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十年代以来广东地方诗歌的生态场
 
　　地域空间与文学生产的关系向来相互缠绕，并引发了中外诸多探讨，远至南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物色篇》，即有江山之助的慨叹，“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近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专以地理为据来辨别文学之南北；西人丹纳的《艺术哲学》亦将地理环境视为决定艺术特质的三大要素之一，斯达尔夫人则指认欧洲南北的地理差异乃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变化动因；由此可见，古今中外文艺批评者均认为文学拥有与植物类似的特性，基于地缘而形成的文化空间会生长出具有地域特性的文学艺术，而独特的文学艺术会相应促发、引领地域文化自我主体性的生成；更何况，在全球经济文化趋于一体化的后工业时代，地域文学的自我确证有着纠正全球化之弊端的功用，文学的地理辨析能够有力地打破线性的叙述霸权，离析出当代史上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学景观。
 
　　广东位于南方之南，负五岭而面大海，游移于中原文化之边缘，而多与外来文明相激相融，加之历来为贬谪之所，各类异端叛逆流寓于此，广东自古便形成了包容、开阔的地理文化品格，这一地域性的历史文化生态如同适宜的气候催生了富于变革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文学书写，丹纳有言，“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1]作为改革的热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广东已发育成中国当下数一数二的诗歌大省，不仅诗人数量庞大、诗歌活动频繁，而且产生了一批富于影响力的诗人与诗歌事件，广东诗歌的身影由此勃然而大。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当代新诗的生长脉络与新时期的诗歌发展线路并不同步，它有着自身的运动轨迹，较之八十年代即已旌旗招展、风生水起的北京、四川等地的诗歌生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广东诗坛相对沉寂，本土诗评家向卫国指出，“整个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广东的诗歌事件唯一可记取的似乎只有1986年的诗歌大展,因为它起于深圳(主要组织者是来自东北的诗歌评论家徐敬亚)，但是它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北方”诗人。…………然而, 20世纪9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真正的多元时代开始了。因为广东诗歌的迅速崛起,诗歌的南北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偏移”[2]，的确，八十年代的广东作为诸多弄潮儿与淘金者蜂拥而至的改革热土，人们似乎还处于市场经济的眩晕与震动之中，来不及关注高蹈的诗歌美学。而自九十年代伊始，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则是中国最先启动的经济地域群，消费经济与工业文化的发展以加速度的方式拉开了与内陆城市的距离，构成了中国具有范式意义的社会场域，出现了当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歌现象，有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歌，有以杨克为代表的都市抒情诗，有以黄礼孩为代表的纯诗创作等，他们的诗作成为时代敏感的指针，生成了消费社会最具时代创造性与现实意义的诗歌形态；总之，九十年代以来的广东仿佛一块厚积薄发的文化沃土，吸引了无数南下的诗人，也催发了本土诗人的批量成长，并爆发了一系列震动诗坛的重要诗歌事件。目前，广东当为诗人数量最为庞大的区域，并拥有一批重要诗人，如王小妮、杨克、郑小琼、黄礼孩、东荡子、世宾、黄金明、杨子、凌越、马莉、杜绿绿、冯娜、舒丹丹、老刀、卢卫平、梦亦非、宋晓贤、吴作歆、浪子、陈陟云、陈会玲、郭金牛、游子衿、唐德亮、林馥娜、谭畅、阮雪芳、嘉励、丫丫、方舟、汪治华等（界于篇幅与目力，还有众多优秀诗人难以顾及），这些诗人有南下的异乡人，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者，他们交相融汇，共同构成了广东诗歌天空的瑰丽风景线。
 
　　充满活力的诗歌场下，各种诗歌民刊、诗歌选本以及诗歌奖等作为重要的文化志，也充实着广东诗歌史的自我生成，并让曾为中心的北方诗坛错愕而震动。1986年，《面影》作为广东诗歌民刊的先行者创刊于广州，随着诗人江城的加入，《面影》发育为广东诗歌的一个强大的孵化器，从中成长了大批重要的青年诗人；随后，梅州诗人游子衿怀揣对现代诗的热情，于1998年创办了民刊《故乡》；1999年，诗人黄礼孩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有“中国第一民刊之誉”的《诗歌与人》，以持续的激情关注并介入当代诗坛，先后推出“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诗歌概念，被诸多学者视为活的当代诗歌史与精神史。另外，1988年即创刊的《女子诗报》随着主编晓音迁居广东，亦成为广东一份重要的诗歌刊物；2000年，“诗生活”作为国内首家拥有独立服务器的诗歌网站在深圳创办；2001年符马活主编的《诗江湖》以其先锋性让诗坛眼前一亮；除此之外，《行吟诗人》《赶路诗刊》《中西诗歌》《打工诗人》等刊物也以弥散的方式活跃于广东诗坛。
 
　　民刊之外，广东还有如下重要的诗歌事件值得铭记：1999年,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在广州出版，它秉持“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每期对中国新诗进行年度总结，并推陈出新，发掘了一批诗歌新人，被公认为中国诗歌的权威年度选本；2006年，黄礼孩编选的《出生地》和《异乡人》可谓广东诗歌史上标志性事件，《出生地》以本土诗人为大宗，重在表现广东本土文化内部恒久不变的部分；《异乡人》则聚集了众多外来者诗作，展示了广东变动不居的诗歌形态。除了诗集的编选，各类诗歌奖项与诗歌节也若繁花满枝绽放于岭南一隅，黄礼孩创办的“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自2005年以来，延续数十年，饮誉中外；2002年，由南方都市报与广州珠江地产联合主办的“珠江国际诗歌节”已成为辐射全球、颇具活力的国际诗歌大节；2014年，由世宾、黄礼孩于创立的东荡子诗歌奖，以其民间立场与纯诗理想，正成长为颇有分量的民间诗歌奖项；2019年，何光顺主编的《南方诗选》具有作史的雄心，清理了1990年以来广东新诗的精神结构和发展线索，具有一定的诗歌史料价值。更值一提的是2013年伊始的广州新诗年会，它以温煦的诗歌之光镀亮了岭南的文化空间，成为广州市民的年度文化盛会。稍作上述粗疏的扫描，我们便可窥广东诗坛盛况之一斑，广东不仅是经济大省，也不愧为诗歌大省、文化大省，广东诗人并未被商品经济、消费文化的浮云所困扰，他们坚定地追逐着缪斯的足音，担当起诗歌书写的时代道义。
 
　　二、时代经验的凸显与加深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生成了迥异于内陆都市的文化场域与生存空间，它最先经受了资本与消费的全面洗礼，从炫目喧哗的现代性都市到机器轰鸣的世界工厂，一种基于工业、资本的物质新时代最先降临于这片热土，商业经济与消费文化在消解惯性诗意的同时也呈现出它无与伦比的庞杂性与创造性，并呼唤一种新的抒情方式来应对这份泥沙俱下的时代经验。杨克、卢卫平、黄金明、郑小琼、郭金牛等诗人的创作从不同面向切入九十年代以来的都市社会，对其进行深描与反思，呈现了立体多维的时代面影。他们或如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人，穿行往来于广州、深圳的繁华空间，或以钉子的形态埋首于东莞、中山等工厂的钢铁机器之间，以见证与批判的方式凸显并加深了当代诗歌的时代经验。
 
　　杨克自九十年代初南下广州后，便开始了都市诗歌的规模化书写，如《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经过》等一系列篇章，勇敢地刺入了都市消费的生存经验之圈，以精敏之词捕捉当代消费社会具有震颤性的符码与碎片，生成了一种具活力与穿透性的抒情方式。《在商品中散步》可谓作者如何形塑时代的一个总体隐喻，消费时代的诗意形态被重新发明，《在商品中散步》的最后一节，杨克挪用了基督教的宗教语汇进行了高强度的抒情。
 
　　现代伊甸园 拜物的/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聆听福音 感谢生活的赐予/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怀着虔诚和敬畏 祈祷／为新世纪加冕／黄金的雨水中 灵魂再度受洗”
 
　　上述具有圣歌气息的诗句作为全诗的收束从“物感”的微醺中乍然起身，发出高亢的祈祷诗般的抒情音调，商品与技术构筑了新的神殿，它所带来的福音让诗人陷入宗教性迷醉之中，势能升腾的诗歌表层俨然是一曲商品的礼赞，然而，作为修饰语的“现代”的强调，以及“拜物”一词的引入，则制造了反对这高势能抒情的障碍，指向了悖论式的空洞内部，如弗里德里希所言“自波德莱尔以来，抒情诗就转向了技术文明的现代性。这一转向始终具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可以是肯定性的，也可以是否定性的。”[3]正是在否定性的障碍之词的指引下，诗中“虔诚”“敬畏”“受洗”等神圣的大词虽然构建了肯定性的强度抒情模型，但并没有带动诗歌朝向圣诗的飞腾，光辉绚烂的词语能指反而暴露了其所指的空虚，作为实体的商品物质成为被蚀空的黑洞，其势能是反向下坠的，因而，诗歌肯定性抒情躯壳与的否定性的内部之间发生了悖论式错位，针对商品拜物教的讥讽音色从过度抒情的声调背后响起，形成了既加冕又脱冕、既拥护又去魅、既肯定又否定的反讽性的抒情形态，精准地呈现了诗人对消费时代的辩证思考。可见，消费、都市等现代事物在对传统抒情美学加以压制的同时，也可能解放了惯有的抒情方式。
 
　　如果说杨克以既投入又疏离的方式抒写新时期汹涌而至的商品社会与都市生活，那么卢卫平、老刀、黄金明等诗人则从对抗的角度对都市生活展开了深度批判，在他们看来现代都市是压制性的庞然大物，是人类主体趋于空洞的表征。卢卫平的诗歌沉着、朴实，他游移于乡村伦理与都市生存场域之间，始终秉持乡村的精神尺度对都市文明加以审视，《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我拿着一把镰刀走进工地》等诗以并置、对比的方式创造了摄人的诗歌意象，苹果与镰刀作为富于象征意味的乡村符号，被放置于粗糙、坚硬的现代都市空间，其形成的反差与错位使得都市文明的病灶得以骤然现形。黄金明的诗集《时间与河流》则可视为对现代都市的另一向度的反思，他以调头的姿态将缅怀的目光投向了芬芳的大地、静谧的村庄、风中奔跑的少年，它们都在时光流转间一一消逝，诗人对于自然风物、村舍篱落的频频回顾，对于现代工业机器溢于言表的反感，让我们读到了诗人对于工业污染、都市文明的诗意反抗；更重要的是，其复杂而立体的书写背面有着对于现代性霸权更为深刻的心灵体察，他指认进化光谱下层出不穷的“创新”因“无力控制”而化为雅思贝斯笔下的“刺激”，只瞬间呈现意义而不拥有终极价值，“你像一个深渊，一个无底洞，一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的迷宫”，从古典总体性崩散下暴露出来的现代时间，由此成为一个没有出口的巨大迷宫，成为被技术理性与物质欲望所败坏的客体。
 
　　九十年代的广东因全球资本、技术的涌入而一度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由此崛起的打工诗歌亦凝聚为当代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诗歌类型。“打工”作为一个进行时态的历史语码，潜隐了时代的情感波澜与精神秘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社会现象，有关论述可谓连篇累牍，只是对于它的外在表述多为自上而下的扫描、概括，诸种定义与呈现难逃各类权力话语的粗暴塑形，抑或叠化为智识阶层自以为是的社会想象物，而以郑小琼、郭金牛为代表的打工者诗歌是生成于打工群体内部的精神结晶，脱胎于个体的血肉经验，见证性的在场书写为我们建构了宏大叙述之外被隐匿的社会精神史。
 
　　郑小琼从江水浩荡的四川南充来到工厂麋集的东莞，她漂浮于各类机器轰鸣的车间内部，“在机台，图纸，订单”的负重下无待地书写，于“铁”“水泥”等冰冷之物上提炼诗意，从时代边缘的幽暗处生成了一个混沌而蓬勃的诗意空间。《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生活》等代表作以粗砺的、挟带了速度与力量的语言呈现了打工者挣扎的生活图景与精神折磨。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生活》
 
　　“我”是一个辗转于肉身漂泊与精神痛楚间的抒情主体，挣扎于幽远理想与卑微现实的裂缝间，向着虚空中的倾听者诉说无尽的怅惘。密集的情景转换、连绵的情感起伏展现了郑小琼精敏的感受力，当然，这种生存之痛的感慨与抒发，在其他诗人身上也能找类似的强度，但郑小琼的力量在于她的诗歌从个人处境出发，又超越了狭隘的个体悲欢，于私人经验之外还展现了普遍性意义，隐喻了现代语境下个人肉身与资本控制之间的异化关系，成为现代性暴力的一个有力指证。其2012年出版的诗集《女工记》让我们看到，郑小琼拥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具包容度的温情，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了更为广泛的伦理维度。
 
　　人至中年方为人知的郭金牛，一直漂泊于广东的深圳，长期默默无闻，却从未懈怠过诗歌技艺的自我训练，他的诗作声音清冽，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词语陡峭，意象清奇，精妙的语言外壳包裹着凌冽的精神火光，《十支朱红》《花苞开的很慢》等诗以克制的抒情、简洁的言说敞开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经验世界，以轻灵的语言承载了一种的沉重的现实，其诗作宛如古典白描，寥寥几笔，举重若轻，却直抵一代打工人生命的痛处。
 
　　马歇尔.伯曼曾说波德莱尔体现了现代英雄主义，因为他在反田园诗的现代渊薮内部发明了现代诗歌，而在我看来，广东的打工诗歌也呈现了我们当代社会的英雄主义，它们呈现了时代幽暗处的伤口，释放了阶层底部的能量，对压迫性的现代符码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其书写不是来自悬浮其上的外部，而是来自时代压力的最深处，张力之下更能绽放出炫目的生命能量与美学经验。
 
　　三、高蹈的精神突围
 
　　曾几何，源于四溢的商业精神与强大的市场辐射力，广东的经济光芒有力地屏蔽了它的文化生长，广东一度被人视为文化沙漠，这类符号化甚至带有污名化的称呼很长一段时间让人们对广东文学艺术的精神能量视而不见，与此同时，并不擅长自我言说、自我宣传的广东文人特别是诗人们似乎也并不在乎名实的分离，只问耕耘，少问收获，由此，当代广东诗歌（除了已然标签化的打工诗歌）难以引起评论者的关注，更难以被纳入主流文学的叙述框架之中。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视九十年代以来的广东诗歌，我们看到一批诗艺精湛的书写群体仍以罕见的纯粹坚持诗歌的精神性，强调诗歌的伦理承担意识。从王小妮的内倾性思考，到“完整性写作”诗人群的观念叙述与诗歌实践，广东诗歌不仅面朝现实、呈现了时代的见证，而且展示了其高蹈的、逆潮流而上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色泽。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即迁徙至深圳的王小妮，宛然孑然而立的孤鹤，奇异地包裹了自身，她不仅远离深圳热火朝天的经济漩涡，而且远离喧闹跌宕的诗歌现场，她遁身于深圳高楼大厦之间，自觉坚持边缘化书写，保持对纯净精神世界的固执追求，她认为“只有边缘，才是稀有的、独立的，没有被另外的东西干扰影响。”[4]王小妮仿佛独自在时代的隧道内部挖掘精神石脉的矿工，其写于深圳的一系列诗歌构建了独特的个人经验体系，轻盈的文字羽翼上承载了沉重的历史寓言，平实的日常表层总豁现陡峭的奇思。
 
　　2003年，东荡子、黄礼孩、世宾在彼此的诗歌碰撞中提出一个新的诗歌主张：“完整性写作”。东荡子将“完整性”视为人性臻于完善的内在追求“我愿望在诗歌之中消除自身的黑暗，从而获得完整性”[5]；在纲领性的诗歌宣言《完整性诗歌：光明的写作》中，黄礼孩以信徒般执着的语气如是说，“诗歌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除了技术上达到浑然天成，精神上更应成为人类的明灯。”[6]完整性诗学群渴望在逐利的、分崩离析的技术社会重新恢复诗歌与人的尊严，其代表作有东荡子的《杜若之歌》、黄礼孩《谁跑得比闪电还快》、世宾的《伐木者》、浪子的《无知之书》等。
 
　　黄礼孩视诗歌为一种绝对性的精神信仰，在有关良知、承担、意义等终极性追问与思考中，呈现了一名诗歌朝圣者的书写伦理。《谁跑的比闪电还快》道出了一种平静又高傲的精神自况：远离时代的侵蚀，通过决绝的生命实践来对抗人类生活的顺流而下。《窗下》一诗则勾勒了一种明亮而轻盈的精神维度，“这里刚下过一场雪/仿佛人间的爱都落到低处…………你象一个孩子/一无所知地被人深深爱着”，落到低处的雪化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让滞重的精神诉说在隐喻中变轻、变神秘，从而抵达诗歌丰富的隐秘地带，并从澄静的诗意内部传达了战栗于细腻情绪之上的有关爱与奉献的抽象思考，瑞恰慈强调所有细腻的情绪都需要隐喻的传达，在我看来本质性的精神勾勒更需要这类精微的隐喻传达。黄礼孩这些有着圣诗气味的诗作，不仅在精神线条上与之有着相似性，而且在诗歌的存在方式上，也有着与之类似的轻盈性，他善于消除语言重量，将内在体悟与外在世界、个体想象与客观事物有效地编织于自由漂泊的语言之中，在能指与所指、本体与喻象之间轻巧滑动。不过，一个有抱负的诗人总不畏惧打破光滑而鲜明的过去，从《条纹衬衫》开始，黄礼孩的诗歌变的更具重量与力度，他提纯了富于现实穿透力的意象，在不断的追问、辩诘间意图沉重地撞击世界的真相，显然，黄礼孩正在自觉地进行诗歌变法，他要从轻盈的精神漫步走向复杂、滞重的现实荆棘路。
 
　　英年早逝的东荡子早年四处漂泊，但动荡生涯与边缘生活不仅没有让诗人陷入碎片化的生存状态，反而在始终如一的精神坚守下生成了一个更为确定的抒情自我，相对于遭损毁的外在现实，诗人更关注的是形而上的精神生活，更愿意展示精神平原的广袤与美，为此，诗人展开了想象的羽翼，将这一漂浮于现实之上的光明世界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那里有参天的树木和纯洁的鸟群，那里金色的屋宇/闪耀着黑暗的光明，那里王与臣民平等而友好/那里的道路向上，平坦而惊奇，犹如下坡一样轻松”(《卑微》)这是由诗人精神之光所缔造的乌托邦世界，糅杂的外部经验在他诗歌中如树叶般一一落去，梦想中的存在物闪烁着诗人赋予它们的意义而自在自为，诗人因此独踞于自我世界的山巅，吟咏从这些纯粹象征物之上所呈现的人类绵延不绝的爱欲生死。
 
　　与黄礼孩的“诗歌信仰”类似，在世宾诸多诗篇中，“诗”化身为“光”的肉身，成为世俗世界高悬天穹的发光体，彰显了诗的神性维度；《在我和诗之间》诗与光合二为一，诗拥有光的基本质地，成为光的一种，“我知道你的存在：明亮而宽阔/在我和诗之间，隔着千山万水 我听见你在召唤，隔着千山万水/你如此清澈、深沉，像高处的光。”清澈、深沉如光的诗歌从世俗化、技术化的泥淖中卓然上升，被赋予了终极性的意义线条，成为诗人眼中的恍然神祗的“召唤者”。诗歌不仅如光一样在高处闪耀，而且俯身人世，从庸常生活中伸出了它的拯救之手，可见，“光”是世宾“完整性”诗学理想的核心意象，它是一个召唤，也是一种救赎，它让诗人避免陷入动荡的分裂，成为超越了时代碎片的获救者。
 
　　四、斑斓的诗学景观
 
　　纵览当代诗歌地图，不难发现，北京、四川以及其他诗歌大省擅长祭出诗歌大旗，热衷于实行眼花缭乱的诗歌实验，他们渴望登高一呼，赢者云集，要在当代诗坛霍霍确立自我身份。比较而言，广东的诗人们无疑如散兵游勇，大多踽踽独行，碎片般漂游于诗歌之海，他们可能会因为诗歌的某个原因而乍然漂聚一起，饮酒谈诗，然后相忘于江湖，总之，他们各据自身的天赋与爱好写作，极少开宗立派的欲望；他们率真、自由，拥有没有被诗歌小团体所规训的个体美学特质，如漫天繁星、遍地嘉木，倔强地闪烁着自身的光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专注于口语书写的广东诗人，其代表者有老刀、宋晓贤等，他们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坚持本真的口语写作，强调呈现新鲜的生活经验，这类书写意识与八十年代南京的“他们”、四川的莽汉主义有所不同，八十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口语写作更类似一种针对意识形态笼罩与话语规约的诗学反叛，一种策略性的诗歌运动，而广东的口语诗人更多缘于个体诗歌美学的自我选择，多以沉默而分散的方式进行口语诗的书写实践。老刀的诗有本能的平民意识，语言平实、不事雕琢，却能机敏地于日常事物间探查内在的悖论性纠缠与意义裂缝，《北部湾》《疑》《树》等诗以家常话语展开诗歌形态，却指向形而上的思考，为日常生活赋予了哲学维度。宋晓贤的诗有着刻意的朴素，它平常如话，甚至有清澈见底的浅白之嫌，然而，浅白的诗歌表象下包裹了作者沉重的思考与尖锐的批判锋芒，《一生》《如果》等诗，如闪着寒光的匕首，让读者在平白如话的诗语叙述间难免悚然。
 
　　与口语诗苦心经营的随便相对照，陈陟云、梦亦非等则对诗歌技艺与形式有着高度自觉。陈陟云的诗风可用顾随的“氤氲”来形容，深婉华丽，既精心锤炼词语，又让诗词避免了千锤百炼的硬态，而于情感的柔性流溢间焕发出夷犹之态，当然，如果能抛弃某些惯性的滑词，在抒情层面更克制些，诗歌会爆发出更强烈的势能。如果说陈陟云是古典的筑梦人，那么，梦亦非则近于后现代嬉皮士，他一次次变换诗歌面具，展开冒险的书写之旅，既创造了长篇大幅的《儿女英雄传》，嬉游于文字符码的纠缠之间，着意考验读者的智力和耐力，挑战当下诗歌消费的传统胃口，也写下不少如《素颜歌》《咏怀诗》一类凝炼、充满了内在爆破力的短诗，但毋庸讳言，梦亦非的某些诗作过于专注词语炼金术的炫技，难免走火入魔，但我相信诗人总有一天会在眼花缭乱的技巧训练中寻找到那条能让他终于安静下来的林中路。
 
　　近年来女性诗歌的命名与概念一直众说纷纭，引发学界不少争论与辩诘，但这辩论在呈现问题复杂化的同时也表征了当代女性诗歌的蓬勃生长，丰硕的诗歌文本与诗意、诗艺层面的倔强突进已经让女性诗歌无疑成为当代诗歌批评的焦点之一，与之相应，广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出现了一批有着强劲创作能量的女性诗人，如王小妮、马莉、郑小琼、冯娜、舒丹丹、阮雪芳、林馥娜、杜绿绿、陈会玲、谭畅、谢小灵、月芽儿、布非步、旻旻、嘉励等，她们的诗或敏感细腻，或善于缔造奇异的想象空间，或勇于面对沉重的现实世界，女性诗人的标签已不足以覆盖她们的书写，更难得的是，她们大多从闭抑的个体转向，直面历史与现实，有效勾连了自我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可以说，她们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超越了被固化的女性诗歌的藩篱，介于几位女性诗人前面已有论述，所以下文就几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作一简单论述。
 
　　马莉是广东的资深诗人也是一位颇有创造力的画家，不同艺术方式之间的切换、交融让她的诗作更能挣脱诗歌体制的惯性羁绊，拥有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气质，她的不少诗作如《裂开的缝隙》《神引领了窗前的月亮》等，可谓诗中有画，与后现代派的印象画一样饱含张力，富于视觉冲击性；诗人以专制的幻想力对客观对应物进行变形，使之成为诗人情感的承载体，并以物我相激相荡的方式营造了情绪与理性相交错的诗意空间。
 
　　林馥娜亦在广东诗坛默默耕耘多年，她的诗磊落、自然，毫无“女性”的性别包袱，面对经验世界，她坚持追踪其精神脉象，始终保持了对形而上世界与生活本质的深刻渴望；林馥娜的诗歌是有光的，她不惧于朝向深渊的俯就，承认并接纳人世间的黑暗与不堪，也绝不沉沦于这暗地，她要“不衰老不昏聩不易辙/矢志奔向清明之境，旷远之乡”，以个体的德性来温暖这个四处透风的人世间，因而，她的诗歌在坚硬的河床上流淌着辽阔的悲喜。
 
　　舒丹丹的诗沉静、内敛，富于书卷气，诗人神游于他者与自我之间，于恍然间闪现隐匿的精神亮光，《路遇收割后的稻田》《深秋的橘子》中的稻子、橘子是诗人凝视下的精神投影，它们在展示自身秘密的同时也给予诗人以启示，更难得是，舒丹丹在凝视并触碰事物秘密的同时不断返回内心，与抒情自我展开了理性的盘诘，丰沛的诗意内部自动生长出哲思的骨骼。
 
　　冯娜是当代诗坛的新锐诗人，她的影响力已溢出广东地域，引起不少评论者的瞩目，目前，她又荣获第十二届骏马奖诗歌奖，更显示了她强劲的诗歌能量；在我看来，冯娜诗作的诱惑性并不依赖于对边疆等特殊题材的占有，而是其感同身受的领悟力、创造性的个人化书写构成了其诗歌文本的内在魅力，她总能展开灵敏的情感触角接通现实存在，善于恰到好处地控制词语与接触物之间的限度，在她富于曲线与转折的诗作间游走着与生俱来的灵性。
 
　　陈会玲宛然一株静默却生命力充沛的植物，无待地写作，适当地分泌诗歌的汁液，她的诗作数量不多，却均具有相当的水准。她的诗中总浮现一个敏感、不安的抒情个体，时时折返于回忆与当下之间，追溯、寻觅，却又保持了清醒的节制；陈会玲的诗还常常闪烁着奇警的语句、善于诗句间的转折勾连，展现了纯熟的诗歌技艺。
 
　　当然，广东值得论述的女诗人还有很多，譬如谭畅诗歌的坚硬与浓烈、阮雪芳诗歌的空灵与柔软、杜绿绿诗歌的梦幻与奇诡等，除此之外，诸多优秀的男性诗人限于篇幅都无法在此一一阐述，他们风格鲜明的诗歌书写共同构筑了广东炫目的诗歌版图，也呼唤着更多评论者的关注与研究。
 
　　对广东新诗的回顾与管窥，不仅为了部分地促进保存当代广东地方文化图志，展示广东的文学实绩，也为了从地方路径出发勘探中国当代新诗的变化轨迹，从而打破一体化的线性的诗歌史叙述模式；因此，本文对广东新诗的概述并非为了拘泥一隅、独标高格，对其深描始终置放于当代诗歌的整体发展态势之中，期冀能在广东诗歌形态的描述中寻求到其内部所包含的当代新诗如何自我嬗变、扩充的重要经验，从而更为深入、细致地理解中国当代新诗的复杂面向。
 
　　注释：
　　[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2]向卫国：《世纪之交：广东诗歌崛起的文化生态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3]【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4]王小妮：《今天的诗意—在渤海大学“诗人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5]东荡子：《消除人类精神中的黑暗——完整性诗歌写作思考》，《王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6]黄礼孩：《完整性诗歌：光明的写作》，《诗歌与人》2003年7月，第1页。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作者：杨汤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122/c404030-320084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