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影 闽南师范大学 2025年4月26日

 

“2025闽南诗歌节暨安琪诗歌研讨会”学术综述

 

任毅  钱欣宇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漳州363000）

 

2025年4月26日，“2025闽南诗歌节暨安琪诗歌研讨会”在闽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届闽南诗歌节以“诗与闽南精神”为主题，研讨当代著名诗人安琪的诗歌创作，吸引了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地区60余位诗人、学者齐聚一堂，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诗意融合。诗歌节由闽南师范大学主办，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闽南师范大学）承办，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协办。

开幕式由文学院副院长杨杏红教授主持，闽师大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何绍福，文学院院长陈练军，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孙基林教授分别致辞。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徐继红，校社会合作处副处长朱志成应邀出席。

何绍福教授在致辞中表示，闽南师范大学闽南诗歌节至今已经举办十届，现已成为闽南地区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品牌活动，希望与会嘉宾以诗为媒，深入交流探讨闽南文化，让诗韵连接两岸，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文化自信。陈练军教授提出“以诗为桥，共创文脉”，倡导诗人学者们通过诗歌发现闽南文化精神的深层内涵。

孙基林教授高度赞扬了历年来闽南诗歌节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传承与发展诗教文化的做法。他指出，安琪是新世纪以来突现在诗坛上的最为重要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她的诗歌文本深深植根于闽南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纹理之中，透过地理元素的呈现、文化符码的形塑、方言民俗的融入，以及对故乡情结的多层面表达，形成了独特的闽南文化气质。这种闽南文化气质和风格，既体现为对具体的地域符号的精准捕捉，也表现为对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其作品通过个体生命经验与集体记忆的交织，将闽南文化的“地方性”升华为一种普世的情感结构与精神追问，既扎根故土，又超越地域，成为中国当代汉语诗歌中独特的文化样本。这就是安琪诗歌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她所代表的闽南诗歌的价值和意义。

开幕式后举行了“安琪诗歌研讨会”。闽南师范大学优秀校友、漳州籍诗人安琪进行主题演讲。她说，我的创作谈要从道辉谈起。1992年认识道辉后，我得到了现代诗写作的启蒙，写作进入了喷涌期，仿佛被注入神秘力量一般开始日日写诗。1990年代末，诗界长诗写作盛行，我也加入了这一风潮，期间幸运地遇到了庞德和他的《比萨诗章》，从庞德我明白了长诗写作可以融进生活种种。我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跟我的生命发生关系，我可以在每一首诗中还原出当时写作的背景和遇到的人/事/物，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被我纳入诗中。2002年我踏上北漂之路。北漂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诗歌写作。改变一，长诗写作基本停止。改变二，创作方向转向短诗，并且是日记式的短诗。2012年我在北京安顿下来，由内外涌的写作冲动越来越少，写作变成要借助外物的刺激了，地理山川成为这一阶段的写作主题。

其后，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吴思敬教授，厦门城市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陈仲义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教授，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所长王珂教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李树枝助理教授，《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毅教授分别发表主题研讨报告。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原院长、博士生导师）认为，安琪是一个把诗与生命融合在一起的诗人。安琪诗歌中有着一种狂野的东西，这一点和漳州的地域文化是分不开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就产生不了安琪。新死亡诗派的影响让安琪的早期诗歌没有走温婉抒情的路线。孤身到北京，生活视野的开拓，对生命理解的深化，使她的诗歌发生了蜕变。她突破了新死亡诗群的局限，在当下诗歌的女性写作中走出了一条新路。从漳州到北京，安琪有一颗躁动的心灵，她的诗歌是奇异的、张狂的、带有某种野性的，又与智慧和理智结合，体现出一种知性写作色彩。

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今日安琪形成的原因，一、漳州平原新死亡诗派经营的语言环境、陈道辉的自动半自动写作为安琪撕开一道写作入口；二、选择性出离，毅然放弃稳定的漳州生活，选择北漂，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选择；三、强烈的诗歌信仰，使安琪成为柏拉图狂奔者的化身；四、安琪本人内在天生的禀赋，善于转化外在事物、将非诗转化为诗的能力；五、与吴子林的结合，使其获得了稳定的生活和诗歌的滋养。

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发言指出，安琪正如舒婷文中所言，是“野地里一棵异香的草”，她以蓬勃的创作力深耕于多个文体实践，丰富了当代诗歌的多样性，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和思考空间。从早期的深挚细腻抒情，到中期的哲理反思，再到近期的形式创新，安琪的诗歌始终保持一种探索与实验的精神。她的诗歌，映照出三十余年时代的变迁与当代女性波澜起伏的内心镜像及个体的独特面向。她既是一位反抗传统男权文化的女性主义诗人，也是一位为女性主义诗歌写作提供新路径的继往开来的先锋。

王珂（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谈到安琪“自动写作”的利与弊，主张诗的技巧大于诗的形式大于诗的内容，认为诗的文体主要由语体和诗体构成，特别强调语体的重视性，倡导男诗人的语体特征是“巧怪”，女诗人的语体特征是“柔美”。安琪的早期写作，尤其是长诗可以“澎湃诗”来指称，晚期写作可以用“清楚诗”来命名。“诗人学者化”与“学者的诗人化”相辅相成，更有利于安琪的成熟。她仍然需要有布勒东的“诗人个性”，甚至仍然需要以“安琪”的身份写“神性”的诗，仍然需要采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

李树枝（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教授）结合燎原的文论辨析安琪诗歌创作的三阶段：1990初-2002 年福建时期、2002 年至2012 年左右、2012 年迄今，归纳了从宏大文化叙事到个人自传写作特点。探堪安琪十首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给妹妹》《父母国》《极地之境》《菜户营桥西》《早安，白薇》《白葡萄酒为什么也让人脸红》《天桥往事》《长河与落日》）的爱恋意象、北漂都市生活“不安”意象、北漂安定期意象，成功联立其宏大文化叙事到个人自传写作的意念，归纳出其十首诗作成功绽露感知交融的想象力。

师力斌（《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认为安琪是一个在理论上非常可以言说的很罕见的诗人，安琪的写作涉及当代诗歌写作的方方面面。安琪近年有一个大组诗《在历史中》值得重视。和古典诗歌比起来，当代诗歌的历史叙事不多，大多数诗人缺乏历史想象力。如何处理历史、现实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历史书写的分寸感？安琪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安琪善于用巨大的情感来和历史进行沟通。在安琪的历史诗写中，可以感受到两千年如何住在一个诗人身上。

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省写作学会副会长）认为，在安琪的长诗创作之路上，分别以道辉、海子、庞德为灯塔指引着在诗歌迷雾中逐渐明确自己的方向。道辉是启蒙者，海子提供了精神指引，庞德则让安琪将广阔的万千世界入诗。他评析了安琪诗集《美学诊所》与《黄河入海口（四首）》，提出安琪诗歌中的“世俗化”现象不仅仅是安琪个人诗歌追求的变化，也是中国新诗在新世纪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种“世俗化”转变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26日下午的研讨会分为四场小组报告，分别由石华鹏、向卫国、龚奎林、吴投文等学者主持，陈培浩、张德明、梁结玲、伍明春等担任点评人。来自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诗人学者们通过诗歌的交融与对话，见证了闽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小组研讨成果主要集中在安琪诗歌的整体研究、时空维度、语言实验、接受传播、创作个性等五个方面。

 

一、对安琪诗歌创作的整体研究

 

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美学学会会长）肯定了安琪《我的鹿角开花了》在儿童诗写作方面的探索，也是诗人在创作方面不安分气质和多面向才华的生动体现。《在异乡的生命之思——评安琪的<给外婆>》一文中指出安琪回到日常生活化的场景，并从中发掘出最为鲜活、最具表现力的细节，是安琪近年诗歌写作转变的重要表征之一。《给外婆》等近作，开始扬弃青年时代的写作，并在诗中寻求某种艾略特向现代诗人所提示的“历史感”，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身处异乡的诗人对于生命、死亡、世界等命题的观照。这种观照体现了进入中年的安琪对多元化抒情方式的执着探索，也包蕴着一份独特的深刻与从容。

向卫国（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授）在《严肃的游戏》一文中将安琪的创作分为“漳州时期”和“北京时期”前后两段。并且不认为两个时期的诗作存在高下之分，他认为这些诗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其显著特征首先表现在创造上的游戏精神，其次是她灵感的两个源泉：地理和修辞，最后是在北京空间内展开的孤独主题。在《目击道存——论安琪》一文中以“恐龙胃”和“特殊的布”两个比喻来形容安琪诗歌无所不能的消化能力。至于安琪诗歌何以如此？是因为其诗歌本身带给人的猛烈、鲜活的现场感受。她的“现场”可分为两种性质：社会、历史、生活现场和文学/诗歌现场，这是她在目击“后现代”的生活现场后综合得出的。最后指出安琪以诗歌为信仰，她的写作一直在路上，将长久处于“未完成”状态。张厚生（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文学院副院长）以诗人安琪及其作品的结构来探讨安琪创作的风格与生命中洋溢出的鲜明思性，安琪的诗作如河流一般，她的浪花般鲜明性存在的个性之光，是一个可以被问及诗的灵魂所在，让人凝望到高于一切之存在与诗的身影。

张德明（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南方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梳理了安琪的创作生涯，肯定了安琪对诗歌的热爱、为当代诗歌做出的努力及创作成就。认为安琪是新世纪诗歌中一个独异的存在，忽视她我们就忽视了诗歌这把双刃剑对一个女性诗人既加褒奖又加伤害的典型个案。他还剖析安琪与顾北以注释方式合作的幻想性先锋实验文本，指出二者精神对话中安琪对欲望书写的思考以及精神的重构与再植。

吴常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对安琪的创作生涯进行整体性考察，安琪勇于北漂，周游诗江湖，她的诗品人品得到真善美的加持，可谓一代诗歌女侠。论者以“侠文化”视角去分析安琪创作至今三十多年的作品，并对其诗歌活动进行梳理，将安琪的创作生涯划分为“狂野时代”与“行侠时代”，揭示了诗人安琪诗歌至上的理想主义，博爱宽容的侠义之心。认为当下对安琪“诗歌侠”的诗歌史意义亟待重新认识。

米拉（厦门工学院教师）认为，安琪的长诗创作以其独特的“地气”书写构建了一座连通大地与生命的诗学神殿，建构了五维审美空间：经验在地化，与具体物象构成血肉联系，突显“卑微之物”；语言肉身化，携带土地粗粝与生存痛感，正视“诗人之死” ；情感共情化，伦理关怀的向下凝视，发出“灵魂拷问”；人境共趣化，文化根脉的显影重构，构建“万物一体”。秩序野性化，审美维度的“不完美”表达，指向“真实本我”。

江少英（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指出，作为“中间代”诗人的代表，安琪的诗歌具有“新闽学”诗人的特质。安琪海洋诗具有文化的多维视角，其诗中主题的对位、语词的叛逆、意象的悖论等方面的新变，彰显了“新闽学”规训／反规训的特征，体现了分化/整合的现代闽人对诗歌的独特探索。其诗作在保持传统文化底色时，又如海水般灵动而才华横溢，显示了“和而不同”的现代闽人智慧。

蓝紫（巴山文学院副院长）认为，安琪作为当代诗坛一位极具创造力的诗人，她的诗歌作品气息独特，内在的语言呼吸与情感节奏相当明显。在她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尽管诗写心境、生活状态等外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此三者在诗歌的表现一如既往，构建了她诗歌语言明显的个人特点。

宋听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安琪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既有对自身诗学传统的深度承续，又彰显出拓展诗学疆域的前沿意识。例如“地理诗”中对空间意象进行解构与编码，“文物诗”中以诗学思维探讨时间断裂与文明延续的辩证张力，同时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征引对传统文化进行解蔽与重构，在新意频出的诗化标题中对词汇与句法进行革新实验，在元诗实践中揭示对“诗”本体的反思与超越。

 

二、从时空维度对安琪诗作的深入探讨

 

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指出安琪诗歌的时间书写带有现代性情境下的急迫，对时间稍纵即逝的恐慌及对恐慌的克制；安琪的时间体验内化在她的诗中，包含着对某种反思的视野、一种执着的价值追问。他还分析了安琪聚焦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主题诗集《时间的证据》，诗人将时间、历史、生命统一在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上，属于内在视野的透视，从而使文物呈现出诗性色彩。

周军（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导）指出，安琪诗歌书写中风景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空间重构，更是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个体情感的承载物；从“风景—空间—历史”的交织关系出发，安琪建构了她风景诗学的情感结构与文化意涵，实现对历史创伤与文化裂缝的审美转化与精神性抵抗。

龚奎林（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深入安琪的内心世界，发现安琪诗歌外在自足的诗体形式和膨胀相连的语言，及内在回忆式的现代个人经验，相互胶着而自洽，呈现出单元时间内事件的反复和螺旋发展的个人记忆的痛苦、黑暗与阴冷的心理情态，这种情态当然也是在物理空间与心理感觉时间的纠缠迎拒中发展而成的时间修辞学，物理时间给了她太多“往事”的痛，但她在心理感觉时间方面依旧执着于“未来”的美好想象。这是一种矛盾，但更是安琪对于人生和诗歌的心灵写照。

杜鹏（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指出，安琪诗歌中具有独特的“速度”因素。自从新诗诞生以来，“加速”始终是许多抒情诗人自觉强调的品质，这是他们展现想象力的一种重要手段。90年代之后，由于一些诗人对诗歌“叙事性”的强调，“加速”式的抒情诗只在少部分诗人那里得到有效的继承，而安琪则是其中之一。在90年代的长诗创作中，安琪对幻想的重视、对生命冲动的发掘以及对生命能量的迷恋都体现出与时代共振的“加速”品质。

黄旭（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以地理诗学为基础关照安琪的文物诗集《时间的证据》，指出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媒介打破传统中心主义叙事、赋予边缘地域独特主体性。博物馆不再仅为文物保存之场所；而是成为跨时空、跨地域文化网络的动态节点。文本呈现出固化记忆的“坟墓”与文物激活的“再现之地”两重面相——这一张力揭示了权力话语的颠覆与历史记忆的流动。该诗集展示了历史、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复杂交织的内在逻辑；并为现代文化记忆保存与再生提供新思路，探讨后人类转向语境下博物馆诗学的创新实践。

王强（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从地理空间的维度来分析安琪创作的地理诗集《暴雨和绵羊》，指出安琪行旅诗学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新诗与文旅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诗人安琪“诗性地理”书写与时代相呼应、对经典诗意景观进行了现代性的重构以及为新诗与文旅的跨界互动做出了有益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在塑造诗意景观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张翼（福建警察学院教授）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安琪诗歌的景观书写，安琪的诗集《暴雨和绵羊》以行吟诗的方式抒写诗心，重构地方历史与文化记忆，回应先辈文人的艺术召唤；安琪在自然风光里发掘新鲜诗歌意象，以现代审美眼光展现各地物华的情态与意趣，以个性化的诗意诠释赋予风景和故居不同的精神气象与艺术生命。张翼认为，该诗集从地方性意象出发，在山水地景、历史遗迹、地域文化的深度浸染中，诗意呈现新世纪以来国人生活方式、审美情感、价值追求的转变；诗人在地域风景与历史文化中探寻人心世相的流转与时代精神的内涵，实现记住乡愁的愿景和自我价值的探索，用诗歌见证个体的成长与社会的精神生态，为拓宽当代诗歌的书写边界做了有益的探索。

梁翠琴（闽南师范大学老师），以“时间”为关键词去审视和重读安琪的诗歌，发现安琪是一名典型的“时间敏感症者”。她将其感知与自己对生命、人生、世界的哲理思考相结合，用“遗忘”“重游”“写作”等作为对抗“时间”洪流，并与之进行“搏斗”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既呼应了诗人本人的创作理想，也延续了女性作家的写作脉络。

卢辉（三明学院客座教授、作家）从安琪的系列长诗为切入点，认为其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生命思考。作为“中间代”诗人的代表，她的诗作围绕时间、记忆与存在而展开，探讨人类在这些宏大主题下的处境。不仅关注到个体的生命体验，也试图揭示普遍的人类命运。

曾纪虎（井冈山大学文学院教师，诗人、批评家）从多个理论角度来解读安琪的《极地之境》，诗人创作的“极地”是虚实相生状态下的乌托邦，在这一意象中有对生存、身份和诗性的虚实转换；“极地”展示出时空的加速与变形，传达出一种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但诗人试图打破并进行诗意重构；“极地”具有很强的矛盾性，作者不断解构它，使之成为诗歌创作的土壤。

伍雨薇（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视角，分别从物质地理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探讨安琪诗集《极地之境》中的空间书写。通过对安琪《极地之境》的空间梳理，可以感受到安琪诗歌中复杂的现代情感和先锋性。

刘坤璇（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硕士）提出，安琪的文物诗集《时间的证据》以文物意象建构为核心，通过诗性想象与考古实现了时空折叠中的文明对话。这表现为四条路径，一为考古学与诗性想象的交融，二为博物馆空间与日常诗学的共振，三为历史语境的诗意重构，四为古典传统与现代诗学的碰撞。诗人的创作不仅是对传统诗歌题材的突破，也构建了“考古诗学” 的独特范式。安琪的文物诗歌以符号学的能指转换激活文物的现代阐释空间，还借助了现象学的身体介入实现古今生命体验的互文共振。

 

三、从语言维度研究安琪创作实验的独特性

 

梁新荣（笔名秀实，香港诗歌协会会长）以安琪诗歌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当代诗歌在语言层面的实验性。他通过细致分析安琪诗歌中独特的意象组合、陌生化表达与句法创新，揭示当代诗人如何突破传统语言范式，在解构与重构中探索诗歌语言的新边界，为诗歌语言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与理论视角。

林君喆（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认为，在漳州时期创作的长诗记录了安琪特定阶段的心灵影像并展现了其观照现实的潜在路径，在艺术追求与精神内质方面具有独特性。超现实主义的运用与意识流呈现是该时期长诗的重要特征，通过象征、荒诞与戏讽的整体运用与渗透，诗人自我在不同题材的作品中不断进行着沉浸与抽离，成为其语言实验的的狂欢中一体两面的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同时，也在现代派极具冲击性的表现风暴中呈现出矛盾的多面复杂性与热诚的现实求索精神。

梵君（云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认为，安琪的诗歌语言很大程度解析了词性本身的动机，在解析中又给予其新的定位，这使得其诗歌语言具有内涵丰富性。安琪的创作是在严肃的叙述中展开从心灵到外部世界的窥探。安琪将日常化的个体生活内容和日常语系以普通人的身份植入诗歌作品中，并将日常的形态转变为诗意的日常。在这温和的叙述中，她还介入了智性话语的体验，否定传统的诗歌语言，打破了语言自身的单一性。

钱欣宇（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认为，安琪从道辉、庞德等诗人那里汲取养分，超现实手法几乎贯彻其诗歌。安琪的诗歌书写中透出超现实意境，她运用感觉的堆砌来表现内心的丰富世界，在意象的纷飞中又含有诗人对生命与存在的深刻体验。正如安琪诗中所言“永远未完成”，她一直在进行对诗的探索，从诗集《奔跑的栅栏》中，可以看到安琪诗歌营造的独特意境以及复杂的内蕴。

黄思遥（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从安琪诗歌的语言特色出发，指出其创作是当代诗坛独树一帜的存在，其诗歌语言以鲜明的“可感性”、“超常性”特征与“先锋性”及“实验性”色彩体现出“向内转”的心理创作倾向，也由此构造出一个充满象征与隐喻意味的现代性空间。安琪通过对常规语言秩序的突破，提升了作品的审美难度，在消解传统诗歌叙事逻辑的同时，建构了具有先锋性的诗意世界。她的带有“陌生化”印记的语言实验既体现了对当代诗歌既定美学范式的反思，也为当代诗歌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了独特路径。

魏文文（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儿童视角的建构、自然意象系统的可视化选择以及童心童真的谛听化思索三个方面，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了安琪的童诗集《我的鹿角开花了》，其中收录了童诗40首，涉及“童趣”“动物”“写景”“生活思索”等方面，诗人安琪以儿童的视角和语言方式，建构了儿童心理、自然意识与自由成长的独特表达。

杨小雨（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选择短诗选集《极地之境》为细读文本，以现代性理论为框架，从形式革新、主题嬗变及主体建构三重维度切入，并剖析其现代性书写的生成机制。认为安琪通过语言实验、主题重构与主体性强化，深刻呈现了现代都市语境下个体的精神困境与存在焦虑。不仅延续了先锋诗歌的解构传统，更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

 

四、安琪及其诗歌创作的接受传播研究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认为，安琪的诗作体现出“先锋之后”和“经典之前”的特点，她在经典化之前不断探索，在先锋之后继续先锋。在先锋光环褪落的时代，安琪可以避免“杂诗化”的倾向走向“纯诗化”，再造经典。

邓庆周（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所负责人）敏锐地指出当代闽派女诗人安琪的崛起与外国诗歌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激发，与美国自白诗派的共振，对《比萨诗章》碎片拼贴艺术手法的借鉴，以及庞德巨大的诗事热情的感召，影响了当代闽派代表性诗人和“中间代”代表性诗人安琪的成长和崛起。在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闽派女诗人的崛起，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诗歌的影响也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她们遭遇的诗歌创作瓶颈或对诗歌掘进方向的迷思，也折射出某种西方现代诗艺影响的焦虑。钱志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在发言中把安琪的创作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为国内评论家熟悉的漳州阶段，1988到2002年，这个阶段，诗人出版了《歌·水上红月》《奔跑的栅栏》和《任性》三部诗集。这个阶段是诗人大规模创作长诗阶段，常常进行幻想性先锋文本实验。第二个阶段就是她的北漂阶段，从2002年北漂开始到2012年她家庭生活和事业稳定之间，差不多十年之久，主要作品展现于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极地之境》之中。这个阶段是诗人转型和回归阶段，诗人抛弃了先锋写作。第三个阶段就是她的后北漂时期，从2013年到现在，这个阶段诗人在诗坛普遍被接纳，获得相当高的地位，因此能够踏遍青山人未老，写出了大量质量上乘的游历诗或者地理诗，重要作品展示于202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暴雨与绵羊》。

 

五、对安琪诗歌创作个性的研究

 

左佳琳（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去审视女性的文化命运，她认为安琪的诗歌是对性别意识的超越，构建了女性主义新方向。安琪诗歌《服饰记，或镜中的女人》借由凝练的语言与丰富的意象，探讨了女性命运在历史与文化规训下的悲剧性与普遍性，展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与自我认知的困境。诗中“镜子”既是意象的核心，也是观看与被观看的符号装置，它不仅映照出历史对女性形象的压制，更折射出现代女性在身份焦虑与社会评价中的挣扎与反思。诗歌巧妙地回应了当下社会的性别议题与女性身份认同话题，体现了敏锐的文化反思能力与现代审美追求。

郭燕燕（厦门大学硕士，厦门音乐学院教师）从安琪诗歌的“世俗化”叙事入手，揭示其从生活到诗歌的个性化路径。在《任性》之后，安琪的诗歌开始大量介人世俗的物质生活，主要表现在她对世俗的现实生活的描写和思考，包括社会真实、人际关系、个人生活、诗歌事件等等。并对其“世俗化”原因加以分析，进而肯定其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性的诗人，对诗歌始终如一的真诚而严肃的态度。

千金子（北京千金子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更多从个人感悟的角度，谈安琪诗歌的出奇想象与独特个性。她讲述了与诗人安琪相识相知的三次见面经历，展现了安琪的平易近人、才华横溢及对诗歌的热爱。她说，安琪为人直率、细腻，是一位极具诗歌天赋的诗人，对其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安琪诗集《我的鹿角开花了》中的出奇语言、非凡想象令人赞叹不已。

李宗舜（马来西亚马华诗人）现场朗诵并点评了安琪代表性诗作，表达对安琪诗作的喜爱及对本次诗歌盛会的向往，引导大家领略非凡的诗歌之美。

许陈颖（宁德师范学院副教授）提交的论文中提到闽南深厚的海洋文化资源不仅塑造了安琪的生活环境，也使“海洋”成为她的诗歌中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表征。她认为安琪诗歌中的海洋想象不仅指向海洋本身，也通往诗人的诗学理念。她通过分析安琪诗歌中海洋想象的文化起点、想象维度及语言风格，找到安琪观察世界和进入事物独特视角，进而凸显其诗歌写作的区别性特征。

另外，还有对闽派诗歌的研究。郑亦宁（南开大学文学硕士）以“诗作批评的引荐机制”为主要线索，同时结合对诗人作品选本的遴选机制、诗人及其作品的读者接受机制的考察，梳理了舒婷从一个“根本没想到发表诗作”的青年，成长为当代诗歌史上“耀眼的星星”的复杂过程，指出舒婷“经典化”之路实际上是多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吴珊珊（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闽派诗人”季麒光宦台诗创作与空间的关系。从空间形态上看，季麒光基于宦台过程的具身感知，创作出具有叙事空间、社会空间、心灵空间的诗文话语；从空间功能上看，季麒光建构的地理空间书写了宦台的艰辛，隐喻了宦台的政绩，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空间的书写建构了台湾的民俗风光、社会形态，映射出诗人对台湾的认同。

钟永娥（漳州市长泰区二实小教师）从地方志视角指出，明清《长泰县志》在舆地、建置、人物等基础上专列诗文类目，对长泰地方诗歌资源格外重视，长泰地方诗歌，在作者群体、题材内容、风格情调上都具有鲜明的闽南地方色彩，又与岭南诗歌传统深入互动，形成了浓缩长泰重要景观的“武安八景”组诗体裁，方志中的诗歌资源有助于闽南文化的发展及中华诗歌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发展。

研讨会闭幕式由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毅教授担任主持。《福建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石华鹏对研讨活动作了生动总结。他表示，此次研讨会交流形式新颖、成果丰硕，围绕安琪诗歌的创作阶段、安琪诗作的解读与鉴赏、安琪诗歌的影响接受与评论传播等方面展开多角度探讨，在时间、空间、性别、美学、历史、传播等维度上取得了新的突破。研讨会探讨安琪诗歌，以诗会友，将诗歌与闽南精神紧密结合，既关注当下诗歌事业的发展动态，又注重闽南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对推动学科建设与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任毅（1972.1），男，湖北房县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福建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和鲁迅传播研究。 

钱欣宇（2000.12），女，贵州毕节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综述来源于会议现场发言及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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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