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艳访谈蔡维忠
行走在时间深处的艺术
三毛散文奖·北美作家专题系列
【编者按】三毛散文奖在同类文学奖项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近年来屡有北美作家获奖,他们是第三届的盛林,第四届的张翎和陈九,第五届的王鼎钧和蔡维忠。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公众号近期将推出专题系列,以采访或评论的方式介绍这些获奖作品,已经介绍过的获奖作品以链接的方式推出。
受访人 | 蔡维忠
访谈者 | 顾艳
访谈时间: 2025年5月15日
顾艳: 我们这个访谈从你这次获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开始吧。这次回国领奖,你觉得现在国内的文学界对“多元文化书写”的接受度如何?身居海外,你如何看海外华语文学创作的前景与中国主流文学的关系?
蔡维忠:这次到舟山定海参加第五届三毛散文奖颁奖典礼,见证了典礼举办得非常隆重,感受到主办方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虽然国内一些知名的文学奖项不一定对海外作家开放,三毛散文奖不一样。他们力图把这个奖项打造成海内外品牌,所以欢迎海外作家。
这种做法和我向国内正式文学杂志投稿发表的经历相比是一致的,说明国内对于海外题材很感兴趣。我写的尺八系列,监狱系列,旅游系列,以至自己的经历,大多是海外题材,都能在国内发表。
我认为海外文学是主流的一部分,只是有自己的特色。这样说,是因为海外文学的读者和国内文学的读者是同一批人,主要居住于国内;居住于海外的读者占少数。海外文学在主题、题材、视角、表达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有别于国内文学。我把这个差别当作海外文学的强项,即它以自身的独特性加入主流,在主流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顾艳:你这次获奖作品是散文《最后的荒童古木》(见文末链接),讲一个有关尺八传承的故事。特别在跨文化家庭,五代人围绕尺八这一传统乐器展开了情感与记忆的交织。你最初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
蔡维忠:对尺八初步接触是苏曼殊的诗句,“春雨楼头尺八萧”。后来当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学习吹奏尺八时,我终于有机会从一个吹奏者身上了解它。朋友说,他把吹尺八当修行,而不是单纯吹奏乐器,我第一次知道历史上尺八的精神性。这个故事写成散文《明月孤舟尺八箫》和《尺八之诺》,分别发志于《散文》和《当代》杂志。以这个故事为契机,我采访了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的许多尺八吹奏者,并把尺八从唐朝起源,传到日本,现代传至全世界,并回归中国的全面历史都了解了。这个尺八系列有五篇发表于文学杂志,另有一篇即将发表。《最后的荒木古童》是其中一篇。
在了解尺八史的过程中,我得知荒木古童是尺八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家族。当我得知汉兹是荒木家族最后的尺八传人时,感受到他和他的家族很有故事,便开始采访他。我专门开车到缅因州他家中感受他的生活环境,目睹他家中陈列的先辈人物,听他吹奏尺八。这是一个关于文化传统面临断裂,以及在断裂中坚持传承的故事。断裂和传承交织的力量,构成了文学的张力,展现文学的打动力,是吸引我的地方。
顾艳:你在散文中,对尺八的描写非常细腻带有音律感,你是否接触或学过尺八,或者你是如何做资料准备的?
蔡维忠:文字描写的音乐和音乐有关,但不是真正的音乐。它是感受,感受是可以用文字描写的。具体到这篇散文,我在几处着重描写音乐。下面是其中一段:
“汉兹用这枝二世古童制作的尺八吹奏了二世古童谱写的尺八曲《月之曲》,脑海里浮现出一轮秋月冉冉升起的图像。曲子在缓缓声中展开,然后曲调转高,然后昂扬铿锵,犹如月亮从地面升上来,越来越高,直到中天,光芒洒向大地。他似乎回到一百多年前,看见曾曾祖父在喧哗的东京城自家的花园里,手里拿着尺八,抬头看着明月。他记得二世古童说过,世间万物的声音都可以融入尺八声中。”
“低回的倾诉,高亢的挥洒,那旋律穿越了一个多世纪,五代人。那是祖先的呼唤,是后人的回应。”
我不会吹尺八,但我喜欢听尺八音乐。在叙述尺八人物时,我把他吹奏的音乐当成人生的重要部分看待;尽我所能去感受和理解他的音乐,便是了解他人生的一部分。对于我想了解的曲子,我先听,感受音乐,得到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和吹奏人讨论他对那首曲子的理解和感受。文章中对音乐的描写来自自己和吹奏者的理解和感受。
记得有个受采访者告诉我,他受记者采访时,记者并不关心音乐作品。而我却要求他吹奏指定的曲子,把音频传过来,我还要求他谈对曲子的理解。他说我很深入。确实,这是我对写作的态度。我写某件事情,除了查阅资料外,特别希望找到相关的人,让他们谈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专长,自己的感受。我把收集素材看作是创作的一部分。同一个人,我会多次采访,边写文字边采访。当我完成采访时,创作也基本完成,剩下的工作是比较简单的文字整理。因此,我认为收集等于创作。至于要收集什么,作者心中要有个准数。这由眼界决定,站得高才能挖掘得深。
顾艳:汉兹这个人物很有特点,混血身份,没有子嗣,面临传统失传的问题。在他身上体现出深切的文化断裂感。你在创作他的时候,有否投射你个人的经验和思想?
蔡维忠:作为移民,断裂感肯定有,而且还有深刻的感受。但是,单单感受断裂是不够的,如何应对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移民,不是像旧时被当成猪仔卖过来的,而是主动的行为。就是说,我们认为移民是有正面意义的。所以,我不会停留在断裂上,而是寻找断裂后的弥合和机遇。
汉兹是混血儿,对于父亲的母国和文化有隔阂。他父亲因为童年时就被认定是家族尺八的传承人,所受到的压力很大,没有童年的快乐,长大后对尺八产生抗拒,给家族传承带来巨大变数。父亲对尺八的抗拒,也体现在汉兹身上,他没有受到尺八传统的熏陶。他们父子两人都处于断裂中,但是都在命运的辗转中回归尺八,成为尺八传承人。
父亲一生坎坷,曾放弃尺八去追求新的生活,但是冥冥之中尺八似乎有一种力量把他拉回。汉兹从小没有受到足够的尺八传统熏陶,年轻时有意抗拒尺八,现在不再抗拒了,任由尺八的力量把他拉回。两代人在曲折迂回的路上殊途同归。父亲年过五十才真正回归尺八,汉兹刚好五十岁,正是时候。
他们的故事不在于断裂,而在于如何在断裂中挣扎,追求,弥合。对于文学艺术而言,断裂中的传承比顺境中的传承产生更大的艺术力量。
顾艳:尺八精神有否给你的写作带来顿悟?
蔡维忠:先讲一下什么是尺八精神,或者尺八的精神性。尺八在唐朝传到日本,后来在中国失传。它在日本流传了一段时间,也面临失传。是一些僧人(普化宗的虚无僧)把它传承下来。他们把尺八当成法器,而不是乐器。所谓法器,就是修行的工具。吹得好不好不重要,吹得专心才重要。后世把用尺八修行叫做吹禅。怎么理解吹禅?也许可以从坐禅入手。和尚通过坐禅而净化心灵,吹禅达到同样的效果。
在《最后的荒童古木》中,我写到过一段汉兹父亲的话:
“我们吹尺八,有一个说法,叫做一音成佛,意思是,一个音便可以抵达觉悟的境地。专注于一个音,忘记一切,心无杂念地吹。不需要技术,专注地吹,发出一个声音,不管是模糊的声音、清晰的声音,或其他声音都可以。在气息上,通过腹部,通过脚底吹上来,如从地球的另一端吸入空气,然后吹出来。不管以任何姿势,站姿、坐姿,或是行走,如果你试着专注于呼吸,你不是会感到平静吗?这就是真正的禅生活。”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经历过顿悟,特别是慧能式的顿悟。但是,和尺八人的接触,让我对自己的内心增加了了解。把它叫做觉悟更合适。
我在《尺八之诺》一文中描写尺八人如何修行。
“种种问题,在逍遥看来,无非关系着两件人生大事,一是洞察自己,明了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愿望,二是安放心灵,避免真正的愿望在生存的压力下和欲望的诱惑下受到冲击,渐渐放弃遗忘而埋没沦亡。尺八帮他观察自己,洞察自己,把心灵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
“逍遥认为,真正吹尺八的人,面临操守与生活环境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绝不会妥协。他们可能是独善者。独善者有所不为,专注于守持自我,拒绝被环境熏染,倾向于做一个避世的隐士,如伯夷叔齐、接舆庄子、陶渊明等人。他们也可能是兼善者。兼善者有所必为,不肯止于独享所得,希望向世界分享,希望引导更多的人,能体证己之所证,倾向于做一个济世者,如孔子孟子等人。”
“逍遥还没遇见尺八前就开始修行了,当初写对联就是修行。只不过,遇见尺八是机缘,尺八是他的最爱,因此才成为他的主要修行途径。儒家有儒家的修行,佛家有佛家的修行,俗世的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修行。有人意识到自己在修行,有人没意识到,没意识到并不意味着不修行。”
逍遥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是修行。当然,这不等于做什么事都是修行。关键在于你心中是不是把你做的事情当成修行,从而洞察自己,安放心灵。所以,我做科研可以是修行,写作可以是修行。所谓觉悟,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赋予意义。
顾艳:你在散文写作中,始终保持平视的目光,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都没有刻板印象或标签,这种写作姿态对你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蔡维忠:大概是对自我人生的了解吧。所谓了解,有两点。一是我需要挣钱养家,有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二是对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或者寻求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虽然并不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意识到有意义,我愿意去做。我对于写作的对象也是从这两点去理解他们。对于不能依靠尺八挣大钱的吹奏人,我去了解他们如何挣钱,还去了解他们如何在不太富裕的生活中如何得到精神上的升华。本质上讲,我们都没有差别,只是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故事。我讲他人的故事,是以自己作为参照的。不同的故事,同样的本质,我们是平等的。
我虽然写了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等等,但在我心中,我并不把他们当成不一样的某国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人。我相信所有人都有共同的需求。
这种写作态度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你不说我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叫选择,因为我没有其他选项。
顾艳:这篇散文不只是讲一个家族故事,更是在探讨不同文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理解与交融,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这篇散文的核心价值和主题?
蔡维忠:这篇散文,乃至我写过的尺八系列,甚至许多其他散文中,核心价值和主题是寻找人生的意义。
维克多·弗兰克尔说:“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毫无紧张感的状态,而是为某个值得他奋斗的目标而努力。”他主要指人在逆境和绝境中,因为心中有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而能生存下去。我的理解是,即使在生存不受威胁的和平环境中,也需要追求人生意义,才能生活下去。
当然,个人的人生意义各有不同。
在难以生存的条件下,生存就是人生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温饱,如何遮风挡雨,如何活下去,便是头等大事。在获得生存的基本保证后,人会追求更丰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享受和名利地位便成为人生的意义。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为了保证生存和追求物质享受和名誉而活着。只有少数人为了精神升华而活着。他们也许不能拥有丰厚的物质享受,也许没有获得与个人努力相对应的名利地位,却信奉某种理念,把人生献给某种事业,某种使命。他们只能是少数人,世界装不下太多这样的人,但他们在精神上升华。
我笔下的当今尺八传承人,包括这篇散文的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历史上用尺八修行的虚无僧的吹禅精神,追求精神上升华。
顾艳:写一部跨文化经验的作品,最难的是哪一点?语言、文化背景、情感共鸣,还是别的?
蔡维忠:描写非母语的语言、文化等方面都不容易,如果把这些方面单独挑出来加以强调的话。我一般是不会强调它们的,而是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会展现出来。
我的成年是在美国,即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度过的,算来有四十多年了。母国文化只是占了时间先后的优势,并没有时间长度的优势。论优势,我更能懂得两种文化,并且有亲身体会。论劣势,我比不上美国土生土长的人对美国文化的理解,对于我没有生活过的国家的了解和体验更少。他们的母国文化和我不一样,风俗习惯,文化值价不一样,都限制了我真正了解他们。
但是,我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最低层次上都需要生活,在较高的层次上需要活得有意义。只要找到在两点上和我合拍,我就觉得没有困难了。我深度采访过一些写作对象。采访时,我必须弄清楚受采访人是靠什么生活的。我当然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升华。但所谓升华比较虚幻,所以我要确认他是从扎实的生活中升华的。
顾艳:《最后的荒童古木》之后,你有否延伸的故事线索或者人物?
蔡维忠:最后一段提及汉兹的中国学生。我和这位学生保持联系。他当时将要上大学,现在已经毕业了。他对尺八非常投入,而且悟性很高,可望成为尺八传承人。汉兹希望把古童的名号传给他。但是,汉兹也说,音乐人的人生不容易。我会跟踪这条线索,看年轻人是怎么经受考验的。
在《最后的荒童古木》之后和之前,我写过一系列尺八故事,全方位从文化上把尺八写全写透。集合起来,它是尺八史,既是尺八从中国到日本到世界的传播史,也是尺八传人的心灵史。这些故事互相延伸,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顾艳:你的散文是行走的艺术,素材来自实地考察,行文在自由与节制间平衡。对整个散文界而言,你觉得当下的散文创作最缺什么?
蔡维忠:我同意,我的散文是行走的艺术,素材来自实地考察。以尺八系列为例,我在新冠疫情稍微缓解的时候开始到外面行走,从美东的缅因州,到夏威夷和悉尼,采集许多第一手材料,写成非虚构尺八系列。又以游记为例,我到过南美的荒原,观看古人在荒原上留下的巨大而神秘的线条;还到过太平洋深处的复活节岛,听当地人讲他们对岛上那些神秘石雕的解读。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探究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人们如何生活。上面说到,我相信所有人都有基本的生活需求。从这一点入手,我希望探究那些神秘古迹是在什么条件下建造和搬运出的,从而还原它们背后的真实生活。
不管是对待尺八还是古迹,我尽量走近它们,并抓住时间的两端。一端是现在可以接触的人物和眼睛可看到的景物,另一端是它们的的源头。通过现在感受过去,在人物、景物上体现出历史厚度,从而写出文字的厚度来。
当下的散文创作最缺什么?这个问题有点大,我还是讲讲散文创作需要什么。它永远需要的是独特性,不跟别人的风。散文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题材的独特性。到实地考察,和当事人反复交流,获得第一手材料,是获得独特性的门径。如何考察,如何交流,如何深入挖掘,获得升华,则需要具备较高的眼界。
顾艳:回过头来问一下,你从留学生到理科博士再到药物研发专家,拼博的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那时候是否有写作的冲动?
蔡维忠: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我在美国求学、工作、生活中碰到很多值得写的素材,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要写。原因是我非常投入自己的专业,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专业上,所以没深入挖掘文学的素材。没有深入挖掘,素材便被时间冲淡了。时过境迁,现在要继续跟踪,不但当时的人事环境不在,而且我自己也不一定有那样的心境了。
不过,有些事情是忘不掉的。比如说,我的博士导师和博士后导师是我来美初期接触最多的人,对我影响很大。他们都是科学家,很独特的人,一般人难以深入交流理解他们;我可以了解他们。
举个例子,《我的宇宙》是描写博士导师的散文。我从自己的记忆和他人的回忆中,追寻导师的人生足迹,以及他在为人和科研上对我的影响。最后,我想起他交给我一道试题,要求比较宇宙、银河系、太阳、地球、人体、细胞、病毒、分子等物体的大小。这个试题似乎对于我取得博士学位无关紧要,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通过对比这些体积和重量相差极大,似乎没有可比性的物体,体会到:“与其说宇宙中的任何物体是微尘,不如说任何微尘里自有一个宇宙。我们科学家不管研究的物体多么细微,都是在研究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渺小的我们,便显得几分伟大。”他对我的影响也就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
顾艳:你为什么写作,对艺术的追寻还是人生的升华?抑或是以此来感悟世界的奥秘、人生的真谛?
蔡维忠:我写作起步很晚,年过半百才在报刊发表文章。为什么这么晚才写作?因为我在青壮年时期把精力投在理科专业上,没有时间顾及。为什么这么晚还要写作?因为小时候种下了文学种子,一直没有泯灭。如果说刚开始写作是为了兴趣,随着越写越多,便发现写作不仅仅能满足兴趣。写作能开阔视野,提升自我,丰富阅历。
时代在飞速前进,新的事物不断产生,第一手材料需要有人去收集。第一手材料为写作者所独家拥有,尤其珍贵。我担当了收集第一手材料的角色,从中获得新题材、新感悟、新见识。主动寻找和挖掘题材,看似属于写作的一部分,其实是在丰富人生经历。我通过写作和尺八吹奏者、囚犯、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成了朋友,丰富了人生阅历。他们的反馈,有时候对我很有启发,让我觉悟。上面提到,一个尺八传承人告诉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是修行,我便对自己的生活、专业、写作有了新的认识,人生得到升华。
【蔡维忠简介】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理科博士,哈佛博士后,新药研发专家,现居纽约长岛。作品发表于《当代》《上海文学》《散文》《美文》《香港文学》等海内外报刊杂志,曾在美国《侨报》和《北京晚报》辟有专栏,出版散文集《此水本来连彼岸》、随笔集《美国故事》和对联艺术专著《动人两行字》,获得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第五届三毛散文奖。
【顾艳简介】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文学博士。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著作30多部,曾获“浙江1949至1999五十位杰出作家”称号,获中国女性文学奖、世界华人文学奖、“猴王杯”华语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孟姜美散文奖等奖项。曾是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后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现居美国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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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美文学家园
作者:顾艳
编发:唐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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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