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与坠落

——首位女考古学家曾昭燏的南博岁月

 

作者：刘敦楼

 

在紫金山南麓、中山门内北侧，有一座仿辽宫殿建筑巍然矗立，棕色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它就是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的主楼历史馆。今年的五一节，我再次打卡南博，在此驻足仰望，惊叹于这座建筑的古朴与恢弘，深切缅怀一位在我心目中已存在许久，深受游客、访客敬重的杰出历史人物。她叫曾昭燏，中国首位女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首任女院长，一位将生命与灵魂“嫁给博物院”的传奇女性。

1909年，曾昭燏出生于湖南湘乡曾氏大宅。这座深宅大院走出过曾国藩、曾国荃等“同治中兴名臣”，走出过外交家曾纪泽、数学家曾纪鸿、化学家和中科院院士曾昭抡、书法家曾昭杰等时代英才。银杏树见证过“耕读传家”的祖训，同样也荫蔽着这个家族对学问的敬畏。

曾昭燏青少年时代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6岁通读《左传》，14岁考入长沙艺芳女校（其堂姐曾宝荪创办），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次年转国文系，师从国学大师胡小石，接触金石学与古文字研究，逐渐萌生考古兴趣。

1935年的伦敦大学校园里，一位身着素色旗袍的中国女子，正蹲在考古实验室里清理陶片。她的导师叶兹教授曾说，“曾小姐的双手仿佛自带X光，能看透器物的千年脉络。”彼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襁褓之中，曾昭燏这位中国考古学界第一位女留学生，却已在地中海文明的陶器纹饰与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之间，敏锐捕捉到文明对话的可能。1937年，她在德国柏林大学博物馆实习期间完成的《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以器物类型学重构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比肩国际前沿水平。

抗战爆发后，国内战事让远在海外的学子担忧。1938年她从德返英，任伦敦大学考古学助教。同年，感于国难当头，她婉拒导师留英好意，决然放弃英国大学考古学院之聘，毅然回国效力。

回国后，曾昭燏立即入职博物院。（当时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一直到去世，她在南博工作了二十六年。她终生未嫁，她把她人生最宝贵的时期都奉给了南博。在相关展厅能见到不少曾昭燏在南博的工作照片、研究成果、手稿、书信和遗物等。2023年，南博为纪念本院建院九十周年，举办了“九十年春华秋实 —— 南京博物院的珍藏” 展。展览中对曾昭燏作专门的介绍，讲述了她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在南京博物院（包括改名前的中央博物院）发展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她和吴金鼎、王介忱等在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经研究整理，考古学家认定，云南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是她与其他考古专家对中国西南地区考古的一大贡献。

和夏鼐、高去寻、陈明达、赵青芳等在四川彭山一带调查和发掘汉代崖墓，并在当时艰难环境下，不辞劳苦地整理出版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及撰写了四川彭山崖墓有关陶俑的部分。与人合撰的《博物馆》一书，扼要叙述了博物馆工作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是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博物馆学研究的代表著作。

1948年深秋的南京，梧桐落叶铺满中山门前的石板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内，曾昭燏紧攥着一封电报，指节发白。国民政府要求将852箱文物紧急运往台湾，清单上的司母戊鼎、毛公鼎等重器，件件都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她果断、及时致函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写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之文物运回。最终，部分已抵基隆港的文物被追回。当装着西周青铜器的木箱重新搬入南博库房时，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夜月光如洗，照在青铜器上，竟似故人重逢。”

这场文物保卫战，成为她接掌南京博物院后的精神底色。1950年，她站在南唐二陵的墓道入口，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墓顶渗水形成的水珠滴落在图纸上，她用手帕轻轻拭去，继续指导工人用毛刷清理壁画。历时三年的发掘中，她首创“三重证据法”，将文献考据、实物分析与民间传说相结合，让沉睡千年的陶俑、玉哀册开口讲述烈祖李昪“保境安民”的治国理想。当考古队员为出土文物数量稀少而沮丧时，她却从残存的莲花地砖纹样中，解读出五代十国时期江南佛教艺术的流变，笑言：“文明的重量，从不以斤两计算。”

在南博民国馆的复原邮局里，一封1953年的信件复制品静静陈列。泛黄的信纸上，曾昭燏用蝇头小楷写道：“博物院非宝库，乃民众之学堂。陈列当如《史记》，以物为笔，书写文明长卷。”这是她为“江苏历史陈列”展览定下的基调。当时苏联专家主张按社会形态分期布展，她却坚持“以地域文明演进为主线”，将良渚玉琮、吴王剑与明代云锦同置一室，让观众看见长江下游文明从未断裂的基因链。

在南博的数字馆里，全息投影技术让南唐二陵的乐舞壁画翩然复活。当我扫码获取文物信息时，系统会自动弹出曾昭燏当年撰写的发掘笔记。在非遗馆的织机声中，云锦传承人总会向游客提起，曾院长如何从清代旧档中复原出失传的“孔雀羽织金”工艺。

她的办公室总放着一把陶壶，那是江宁湖熟镇遗址出土的炊器。1951年，当她提出“湖熟文化”命名时，质疑声四起：“几处灰坑、几件粗陶，岂可自成文化？”她带着团队在宁镇山脉的暴雨中抢救发掘，用类型学图谱证明这些夹砂红陶与中原商文化的差异，最终让“湖熟文化”写入考古学史。如今，这把陶壶成为南博“考古江苏”展厅的“镇厅之宝”，壶身上的烟炱痕迹，仍带着长江岸边先民炊烟的余温。

 

1964年冬日的灵谷寺，七层塔檐的铜铃在寒风中呜咽。已罹患抑郁症的曾昭燏最后一次整理好办公室的考古报告，将未完成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手稿锁进抽屉。彼时的南博，民国馆的霓虹灯牌已然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政治色彩浓重”的标语。她走过自己亲手布置的展厅，玻璃柜里的西汉金兽依然昂首怒目，却再也照不见那个在伦敦博物馆库房熬夜临摹纹样的年轻学者。

纵身跃下的瞬间，她或许想起了当年在云南大理的苍山脚下，发现“苍洱文化”彩陶时的狂喜；想起了当年站在罗马国际博物馆学会讲台上，用流利英语讲述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时的骄傲；更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湘乡老宅，祖母讲述曾国藩“扎硬寨，打呆仗”家训时的月光。那张写着“我的死与司机无关”的纸条，成为她留给世界最后的温柔。

在今天的灵谷塔前的银杏树下，立着一方不起眼的石碑，刻着曾昭燏生前最爱的诗句：“残钟广陵树，古月石头城。”没有头衔与颂词，唯有春风拂过时，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一个关于守护与牺牲的故事。当我们在南博展厅的玻璃柜前与千年文明对视时，或许该记得，这些器物得以留存的光泽里，凝结着一位女子用生命点燃的星火。

 

作者简介：刘敦楼，教育工作者，业余爱好喜欢动动笔，曾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文汇报、经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教师报、人民论坛网、光明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公开发表时评、随笔、散文及小说300多篇。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