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沉浮与旷达

 

郭松

 

谈及苏轼，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方面都有造诣，与苏洵、苏辙并称“三苏”，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欧阳修并称“苏欧”，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除了他的文学艺术造诣外，他跌宕起伏的仕途也是引人注目的。在他40年的仕途中，任职过的就有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方。

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城内纱穀行苏家老宅。1057年，他考中进士，时年21岁。1061年，25岁的他，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苏轼的思想与主流不一致，站到旧党的一边，遭到新党的排挤和打压。1071年，他从殿中丞贬为杭州通判，时年36岁。1074年，他转知密州。

1077年，苏轼担任徐州知州，两年后到湖州任知州。他一到湖州，就给宋神宗写《湖州谢上表》，这本是大臣的基本礼仪，也是官场的一种例行公事。但他表中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还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被新党一些人抓住把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从他旧诗中挑出隐含讥讽新法的句子，对他加以弹劾。

同年7月28日，苏轼到湖州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都城汴梁，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指御史台，出自《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后人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这件事是御史弹劾引起的。经过多方营救，他才幸免于难，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1094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在新党的挤兑下遭贬谪。同年四月，从定州知州贬谪到英州，中途又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1097年，他又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安置，时年他62岁。1100年，他仍以琼州别驾身份移知廉州。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身在廉州的苏轼接到诏令，踏上北归的行程，1101年三月，他从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

苏轼经过真州时，带着欣慰的心情游览金山寺。在墙壁上，他意外看到自己的画像，是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画的。画上的苏轼手执一根细长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详中有一种似醉非醉。他看到画像，感慨万千，多年的贬谪岁月与艰苦生活，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在画像下写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六月，他经润州到常州居住。1101年7月28日，在常州去世，享年66岁。

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的低谷期，却成就了他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高峰，也成就了他文学成就的最高峰。他在黄州期间写过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这首词最能表达他第一次遭遇仕途“滑铁卢”的处境与心态：“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上片借夜晚的风和落叶渲染贬谪的悲凉心境；下片含蓄委婉地暗示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横遭贬谪以及别人的不理解。最后两句将贬谪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既有对亲人的思念，又有对国事的忧虑。

苏轼虽然表达了孤寂与落寞，却没有任何的幽怨。相反，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他旷达心态的体现。他初到黄州时，眼看青春逝去，却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人生目标，在举目无亲、形格势禁的荆楚之地，他在《寒食雨二首其一》中写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苏轼初到黄州写的《初到黄洲》诗，也映射出他彼时彼刻的悲凉和孤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逆境中求生的他没有绝望，他有一种力量，超越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乡变故乡。近五年的生活，黄州成为他生命的另一故乡，旷达的心态升华为他的一种审美的境界。

苏轼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写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在《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表现内心对自由的渴望，逍遥物外的同时，以“何时忘却营营”吐露出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上片侧重叙事，交代他雪堂夜饮归临皋住所的客观环境，以及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下片是他的内心独白，表现他“听江声”时的情绪波动、心境变化。真实细腻地反映出他在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心情沮丧、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徜徉于江边，寄情于自然，适时地调整心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达观地面对现实的心理转变。

苏轼到黄州后，在沙湖买田耕种，亲自躬耕，这块地位于城东，是一块坡地，他将此地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这也是后世将他称为苏东坡的缘故。有一次他去田间地头劳作，正好中途遇雨，就写下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象征着人生的风雨，但他表达的却是人的一生任凭风吹雨打，始终那样从容、镇定、旷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的生活不再有无所适从的慌乱感，这种人生态度一直陪着他，甚至在他晚年谪居惠州、儋州，这种人生态度给他提供了安全感，让他在兜兜转转中找到一个安放心灵的空间，这个空间温柔地托住他饱尝辛酸甚至摇摇欲坠的躯体与灵魂，这种内核的精神力量，让他拥有了随遇而安、不自怨自艾的心态。他后来贬谪到到惠州，一到就喜欢上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的特产水果。在《惠州一绝·食荔枝》一诗中，他欣慰地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棵, 不辞长作岭南人。”当他晚年贬谪儋州，乘船渡过琼州海峡时写下《六月二十夜渡海》一诗，在悲观绝望的境遇中，他仍不失乐观旷达，诗中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他的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在儋州三年，“穷则独善其身”，离开这个地方时，他《别海南黎民表》中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旷达乐观的心态，“既来之，则安之”，他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让他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在黄州时期，他对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

苏轼到惠州，以至后来到儋州，他的这种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状态逐渐反映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他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在《到昌化军谢表》中写道：“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与程秀才书》中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即使条件如此清苦，他还是适应了，并安定下来。

苏轼在海南儋州开办医院，是继杭州的官办医院“安乐坊”之后，经他努力而创办的，面向百姓的，中国第二个官办医院。他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苏轼离开海南前，在姜唐佐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说将来姜唐佐考中进士，就给他补齐这首诗。三年后姜唐佐金榜题名，可是此时苏轼已经去世。姜唐佐在河南汝阳遇见苏辙，姜唐佐说起他在儋州的往事，苏辙听后五味杂陈，替兄长为姜唐佐续写了后半首，诗为《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苏轼在海南呆了三年，一纸调令跨越琼州海峡，召他回京，海南百姓不舍其归，置酒相送，他作《别海南黎民表》劝慰别离之苦：“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三年的儋州生活，让这里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此心安处是吾乡”表达了他对当地人民的真情，诚如他致苏辙诗中所云：“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在海南儋州浇洒心血，他感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人们把他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儋州至今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甚至连语言，都有“东坡话”。

从苏轼初次遭遇仕途滑铁卢——贬谪黄州，再到被贬到惠州、儋州，他经历了一个渐变式的心态调整与自我治愈。他在初贬到黄州时，内心还是有起伏的，激愤不平的情绪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体现，但是这种心态随着他的自我调节而逐渐消失，思想也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在惠州与儋州期间，他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更加成熟稳定，更加从容淡定。

苏轼在每个地方都能很好地与当地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家园。1101年，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作此诗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他病逝于常州。他虽以“归鸿”自喻，但他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一些欣慰与喜悦的。

苏轼在贬谪的时候，竭尽所能地地去做一些事。在他兜兜转转、步履不停的仕途中，他每到一处，都取得了与他的职责匹配的政绩。《宋史·苏轼传》中如是评价苏轼斐然的政绩：“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他的仕途上也有高光时刻，比如他做过杭州市长，还做过徐州市长。1077年，他在徐州知州任上，当时黄河决口，他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抢险抗洪，堵住了黄河决口，守住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071年通判杭州，1089知杭州，加起来五六年。

苏轼在杭州清理运河淤泥，疏浚与治理西湖，修筑苏堤，发展养殖业，奏请朝廷朝廷用绸缎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进贡。他吩咐搭建粥棚，为穷苦病人煮粥，派医生一个坊一个坊地，给病人治病，还给无钱治病的人免费熬药。他在众安桥建了一个医院，名字叫“安乐坊”。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一千多病人。他还亲自主持配制“圣散子”药方，价格便宜，疗效显著。

苏轼在黄州时参加田间劳作，解决家人的温饱问题，在庄稼成熟之后，一家人吃上二红饭。生活虽然清苦，但是他能够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庄稼成熟，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小品文《二红饭》，记录了收获的情况：“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他在文中还记述用两种杂粮做饭的事：“今日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在黄州，他致力于开发猪肉的吃法，为了解决一家人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是不屑于食用猪肉的。他写下《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在贬谪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家国之事。比如在贬谪黄时期间，他写下的诗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好带黄金双得胜，可怜白苎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在和朋友的唱和诗《次韵王郁林》中，他这样写到：“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误辱使君相抆拭， 宁闻老鹤更乘轩。”在词作《满庭芳》中，他更或是直言不讳地写到：“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弹铗悲歌。”

苏轼虽然仕途坎坷，但是在贬谪期间，他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为国家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甚至建功立业的想法从未间断。他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游宦，或是贬逐，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

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高洁出版《苏东坡文轩》，翻译苏轼的16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也包括苏轼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曾经任职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韦纳为《苏东坡文轩》作序，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体验到当年济慈初读却泼门译荷马的那种惊喜的感觉。”

苏轼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激起专家和读者的兴趣，他们将苏轼视为不仅推动中国，更推动世界进步的思想家。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说，苏轼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这是“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追求的精神。还有一位法国作家、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很喜欢苏轼，将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书名为《永垂不朽》。

法国《世界报》编辑部，整理1000年至2000年的重要人物，评出12位“千年英雄”，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字赫然位列“千年英雄”名录，苏轼是唯一入选这份名录的中国人。苏轼的旷达，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悟，是强有力的生活态度，是进退自如、兼收并蓄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知识分子开拓了一种身心兼顾的广阔空间。在人生的低谷期，苏轼不自怨自艾，不躺平摆烂，不遁世消沉，不隐居山林，以士大夫的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激励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林语堂先生对苏轼有一段精彩的评价：“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须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从这个层面来说，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评价是中肯而贴切的，“发乎内心”四个字是苏轼赤子情怀和家国天下之情交织在一起的生动体现。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