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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碧薇:新媒体民谣旋风下的新诗

2017-09-13 07:58 来源:作家网 作者:杨碧薇 点击:

摘要:新媒体民谣旋风下的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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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民谣旋风下的新诗


资料图
 
  新千年伊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博客、论坛、BBS开始风靡,新诗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第一,新诗传播不再单单依赖于传统纸媒,其渠道、方式更加多样化,促进了各种力量的交流和对话。第二,新诗发表的门槛降低,纸刊的发表标准也不再是写作的惟一标准;标准的去中心化,为新诗写作打开了更多出口。因此,无论是从外部传播还是回到新诗内部来看,一种历史性的变革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用“风暴”来形容这场诗歌变革也不足为过。

  如果说,微博的短暂惊艳是个过渡,那么,微信的盛宴则被我赶上了。微信比博客、论坛、BBS更方便,当年人们必须坐到电脑前才能使用后者,现在却只需一个手机,就可随时随地使用微信。微信的出现,真正标志了新媒体的无处不在,人类最古老的艺术——诗歌,也置身于它的包围里。
 
  现在回头审视新千年初的诗歌“风暴”,其泥沙俱下的一面昭然若揭:令人耳目一新的先锋倡导尚未实现,遗留下的问题却持续到现在,并以更极端、更凶猛的样态呈现出来。“风暴”的精华与糟粕,没来得及被提炼、清理,就本能、迅速地融入了微信时代的汉语新诗。换言之,当下的诗歌生态并不是空降的、全新的,其发生方式、传播方式、讨论方式,甚至风格、流派、圈子,都带有新千年时期的印记;那一时期积淀下来的网络经验,也渗透到了今天以微信为主的诗歌传媒里。
 
  那么,微信上的新诗生态是什么样的呢?我更愿意将目光位移,挪到民谣那里,获得一些有趣的发现。
 
互动中的两种态度
 
  在《新媒时代的诗文艺与诗营销——2016年中国诗歌印象》一文中,批评家赵卫峰说:“为什么不可以认为是电影及图像、民谣及音乐、戏剧带动了‘诗歌’,而非诗歌为主导呢?……大众在意的更多是图像与声音效果,以及现场综合效果,而所谓诗在其中——事实上就是广义的‘诗意’与‘诗性’在起作用,而不是诗人们及他们创作的诗歌在起作用。”这段话犀利地指出了新媒体下新诗传播的尴尬。第一,新诗有时要靠电影、民谣等其他艺术门类来扩大传播;第二,影像与音效固有的大众文化性质,决定了它们不能以失去大众、牺牲商业利益为前提来为新诗谋福,因此它们可挑选并推出的新诗极其有限。这一部分新诗,只是诗歌海洋中的几朵浪花——若单以新诗的高度来看,不见得全好,有的还非常不起眼,甚至有失水准。
 
  无论如何,当下民谣确实在勤恳地为新诗谱曲。特别是海子的《九月》、小引的《西北偏北》被谱曲并在微信上广泛流传后,这种势头更加红火。随着一些微信公号的诞生、民谣专辑的发行,民谣开始向新诗示好。民谣这么做,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审美上,尤其是在语言上的短板,需要吸收更多资源来充实与创新,而具有远亲关系的新诗,是再好不过的资源,它直接替民谣解决了语言(歌词)的难题,还附送了思想与审美的福利。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音乐空间里,民谣也面临转型的压力,必须找寻新的渠道以调整自身。
 
  民谣也是一种古老的艺术,通过现代艺术家的革新,如今它拥有更多的现代性、艺术性,并烙上了艺术家个人的烙印。在互联网兴起后,民谣迅速找到了可依托的平台;随着与电视媒介的进一步结合(如选秀节目的兴起),民谣十分明智也十分“投机”地转向新诗寻求突破。我看到:民谣是与时俱进的;在新媒体的席卷下,它的姿态积极又敏锐。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民谣的声音属性在消费社会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民谣既可作为音频来传播,也可与图像结合,变成视频来传播;同时,它强烈的表演功能自带娱乐属性,能在大众文化里拥有一席之地。较新诗而言,民谣占有更多的传播优势和大众话语权。
 
  新诗的处境就寂寞得多。阅读,是新诗接受的最主要方式。但在大众阅读热情日益降低、阅读水准大幅打滑的今天,新诗的传播面并不宽。虽然帕斯乐观地说,“文学最有趣的东西是它的垂直策划,一个文本和一页纸的空间中所说的东西,纸页本身所说的东西和它不能被转译成另一种媒质的性质——无论是电影、电视或是广播”,但即使大众意识到文学(诗歌)有不可转译的趣味,也未必愿意去亲近它,因为他们还可以选择别的娱乐方式。在当代,阅读风气的衰落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我认为,汉语新诗仍存在的直接原因,是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在写,一小部分人坚持在读。
 
  新诗靠的是纸张和印刷术。而新兴的现代传媒,则像暴富的新贵,它并不承认自己与新诗有什么远亲关系。如今新贵们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卓富成效,新诗的寂寞可想而知。
 
  那么,当民谣找上新诗时,新诗是否就认为机不可失,对民谣热情相待?事实是复杂的,新诗的态度耐人寻味。
 
  首先,新诗欢迎民谣。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分享,诗人们当然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广泛传播,激起更多的共鸣。民谣的热度和人气,是新诗不敢想也不能比的。当民谣向新诗抛来橄榄枝时,一部分诗率先被选中谱曲并传播开来,给诗人们带来激励。一些诗人开始尝试写歌词,或让自己的诗看起来更像歌词,以期被谱曲传唱。谷禾的《地铁姑娘》即是一例,诗句的平易质朴、诗行与段落的整齐回旋,都充分考虑到可唱性。目前这首诗被谱成了两个版本的曲子在网络上流传。民谣的激励,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新诗的写作走向。
 
  但同时,新诗又清醒地保有独立性。民谣对新诗的选择标准,更多的是谱曲的标准、推广的标准,这些标准对新诗不具权威性和说服性。新诗知道自己与民谣是不同的事物,不会以牺牲自身独立性、独特性为代价去迎合民谣。自“诗”与“歌”分离开后,纯文字的“诗”与音乐性的“歌”就一直保持必要的距离,“诗”只忠实于“诗”。正因如此,“诗”才能最大限度地面对、使用、激活文字,解救被日常生活磨损坏了的语言,才会取得如今的成就。若以民谣为圭臬,新诗就会丧失身份可辨性,背弃自身传统与经验,损失可贵的艺术性。因此,普遍情况仍是:更多的诗人写作时,不考虑民谣,只考虑“诗”。
 
  新诗的焦虑
 
  我预料到,新诗与民谣结合的热度还会持续一段时期。新诗的矛盾心态也会继续存在。如上文分析,它既艳羡传播,又必须保持“高冷”和清醒。这种矛盾给新诗的姿态加添了几笔摇摆和暧昧,其根源则是焦虑:新诗害怕被遮蔽、渴望被传播的焦虑。
 
  好在,“总有一瞬/时间突然静止下来”,新诗和民谣将会双双看清这种结合的有限和徒劳。新诗有焦虑,民谣也有自己的短板:与新诗相比,民谣具有传播优势;但与流行歌曲、热门影视剧、庸俗不堪的网络直播相比,民谣占据的传播资源也是有限的。无论新诗还是民谣,只要想保持高水准的艺术性,就很难再与大众文化把酒言欢。何况现代民谣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它必须从自我内部完善自身,亦需认真探索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借新诗走捷径。
 
  所以,民谣与新诗又有一种相似的处境,二者的联合也是吴蜀结盟的选择。当民谣对自己的身份和特性有更清晰的认识后,它就会放下对诗歌的偏爱,结束闹哄哄的欢宴。这场欢宴中,真正得利的是新媒体。新媒体催生出无数的文化垃圾,但也是面镜子,让新诗和民谣照见自身。
 
  在新媒体旋风下,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微信使用者,身在庐山中,很难获得全面的大数据。面对巨量的信息轰炸和话语垃圾,大多数朋友圈消息我都选择了漏掉,完全没有动一动手指点开去看的冲动。关于文学,关于诗歌,我更信赖一种具有历史稳定性的检验法:能真正流传下来的部分,才是“文学”的部分;诗只忠实于诗,不忠实于新媒体,也不忠实于任何由技术带来的新事物。在时光的淘沥中,好的诗歌不会被湮没,不会被遗漏;即使我暂时地错过了它们,也终将在对的时间与之相遇。
 
来源:文艺报
作者:杨碧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911/c405175-29526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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