欲望。我自己自幼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民国宪兵文职，他和母亲都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上世纪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会波及到我们一家。我童年的记忆往往被大面积的红色涂抹成无法擦去的恐怖。这种记忆非常的可怕，它几乎把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告密者。我很怕因为我的说话会给自己带来父辈那种灭顶之灾，所以除自己的亲人外极少与人有语言交流。我把我想说的，写在一个日记本上。那时我读初中，写的是旧体诗。一本日记上都是“暗夜独自泣”一类的。现在，我写诗基本也是在想“说”的情态下写。因为写诗也给我个人带来了命运的转机，比如我一直想当大学老师。因为诗歌才有了北京大学的文凭，才如愿进了南方的这所大学中文系教书。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仍然还会写诗。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有影响！
晓音：原名肖晓英，四川西昌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文学学士。1988创办并主编女性诗歌刊物巜女子诗报》，已出版诗集、长篇小说多部。有诗歌作品，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80余万字刊发于《人民文学》巜诗刊》巜作品》《作家》《侨报》（美国）等海内外文学刊物。现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任茂名市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
朵渔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相对于旧体诗，当代汉语诗歌最大的成功是拥有了一套相对自由的表达方式，可以更宽泛地容纳和自由地表达当代情感、思想、逻辑和困境；就其自身而言，当代汉语诗歌拥有了自己的语言机制和文体合法性，这是基于百年来的实践基础上的，是基于一大批相对成熟的经典诗人和作品基础上的；相对于其他门类的当代艺术，汉语诗歌在其创造性、思想性和精神气质上，都有过之。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如果我们狭义地去理解现代汉语，就是指的普通话。普通话就是现代官话，有其高度标准化的发音和语法系统，是现代官僚统治的工具之一。当代诗是对这一语言机制的丰富和制衡，它在丰富现代汉语的同时，也在挣脱它和解构它，同时建构起一种更为个人化的、自由言说的语言机制。我至今认为古代汉语中那种自由创造的、不被现代语法所规范的言说方式，依然是迷人而有效的。当代汉语诗歌不仅保留了汉语中最精微的神经元，保留了妙至毫巅的语感和优雅的汉语性，同时也保留了诗人个性化、人性化的东西，就像一种投放在汉语坩埚里的净化剂，不至被党化语言完全污染。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针对的是不同的言说对象。当我们叫它白话诗时，与之相对的是文言诗；与新诗相对的是旧体诗，现代诗对应的是古典诗，当代诗则是在当代性艺术的整体背景下提出的。不能说不具有当代性的诗就不是好诗，李白写的是好诗，但不是当代诗。当我们强调某一个面相时，就会将另外一个面相置于背景之上。当我们命名一种艺术面相时，事实上也将其对应的背景呼唤了出来。艺术的发展路径似乎总是在互为背景、面相转换之中完成的。因此，命名策略就是对艺术面相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个人化的（风格），也是具有时代性的（潮流）。个人化风格与时代性潮流互无必然关联，但万川皆入大海。从万古流的角度来看，能自由自在地流淌几年就很好了。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我们写的是一种诗吗？从潮流的角度讲，是；从风格的角度看，又不是。因此，我们虽然写了一百年“这种诗”，却也留下了各自不同的说法。我能坐在这里默念出来的：白话诗、我手写我口、戴着镣铐跳舞、全民写诗、新民歌体、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令人气闷的朦胧、三个崛起、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废话诗、下半身、口语、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这些说法各有其价值，都参与和影响了百年新诗进程，对汉语新诗而言，都是一种经验的积累。我比较烦那种罢黜百家独尊我术式的真理在握的架势。哪一条都很难说是方向，是真理。荒原径流而已，没那么牛逼。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这个问题多啰嗦几句。标，《说文》段注：木杪末也。杪末，谓末之細者也。古谓木末曰本标。标在冣上（古以聚物之聚为冣，上必有覆冒之也），故引伸之义曰标举。准，段注：平也。謂水之平也。天下莫平於水。水平謂之準。因之製平物之器亦謂之準。《漢志》：繩直生準。準者，所以揆平取正是也。因之凡平均皆謂之準。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新诗需要“标举”一个如水之平、如绳之直的“制平之物”吗？我觉得没必要。与其说需要一个标准，不如说需要一种诗歌教养，教养有了，一种自我标准也就自然生成了。事实上古诗也难说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诗式》《诗品》《文心雕龙》，也仅从风格上评判。《诗品》用“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论诗，也并没有提出一个“标准”，倒是对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类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当代人对新诗有一种“标准焦虑”，苦于“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希望能像“诗三百”那样，能一言以蔽之。但“诗三百”也就是“思无邪”而已，哪是什么标准。
“标准”的焦虑源于评判和接受之难，谁都希望将“标准”握在自己手中，用一把自制的美学尺子去衡量天下，但环肥燕瘦、楚王好细腰的事情，怎好拿自己的尺子去量？如果将这把美学的尺子交给大众，诗歌会不会就此窒息而亡？我们也曾存在一种党派标准，但它已然失效。当然我认为还是存在一种“行业标准”的，这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张木匠被甲夸上天，被乙贬入地，这样的事情也会在诗歌行会中出现，但大多数时候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
“什么是诗”的焦虑则源于新诗文体的合法性。关于这个话题，我写过一篇长文《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摘录两段如下：诗在它最初的源头上与“神”相接，无论是在“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远古时代，还是荷马作为全体希腊人教师的时代，诗的合法性都建基于它是“神的语言”，它从“神”那里领受戒律，代替神说话。当中国进入礼乐轴心时代，西方进入柏拉图的“哲学王”作为立法者的时代，诗人或者成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城邦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属人的还是属神的传统，诗歌从神那里获得的合法性已渐渐消磨殆尽。在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人道主义框架下，无论是康德所提倡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的美学标准，还是黑格尔所提倡的投身历史进程中去影响世界，艺术主体性的确立与扩张是一致的。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上帝缺席，诸神隐匿，海德格尔甚至完成了对诗歌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双重抽离，诗歌变得越来越无导向性，越来越虚无，成为游荡在这个民主制的现代世界的一个幽灵。
“什么是诗？”即便我们回溯到诗的源头，依然无法解除我们心头的疑惑。在古典时期，无论是“言志”还是“神启”，诗都有一个独立的、坚实的基础和空间。当现代性将古典主义美学重新熔铸之后，当诗歌失去了神学的依托后，自柏拉图、贺拉斯以来的诗学理论顿时变得眩晕起来，“什么是诗”重新成为一个问题。孔子口中的“诗”与我们当下所写的诗还是一回事吗？柏拉图笔下的荷马还能称作所有诗人的老师吗？那堪称源头的古老教诲还能作为我们现代暗夜里的光源吗？经过现代性洗礼的诗歌，在取得了文体合法性的同时，却失去了可以评判的基础和标准，诗歌转过头来开始质问自身。诸神不在了，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了。“为所欲为”带来的后果却是“诗人何为”的深度困惑。如福柯所言，文学已经被置入“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当中。这是一个独属于现代人的新问题，“它几乎不比我们更老”，福科说，“所以，关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正是随着马拉美的作品，它才进入了视野并得到了表达。但文学本身是没有年岁的，它和人类语言本身一样没有一个年代学或一种公民身份。”布朗肖则认为，当文学成为一个疑问时，文学的自我意识回归到文学本身，文学才真正产生了。也就是说，文学就产生于它失去源头和身份的那一刻，它孤立于这个现代性的世界，成为无法被招安的幽灵。而其所隐含的深度内涵，则是一种全盘否定人的主体性和人为万物尺度的冲动和倾向。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面对校长的这个问题，我又认真问了一遍自己：你可不可以从此不再写诗？我的回答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首先是一种习惯，如同烟瘾酒瘾或性瘾，戒除很难，也很痛苦，会失去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乐趣，人生会变得无趣，了无生机。其次，写诗是一种无害的技艺，可以让我消磨掉不少光阴。人生无趣啊，老杨，而我又只精通这一门手艺，如同楔入体内的一根刺，现在，它已与我的肉体和心灵连为一体。第三，写诗是对我生命的一种牵引，一种朝向高出、信仰的牵引，如果失去了这种牵引，会带来一种绝望和虚无感，因为我觉得，我似乎已经看到了那个高度和光亮。这就很要命了。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这个问题很本质，也很杨黎，赞。诗和性，天然不可分。我的写作，就是生、死、爱、欲，而性，我通常把它放在欲的观念里来观察。这是一个更为普遍、幽深的人性主题，是一个取之不尽的黑暗矿井，里面有一个黑上帝。想穷尽性，就如想穷尽人生一样艰难。当然，性总的来说是美好的，那些美好的性，像人间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我召唤它们来到我的诗里，如此新鲜，又如此生动。
朵渔，70后诗人。现居北京、天津两地，主持共同体出版工作室。
第二十二波：刘波，陈亚平，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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