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郭松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是孔子思想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孔子的辩证思维：“君子”与“小人”，“和”与“不同”，“同”与“不和”，两方面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

“和而不同”中的“和”是和谐，不同的事物能和谐地配合在一起。君子能接受他人的不同意见，尊重他人的个性，与周围的人保持融洽的氛围。这种和谐并非盲目附和，而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君子在与人交往时，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又不排斥他人的观点，形成一种包容和尊重的氛围。

“同而不和”中的“同”是相同，小人为了迎合他人而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追求与他人的一致。他们可能表面上与他人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并不尊重他人，也不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见。这种所谓的“同”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而是一种表面的、虚假的一致。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表现上也很一致，但在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和，是相对的一致，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不同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达到的一种统一和平衡。

在人与人交往中，“和而不同”是君子能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同而不合”是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他人的心理、附和他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并不抱有和谐友善的态度。

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个问题持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君子求同存异，不因意见不同伤和气。不求时时处处一致，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包容他人的见解。小人或隐瞒自己的观点，或根本就无自己的观点，只知道人云亦云、见风使舵，或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袒护，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攻击。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采取“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原则治校。那时北大不但聘请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装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辜鸿铭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像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到北大教书。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不同的风格营造了别样的魅力。

蔡元培主张“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917年，他出版《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并指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思想甚重，这本书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指出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蔡元培此等雅量，几人能有？

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但钱玄同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蔡元培对各种学术流派兼收并蓄，各扬所长，北大很快成了一流学府，执全国高校之牛耳。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称其为“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称其为“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和谐是帆，不同见解是船。如帆与船互相配合遨游海洋，和谐与不同的见解合于乾坤，立于天地。“和而不同”练达真君子、真人生。红绿配出绚丽，黑白衬出凝重，高矮造就天地和谐，绿肥红瘦描出人间美景。万事万物和谐相处，展现和谐之美。不同是一种个性，同是荷叶，“尖尖角”绘出秀丽，“接天莲叶无穷碧”写的是绚丽，不同的形态有着独特的美。万事万物各有不同，展现独特的风采。

和谐与不同犹如两个齿轮，凸出的齿印有自己独特的痕迹。齿轮在相互磨擦中逐一吻合，体现出和谐美。和而不同是一种处世哲学，只有君子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又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人生。阿基米德终日沉浸于思考，超脱俗世，可他又深入实际，获取真知；尼采独立思考，成于己见，可他不忙四周游历，把所想散播人间；道家推崇真善美，将其融入人们的道德规范，却不忘独立于模仿与随大流之外。只有君子才能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一种遒劲，在练达与独立中坚守。

和谐是一幅画，不同是美中添雅；和谐是一首诗，不同是诗中的灵秀；和谐是一首歌，不同是歌中的高低迭宕。和而不同如《诗经》中的绝美，只有真君子才能吟诵出锦绣，口吐出芬芳。只有真人生才能展现和而不同的精美。

当霸王骑着乌骓化作鬼雄，当虞姬将生命化为矛尖之蓝；当屈原幽思而作《离骚》，消失于汨罗江；当渊明自叹“守拙归田园”，日日无事而空吟，不禁重新审视“君子和而不同”，孔夫之论善哉，好一个“君子和而不同”。

晋平公让祁黄羊推荐心中县令，祁黄羊没有一丝犹疑，掷地有声地说：“让解狐去当。”晋平公大惊，解狐可是祁黄羊的仇敌。祁黄羊说：“你只叫我推荐心中县令，他的确优秀。”君子之心如此宽容，推贤荐能。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多少人说他文章空洞无文，多少导师要他“不写三岁小孩的玩意”，他都以一笑报之。终于，他的散文集《花未眠》轰动了世界，浅浅的一句：“凌晨四点钟，发现海棠花未眠。”感动了多少心灵。善于保存心中的那份“不同”，让我们的个性有如“花未眠”。

再说沈从文，当人人埋怨的时代，他以自己一颗敏感细腻的心，去拥抱那古老的边城，小心翼翼地保护不让它受到尘世的玷污。贫穷，落后，在他的笔下，蜕变成一个水美、山美、人美的天地，坚守心中的家园。正如鲁迅所说：“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曰自由。”真理常在胸，君子善守不同。

苏轼说：“人间有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相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见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所挟持甚大，而其志远也。”这是对君子和而不同最精辟的注解。

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猪狗之食，不梳不洗，这种浅层的不同大都能做到。但他的“大不同”在历史上能与之媲美的屈指可数。他推行新法，支持者除宋神宗外，仅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韩绛‌，连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都不支持。可是他未放弃他的不同，潇洒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他写自勉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晚年迫于压力归隐山林，要是其他人都做陶渊明似的隐者，可他心系民生，“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阳碾作尘。”每次读起，都敬佩与赞许。

谭嗣同“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由来一声笑，倚剑血封喉。”1898年的深秋，寒风飒飒，黄叶飘零。京华大地，一片荒凉。菜市口刑场，他向闪着寒光的屠刀，对着苍天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雄倒下的时候，四海响起悲歌。他依然固执喊道：“凡变法，无不经流血而成。今变法不成，皆因为此。流血，请自嗣同始。”康有为走了，梁启超走了，他们劝他来日方长。他决意死国：“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他愿做的是与国家的命运相和，凡是其他种种，决不相和。这样的舍生取义，九死也无憾了。

晏婴曾举君臣关系，说明和与同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他说，唯唯诺诺，不说不同意见，君以为可臣亦曰可，君以为否臣亦曰否，这是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向国君提不同意见，纠正其错误，弥补其不足，以达到正确的结论，这是和。他认为应该采取和的态度，而不可采同的态度。

春秋时期，“和”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有别于“同”。比如音乐，须将宫、商、角、徵、羽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音共鸣、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比如烹调，须使酸、甜、苦、辣、咸调和在一起，达到一种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如果爱宫者排斥商、角，喜商者排斥徵、羽，好咸者一味放盐，好酸者拼命倒醋，是不难设想的。早于孔子的晏婴就说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老百姓有句俗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做君子也许什么好处也没有，但却求踏实。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得志的情况常有，靠溜须拍马当官、靠坑蒙拐骗发财的大有人在。倘若以外在的得失相较，做君子还真不合算，可那些当了官、发了财的人就真的踏实？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最让他满意的，既不是处事果断的仲由，也不是多才多艺的冉求，而是品德高尚的颜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这种“孔颜乐处”或许并不值得过分提倡，然而颜回能达到的境界劫是令人崇敬并令人深思的。

平心而论，大多数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君子，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小人，而时常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正因如此，我们才既有“坦荡荡”的襟怀，又有“常戚戚”的体验，只有经过日久天长才敌体悟到，哪种状态更本真、更幸福、更有意义。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