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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应有哲学思考

文学作品应有哲学思考

 

郭松

 

上大学的时候,我修的是哲学。大部头著作抱着啃,语言晦涩,似懂非懂;在部队的时候,多半是为首长写讲话稿,枯燥乏味,因爱好弄文学,是中年以后的事。

弄文学以来,我对世俗生活,有很大的兴趣,跟各种人打交道,体会各式细微的兴趣,不浮在生活的表面,我的观察,是本质的观察,我的生活,是深度的生活。

我感觉,修哲学,像在做学问,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搞文学,却像在聊天,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在一本正经的书里,难读到人生的真谛,在灵性、俏皮的文字里,却能读到人生的直觉与洞见。

读哲学家的书,也许会为书中智慧的格言会心一笑,但最能震撼心灵的,却是作家含着泪、带着笑,对人生悲欢的感受与思考,灵魂深处的痛苦与解脱、困惑与觉悟。

从源头上看,哲学与文学像孪生姊妹,都孕育于神话。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古老的哲学都是格言体或诗歌体的。从深层上看,哲学和文学是相似、相通的,都不实际、不世故,寻思的是灵魂的追问、精神的关怀。

哲学是智慧之树,是抽象的文学;文学是灿烂之花,是形象的哲学。没有哲学,文学就会轻浮浅薄;没有文学,哲学就会枯燥乏味。哲学不是沙漠,而是沙漠的甘泉;文学不是贵族,而是贵族的面包。

哲学应以文学的形式寓于作品中,隐而不露、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作品的肉体是文学的,灵魂却是哲学的,是肉与灵的融合,生动形象而不失思想深刻,简单朴素而不失灵魂高贵。

哲学和文学都应通俗,“通”与“俗”不应相提并论,“通”是相对“隔”而言的融会贯通,“俗”是相对“雅”而言的浅显易懂。多有俗而不通、雅而不通的作品,却少有通而不俗的作品,难的不是雅而是通,只要通了必定不俗。

哲学似茶,茶有道,是神品,属理性,是清醒的,让人少做梦,从清淡中品出无为,从苦涩中品出禅味。文学似酒,酒有术,是魔品,属感性,是混沌的,酿造在人的欲望中,流淌在人的肝胆中,那么奔放飘逸、玄妙奇神。

哲学追求的是意义,文学讲究的是意味。意义是作品的主旨、思想,侧重于认知的交流;意味是作品的情调、趣味,侧重于情感的体验。好的作品,既蕴含普遍的哲学意义,也散发特殊的文学意味。

文学作品表面是故事,深层是哲学。在赵汀阳的那本《第一哲学的支点》书里这样写道:“只有反思所想之事才是思想,人人都想事,但未必都思想。”我们读完一篇作品,知道了故事情节,看到了人物的命运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思考,思考其实是自己问自己,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无论是唐传奇还是宋话本,抑或是明清小说、现当代小说,都有文学与哲学结合。文学故事本身就有一定的哲学内涵,并非只是故事那么简单,也并非只是让人们听听就完事了。文学在传播过程中会增添故事的内容,而哲学会成为文学的主脑,成为隐含的意义。

读了文学作品的人会感到世界不一样,会具有一种别样的看法,能获得一种艺术享受。读了哲学著作的人会变得深刻一些,起码可以获得对世界的另一种看法,不至于局限在有限的认知范围内。文学本身就有寓教于乐的功能,在传播过程中会起到教化作用。

一些哲学家写小说,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哲学理念,让主人公的悲喜贯穿某种哲学理念。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书信体,以异乡人的眼光描绘法国社会状况。伏尔泰的《老实人》写一位“老实人”甘迪德的流浪经历,所见所感比较贴近真实。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通过对话形式,借“拉摩的侄儿”之口,揭露社会各种问题。萨特的《恶心》以文学形式提出存在主义哲学的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

哲学家写小说不是新鲜事,在弄哲学之余会弄文学,用传播广泛的文学,传播自己的哲学理念。许多人喜欢文学,不大喜欢哲学,认为哲学很高深,甚至神秘莫测,不是一般人能懂的。要是成了哲学家,就会经常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成为脱离现实的人。有权有钱的不一定是哲学家,而一些哲学家成名之后,并不一定有权有钱,而是名气很大,却不会用名气赚流量。或许,他们已经看透了世界,要活在形而上的世界里。

作家写作品,并非只是写些浅薄的故事,而是要构思,立意,要思考故事的可读性,还要思考故事的意义。如此一来,故事就不单单是故事了,而是带有一定哲学意义的东西。鲁迅的作品,无论是《药》还是《孔乙己》,抑或是《故乡》、《阿Q正传》,都涉及哲学,涉及国民性的问题。连同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也非常耐读,充满一种哲学意味。马原的《虚构》、阎连科的《丁庄梦》、陈忠实的《白鹿原》都在讲故事,也都在展现一种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人生哲学。并非作家有意要展示,而是不得不去构思,不得不去展示。文学的高级形态是哲学,只不过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来。

文学的魅力除了语言美,情节美,结构美,韵律美外,还在于哲学的融入。哲学融入文学之后,让文学不再浅薄无聊,也让文学有了耐读的属性,有了哲学思考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才能巧妙表达哲学思想,甚至能进入生活的深度,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可能。如果只是讲干巴巴的哲学,恐怕就没几个人愿意看了。

作家刘震云说:“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什么是文学?通俗的说法: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确实有许多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但是作品仅仅是生活的反映,这样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种情在生活中,人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琢磨和思考,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文学作品,有时间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种情分析和码放。

好的作家一定要嗜学,一定要有学识和见识,知道孔子、柏拉图、休谟、康德、萨特这些哲学家,才知道世界上什么人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怎样不同角度的思考。有人说缺乏生活,要体验生活。其实,生活不用体验,生活永远扑面而来,谁也不是没有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思想和认识支撑着写作。多大的学识、多大的见识、多大的格局,决定着写作的质量。如果连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聪明人,他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他们的视野都不知道,仅凭自己的那点聪明,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

白居易《卖炭翁》里的两句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好就好在充满着哲学思辨,一个卖炭翁,风雪天在街上叫卖,衣服很单薄,但盼着天气更寒冷一些,为什么?因为炭好卖一些。

《琵琶行》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反映了一个哲学思辨,人与人相知和时间的关系,在一起工作几十年的人,未必相知,第一次见面却成了知心的朋友。他和她根本没有说话,是怎么相知的呢?通过“大珠小珠落玉盘”。“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听哭了,而且是青衫湿,不是衣袖湿。

李商隐的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君问归期未有期”是过去时,过去没有微信,也没有手机,妻子一封信;“巴山夜雨涨秋池”是现在时,“何当共剪西窗烛”是现在将来时,“却话巴山夜雨时”是将来过去时。对时空、对命运的感触,是相当了不起的。

好的诗一定不单是情感和情愫的表达,一定有哲学的思考。李白写的两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两句都是千古名句,我们见不着唐朝的月亮,但是这个月亮曾经照过唐朝的人。唐朝有个不大出名的诗人陈陶,他写过“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在陕北,当时的塞外,人已变成了白骨,而在洛阳或长安,一个人春回梦里,以为他还活着,还会回来。真正可怜的是这“闺中人”。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并不是说要把文学写成哲学。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就出现了。哲学力图要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不管是《论语》,还是《道德经》,都力图把世界深处的道理说明白。哲学说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内心、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灵魂,都是哲学说不清楚的。哲学说不清这些事谁来说?文学。赫拉克利特有句话说得特好,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因为它隐藏得非常深。

另外文学作品是有眼光的,比如鲁迅与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大区别,特别是与同时代的乡土作家。当然他们也写得非常好,但他们写的是乡土文学,而鲁迅写乡土写出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并不是鲁迅对农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熟悉,而是鲁迅作品中的眼光和其他乡土作家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其他乡土作家是从一个村来看世界,鲁迅是从世界来看一个村庄,他就写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人物。

刘震云写《一句顶一万》,写的是一些不爱说话的人,比如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破竹子的,还有传教的。他们村的人都不大爱说话,包括他也不爱说话,因为他说话不占地方,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他把对话变成了自言自语,久而久之在尴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说话了。

但不爱说话并非他没有话。他的话哪里去了?他的话被咽进去了。过去有一句话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打碎了的话也往肚子里咽”。不爱说话到了肚子里就变成了心事,那么多不爱说话的人都在大街上走,万千心事汇成万千洪流,改变着生活,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一种哲学的深度思考。

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对的,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当写一个作品的时候,肯定是想把它写好,但是回头看也会有很多缺憾。当然缺憾并不是坏事,它是写好一篇作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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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