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人写作
——王东东诗歌研讨活动随想录
 
潘建设 / 文
  
        9月3日，我有幸参加了王东东诗歌研讨活动，北京青年诗会的大部分发起人都来参加了，我有了这样一个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个诗歌写作群体的机会。正像他们在宣传展示页里所说的，他们在呼唤一种同时代的写作：“切入时代的核心冲突，让历史回到我们身上。”王东东提出了一个词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整个人类其实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谁也不是一个孤岛，谁也不能够置身世外。至此，我才明白，北京青年诗会“成为同时代人”的主题活动，并不局限于一个小圈子，而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不管是谁，有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只要他认可这个理念，或不自觉地就进入到同时代人的写作方向中去了，那么，他就成为同时代写作群体中的一员。
 

王东东诗歌研讨活动现场
 　
        陈家坪作为诗歌活动的组织者，70年出生，已经46岁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公民意识的觉醒比我们同时代的诗人要早得多，而且身体力行。对于诗歌，他少有自己的私心，能秉承公平和正义，因此，他和朋友们才能团聚起这么多的青年诗人。在我看来，他像是圣经里所说的义人和传道者。
　　
        我认为，命运共同体写作有其必要性。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到这股洪流中去？未必。有很大一部分诗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个体（私我）意义上“诗意”的热爱。另一方面，可能也没准备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关注这么宏大的时代意义，时代之于个体的深刻影响还未有较深的领会，这是不能勉强的，不管关注哪个领域，是把自己当成草民还是公民，我觉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写什么，不能成为一种道德绑架，而应该是一种自我觉醒后的自觉。对那些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愿意反省历史，关心人类命运的，我们应给予最大的鼓舞。
　　
        其实同呼吸、共命运的写作，我认为不一定非要去直接触及社会现实的核心冲突，也可以去表现个人现实的核心冲突。不是有人说过“没有一个人是孤岛”“谁也不能幸免于难”吗？诗人的命运从他们真正走向诗意的那一刻起，其实早已经是联系在一起了。诗人的面孔和声音永远是那么独特而出众。从孔子时代的诗言志，到唐代的诗言情，到宋代的诗言理，再到从西方叙事传统演变而来的诗言事；诗的形式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到任意分行，诗的文体从诗、词、曲到自由体新诗；诗的创作主张从白居易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韩愈倡导“以文为诗”的“古文运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到“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桐城派主张，它们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一次又一次体现思想与形式交替的变革。今天我们的争执，不知道是一种倒退，还是一种进步？
　　
        个人觉得，触及社会核心冲突是可以的，但不能是自我幻想的假想敌式的写作，自己竖立起一个空幻的政治压迫者，然后以受难者的形象和口吻叙述。我们应有足够的社会常识，也要有足够的智慧辨明真相，然后才有资格触及到一些更本质的东西。
　
　
        在王东东的诗歌研讨会上，有几个人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
　　
        江汀说王东东的诗是一种整饬的激情但又处在抒情的反面，带着很强的问题意识，诗的结构是方块组合式的，诗意上欠缺了一些，读起来有些枯燥。我觉得除非是说明书式的诗歌，否则，诗歌都有抒情的成分在里面，只是所占比例的多少罢了，形式上有直抒和潜隐等，如果追求绝对理性，那一定是哲学了。
 
        王炜说王东东的写作是以一种犹豫不决的形象出现的。昆鸟说王东东诗歌中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但也表示自己不太喜欢这种犹豫不决，更喜欢以决绝和干脆的方式来写作。我对王东东的写作表示了维护，说犹豫不决是写作中所抱有的一种谦虚的身处两难境地的一种谨慎的态度，相对于抒情的决绝，犹豫不决更适合叙述。王炜则补充说，他说的这个犹豫不决是个中性词，并没有好与不好之分，是诗人面对问题时所处心境和态度的一种体现。他更喜欢王东东的《西山》《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忧郁》之类的作品，并说《西山》是诗人王东东的一个转折，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诗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对抗变化万千的怪兽，有难能可贵的“黑暗意识”，写作的笔调狡狯诡诈，打破了以往的写作惯性，但这种转折没有继续下去，然后又跳回到之前的写作中去了。
 
 
诗人王东东
　　
        王东东解释说，其实他更想抒情，也正在尝试抒情（江汀说王东东的诗歌是抒情的反面，但本质上还是抒情的）。但写作的路线往往是一种迂回的，形式上的倒退不一定就是退步，而是这种形式可能更适合自己（王炜说王东东一直在用自己的这一套话语方式，来装载自己的思想，至今来说也算是有效的），虽然失去了不少尝试其他风格的机会，但自己迟早还是会走出来的。
　　
        王东东的诗歌，往往是一种过程的推进，并不注重结论，或者说结论已经内化在过程中了。关于诗歌是结论先行，还是诗意的细节先行，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张杭提出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把琐碎的枯燥的思考过程展现给读者，认为诗歌应该直接呈现诗意，直接呈现思考后的认知。
　　
        西渡老师认为王东东诗歌中的思辨精神和思维能力是很可贵的。把思想引入诗歌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题中之义。这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专注抒情有明显的不同。旧诗因为受到以五七言为主的语言形式的限制，思想很难在其中展开。新诗语言形式向散文的开放，为思想在诗中的生长准备了条件。但迄今为止，既具有思辨的深度同时又富于诗的魅力的新诗作品仍然是罕见的。思想而同时又要是诗的，这里需要解决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赋予思想以声音和节奏。情感天然具有某种节奏，思想的节奏却更加微妙而复杂。这个问题只在穆旦、臧棣等少数诗人的某些诗篇中得到部分的解决。臧棣既具有敏锐的感受性，又具有不凡的思辨力，这种感性和思辨性的结合在他的《在埃德加•斯诺墓前》达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某种程度上一直没有被超越。臧棣新世纪以来的作品，更强调意识的活跃、跳动、变化，显示了一种不同的倾向。意识的流动当然也是思维活动，但又不同于思辨。意识的生灭很多时候恰恰是无意识的，不受理性的控制，思辨则是严格的理性活动。臧棣后来的诗有一个明显从思辨向意识的转化过程。王东东的诗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而且赋予了这种思辨独特的个人语调，让思想获得了声音的魔力。这点其实是特别难的。王东东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他呈现思想的过程。大家所说的犹疑也好，迂回也好，其实就是思想的过程的体现。一个成熟的读者，不会满足于思想的结果和现成的结论，他要求深入到思想的方法和过程中去。换句话说，思想的能力比思想本身更重要。现代艺术其实从罗丹起就在强调过程的表现，画家、音乐家、诗人创造的过程比艺术的成品更富于启示的意义，所以这个过程有时候就成为现代艺术表现的对象。这也是现代艺术的显著特征之一。瓦莱里的文论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写成的。他不是要论证一个结论，而是显示他思考的过程。这是难的，但也是独具魅力的。王东东写作的这一取向，是选择了一条难的路，但是又是一条可以导向开阔和深邃的路。
 
        西渡老师的讲解很有科普性，个人也觉得诗意正是隐藏在事物更迭的过程之中的，隐藏在每一个细节之中，正是物物之间运动关系的变化才造就词语关系间的变化，诗意正是隐藏在这种种关系的演变过程当中。概念式的以及结论式的写作，是主观自我的抒情式的表达，是内心主观形式的演变，取消了外物的客观存在性，以虚拟的外物来服务与取悦于内心情绪，往往不够客观，以致出现煽情滥情现象。正因为我们时代的大众观念正在被历史过多的空泛概念和不理性的媚俗的言论所遮蔽和混淆，我们迫切需要思想的声张，需要用崭新的语言重新进入事物的内部之中，从平面的结果，回到纷繁事物产生的源头，以立体式的思考者姿态，淘洗掉陈腐的杂音，使那些已经丧失或日渐消弭的诗意被重新唤醒，散发出诱人的光芒。重新唤起思想的过程至关重要，因此，过程写作面临着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重重阻力，是一种受压写作。
 
        这种过程写作，是一种辨明，一种厘清，一种逐渐从遮蔽到显明，一种自我的发展成熟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创作的本质，是最有难度的创作，诗人正在做的是以自己的勇气、责任与承担来收拾大众心灵残局。诗人王东东剥洋葱一样剥出了一代人的心灵底牌，作品所建立起来的复式叙述，也使得王东东不仅是一个重述者，还是集体重述的记录者。
 
 
诗人徐钺
 
        徐钺认为先有结论还是先有诗意不应该成为争论的焦点，重点在于我们选择怎样的形式表达有效。他认为王东东的诗歌中所描写的怪兽是一种情感的外壳，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情感物化形式，和希腊神话里的怪兽有相同的起因，源于一种少年期的幻想。较高级别的成人式的表达应该是直接言明。王东东则认为，如果说苦难是我们写作的根基，精神分析或许会化解苦难，但精神分析学说并不科学，鲁迅当时就非常反对，西方部分学者也开始觉醒，反对和批评使用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热衷于成为我们分析出来的东西，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西方精神分析这么发达，精神病人反而成年递增，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自我迷恋，迷恋上痛苦和苦难。希腊神话故事中的预言往往成真，那是因为预言会反噬。王东东说，精神分析相对应的是宗教背景，而我们的思辨写作背景里缺乏这样一个大他者。

        徐钺认为，在王东东的诗中缺少一个大他者。王东东则回应说这不是一个词语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王东东进而同意徐钺的看法，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完美辩证的过程，他自己正是在展现这种完美，展示这种日常经验下的同呼吸共命运。目前，在整个中国都缺乏一种大他者的情况下，要让他有一种思想上的全能，有自己独特而强大的思想建筑体系，用一种上帝视觉去观察，他认为目前还做不到，也勉为其难，是自己努力的方向。也许到那时，自己的写作就不再是一种语气上支支吾吾、思想上游移不定的两难境地了。
 
        有几位诗人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王东东诗歌中公共性写作的态度。戴潍娜谈到了王东东诗歌中的历史感，前期的诗是“历史的姐姐”，后期的诗是诱人也被引诱的“记忆的妹妹”。戴潍娜认为既然日常经验的和展现个性化的写作已经被大部分诗人写充分了，但公共性的写作这一块还没有完成，我们更有必要向这个方向去写作。李浩对王东东庞大的知识系统向诗歌表达的转换能力表示欣赏，认为王东东也应完成诗人身份与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车邻认为应把握好“史料性”与“艺术性”两者之间的关系。苏丰雷认为王东东哲理诗中的思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血有肉，混融在日常经验之中。
 
        这次王东东诗歌研讨会，主要是由诗人参加，按王东东所说的，大家都是写诗的，对诗歌创作都深有体会，就像你写了一句，大家都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来评议一番，都有一个自身的横向比较，所以能谈得非常深，自己有“躺尸”被解剖的感觉。总的来说，这次研讨会别开生面，气氛热烈，一度剑拨弩张，与其说是一场研讨会，不如说是一场校场比武，“除了对王东东诗歌的内部演变作出内行的观察外，还试图借助这样一个批评对象探究世纪初诗歌演变中诗人的‘共同处境’”（王炜语）。正如，批评家张光昕在总结时所说的：这样的讨论出人意料，种种思想的碰撞极其具有启发性。
 
 
诗人王东东、批评家张光昕、诗人陈家坪在活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