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胜利法解读

 

郭松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参与者，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其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对国人都有启蒙意义，而阿Q几乎是影响最大的人物形象。

阿Q作为启蒙时期的人物形象，是愚昧麻木、自轻自贱、欺软怕硬的。但阿Q作为一个饱受摧残的底层人，却总是以各种方法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中。

阿Q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却似乎没有处于“底层的自觉”，有着近乎狂妄的自尊自大。“阿Q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放在他眼里……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一个没有老婆的短工，阿Q想通过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显示自己“高人一等”。阿Q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他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

从心理学来看，阿Q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表现在经历不符合预期的事件后用虚假的自慰来补偿自己的失败。阿Q并不是真的分不清理想与现实，即便是失败了，他也并不总是用精神胜利法：想恋爱却失败还丢了饭碗、被地保勒索酒钱、想加入革命党却被洋鬼子赶出来......这说明他的胜利并不在于赢过别人，而在于以胜利的假象瞒过自己。阿Q精神胜利法，是他在那个特定社会环境下，遭受挤压又无力反抗的无奈之选。

鲁迅是想让读者看到国民的弱点，也就是历经上下五千年中国的环境孕育的弱点——社会环境对个人意识的吞噬。就像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的：“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阿Q精神胜利法不仅指的是他本人，更代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精神胜利法的特征是，追求虚幻的胜利感，忽视现实的挑战与困境，在自我编织的幻想中，逐渐迷失自我，沉溺于虚假的优越感。

鲁迅的小说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常用给人以希望的“曲笔”，如《狂人日记》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故乡》结尾“希望之路”的言说，多蕴含着一种面向未来的“生长性”。阿Q之所以反抗失败后麻醉自己，实际上是为了融入未庄的秩序，无论是认亲赵太爷，还是自轻自贱、欺负弱者，潜意识里有以此获得未庄“看客”认可的诉求。只要阿Q还认同未庄秩序，他就离不开精神胜利法。但“恋爱悲剧”发生后，周围人的有意疏离，阿Q觉得“世上有些古怪”。说明阿Q有意识打量周遭，将未庄陌生化，把自己从未庄中剥离出来，为他走出精神胜利法制造幻象提供可能。他“出门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和“熟识的馒头”，但“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阿Q对熟识的酒店和馒头无动于衷，在于获取这些东西对于身无分文的他已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说他对未庄不再抱有希望，但又看不到出路。

阿Q的无助和彷徨，若与鲁迅的成长经历结合起来对读，则颇有意味。鲁迅《琐记》一文较为详细地谈及自己的成长经历。鲁迅自述被“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的流言中伤，“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为了摆脱流言的困扰，少年鲁迅只好离开家乡，“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隐约之中可以发现，阿Q在人人拒之门外中离开未庄，其困顿与无助，某种程度上是离开故乡前鲁迅精神状态的投射。鲁迅小说中许多人物命运的变化常在“离去-归来”的叙事框架中，如闰土、孔乙己、祥林嫂、魏连殳等都以时空转换的方式“离开”过，再次出现时面目与命运大不一样。

进城前阿Q虽然被排除在未庄秩序之外，但通过帮人打短工和精神胜利法，还与未庄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归来后的阿Q“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这看似与未庄人平起平坐，实则进一步疏离了未庄。一方面，见过世面的阿Q对未庄众男女有了新的看法，不满于“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另一方面，处境的改变，使阿Q对于融入未庄也显得意兴阑珊。比如面对赵太爷家人买衣物的请求，“阿Q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如果进城前阿Q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和求食中的困顿彷徨，体现的是他之于未庄的被动疏离，那么此时的态度则是一种主动的离弃，阿Q对未庄态度的转变构拟着鲁迅的启蒙之路。鲁迅年少时离开家乡，先后求学于南京和日本，接受近代科学和新思想的启蒙，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成长为带有启蒙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当他反观故乡时，看到的只有落后、愚昧和麻木，“在而不属于”的叙事姿态植入其诸多小说中。阿Q虽是被动接触新事物，但他归来后对未庄人事的“睥睨”，对应着鲁迅对故土的重新认知，作者将自我的启蒙视角部分地内置于阿Q身上，未庄于阿Q也有一种“在而不属于”的意味。阿Q视角与作者视角的叠合，未必是鲁迅有意为之，更多的是他对阿Q共情引发的叙事转向。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这说明鲁迅并不想否定阿Q，对阿Q还有一定的期待，在阿Q身上寄寓着自己某些复杂的心曲。鲁迅把阿Q的命运变化融入到“离去—归来”的叙事框架中，赋予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的文学功能，归来后的阿Q不再是一个只会精神胜利法的人物，而是有了积极反抗的意识，这才有阿Q的进一步成长，向“革命”迈出了一步。

阿Q进城回来的第一次出场就显得扬眉吐气：“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袋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这让未庄人“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他带回来的衣物更是深受未庄男女的欢迎。进城前的阿Q之所以屡屡祭起精神胜利法，在于他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的压迫，需要通过这一方法消解双重戕害带来的痛感。而衣锦归来后，阿Q受到未庄人的“崇敬”和追捧，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有较大变化，他也就不再需要制造“优胜”的幻像。这种种变化，使阿Q尝到“中兴”的快意，他以“翻身”的姿态找回曾经失落的人格尊严。在讲“杀革命党”时，他对着“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致使后者“惊得一跳”；赵太爷找他洽谈买卖，他不仅姗姗来迟，对赵家的态度也与此前判若两人。无论阿Q变化的描写出于何种叙事目的，从中明显可见阿Q不再需要寻找替代性满足，也不再通过“忘却”和“合理化”自欺欺人，而是以更加真实的姿态和面目示人，或者说阿Q某种程度上找回了被精神胜利法压抑的“自我”。

阿Q进城后见过“杀革命党”的场面，但真正对阿Q产生影响的是在“革命”消息传入未庄的那天，“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的河埠头。”搭连是阿Q回到未庄第一次特意戴在身上的物件，是他衣锦还乡最显眼的标志，将此物卖掉，只因“近来用度窘”，又发生了“生计问题”。这对于刚经历“中兴”的阿Q有重启精神胜利法的危机，要想保持“翻身”的地位，他只能投靠“革命党”。阿Q原本“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殊不知，“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当他喊出“造反了”的时候，“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这一心态似乎又带有精神胜利法的意味。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无法反抗或反抗失败之下制造的虚幻性胜利，而“革命”可实实在在震慑住那些曾经压迫他的人，所以“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表面上看，阿Q的“革命”转向有些草率，实际上是他发现“革命”于他的独特：“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是把“革命”当成一种复仇的手段，以图实现他在精神胜利法意欲得到什么，这相比“中兴”时有限度的反抗更进了一步。

阿Q进城后除了目睹“杀革命党”，并未见过革命的具体情形，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的时候，他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想象：“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去同去！”于是一同去。“直走进去打开箱子：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如果将阿Q对革命的想象与赵家遭抢那晚阿Q所见对读，可见这一政治寓言更深刻的一面：“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的人，格外胆大，于是躄出路角，仔细的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无论是“革命党”形象，还是具体的“革命”行动，阿Q所见与其对革命的想象更具有相似性。在这一“格式化”中获得的“新生命”是，指出投机式革命与“偷儿”的盗窃其实是一体两面。

阿Q的死充满嘲讽的意味，鲁迅意在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阿Q的死未尝不具有悲壮的意味，阿Q虽没有加入革命党，但对革命有着迫切的期待和向往，而且最终以死“献祭”革命。严肃意义上的“献祭是一种宗教行动，当有德之人完成圣化牺牲的行为或与他相关某些目标的圣化行动时，他的状况会得到改变”。鲁迅心中一直存有“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真正意义上、开启新纪元的辛亥革命，另个一个是被“咸与维新”的辛亥革命。阿Q的“献祭”是被动的，是以戏拟的形式否定后一个辛亥革命，也可视为鲁迅向在这场革命前后牺牲的真正革命者的致敬。就此而言，阿Q的死未尝不是一种“完成圣化牺牲的行为”，或者说，在此之前阿Q是在“革命”的周边徘徊，只有这一次，在死亡的一刻，他才真正走向革命。

莫言曾说，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小说换一部《阿Q正传》。这部小说之所以如此闻名，原因在于鲁迅借助这本小说，酣畅淋漓地刺破了人性中最卑微又最无耻的一面。一方面在强人面前卑躬屈膝，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另一方面抽刀向更弱者，从比自己更差的人那里讨取早已碎了一地的尊严。再读《阿Q正传》，不免心惊，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一个阿Q，他时不时跳出来麻醉我们的意识。若不将阿Q精神从头脑中彻底清除，就永远无法摆脱生活的阴影。精神胜利法不是心态乐观，而是自己骗自己。阿Q虽然无姓、无名、无籍贯，无家、无履历、无固定职业，生活有今天没明天，但却每天挺快乐，他有自己的法宝——精神胜利法。阿Q被打了，虽然也会难过，也会愤怒，但只要在心里宣称对方是儿子，自己是老子，就可以继续高兴地活下去。阿Q被抓了，他并不慌张，他在心里这样解释，人大约本来有时就要抓进抓出的。当他被反绑着双手游街，明白自己将要被拉去杀时， 阿Q急了，两眼发黑。在焦急之中，他又有几分泰然，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和杀头的。不管发生了什么，即便死到临头了，阿Q还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精神胜利法的核心在于对失败和不幸的否认，用自我麻醉的方式来逃避现实。精神胜利法可以让人在悲苦的生活中获得一丝虚假的欢乐，但它终究建立在自己骗自己的基础之上，与心态乐观并不是一回事。心态乐观不是逃避现实，更不是自己骗自己，而是对中性的事件做正向的解释，在不好的事情中发现好的一面，在苦难面前幽自己一默， 把注意力放在踏踏实实地做点什么，而不是沉醉在怨恨之中，更不会自欺欺人地为自己制造一场虚假的胜利，以麻醉自己的神经。

阿Q虽然身份低，没人看得起他，但他是很自负的，从未承认自己的失败。有一次，阿Q喝了两碗黄酒，称自己是未庄赵太爷的本家，细细排起来还比他的秀才儿子长三辈呢。他没 想到的是，赵太爷竟派人叫他去问。阿Q见了赵太爷却一声不吭，招来赵太爷的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对于攀亲戚的失败，阿Q不以为然，只在心里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虽然挨了赵太爷的打，但外人并不知道他与赵太爷关系怎样，反倒对他比以前敬重。阿Q四处惹事，先是被王胡打了一顿，又因骂钱太爷的大儿子是“假洋鬼子”，又挨了一顿打。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胜利，阿Q把挨打的晦气赖到恰好碰见的小尼姑身上，他先是向小尼姑吐了口唾沫，再伸手摸了一下尼姑的头......尼姑哭着骂阿Q断子绝孙，阿Q听了得意地笑。回到家里，想到尼姑滑腻的头，便对女人产生渴望和幻想。在赵太爷家做工时， 阿Q看着与他闲聊几句的吴妈，竟扑通地冲她跪下：“我和你困觉！”阿Q的求爱方式吓跑了吴妈。他不但求爱失败，又挨了一顿打，还被赵家赶了出去。未庄从十一岁到五十岁的女人都躲着他，以前的老主顾也不再给他短工活，像撵乞丐一样赶他走。面对一系列失败，阿Q没有反思，他不承认自己在女人面前没魅力，而是觉得女人都要装“假正经”。他也不承认自己名声坏了，他把找不到短工的怨气发泄到比他还弱还穷的小D身上......阿Q之所以不承认任何失败，在于他早已为自己建造一个“理想化形象”。在阿Q自己的心目中，他出身很“阔”，与赵太爷是本家；进过几次城，知道城里管长凳叫条凳.....他也很能干，有很多可以打短工的老主顾；他是个高人一等，应人人尊重的人。

美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卡伦·霍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说：“理想化形象是一个人幻想出来的自我形象，偏离现实，却给自己带来满足。许多卑微的小人物之所以妄自尊大，因其用理想化形象代替了真正的自信和自豪。随着真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中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他们内心的冲突不可避免会导致他们人格的分裂。”阿Q的理想化形象与其自我之间差距很大。他拒绝承认任何失败，也不相信自己有什么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外部和他人。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破坏自己的理想化形象，避免理想化形象的崩塌承受面对现实的痛苦。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用幻想取代现实，将真我抛在意识之外，就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习惯于拿弱者找平衡，只能活在生活的阴影里。阿Q是一个穷苦的流浪汉，却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总是四处碰壁，经常被人打。他一听到后面的棍子声，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他在有权势的赵太爷和“假洋鬼子”面前，不敢作声。在比他厉害的王胡跟前，也只敢说“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话。在比他弱小的小尼姑面前，他就要吐唾沫，摸她的头。在又瘦又乏的小D面前，更是肆无忌惮，嘴上骂着“畜生”，手里去拔小D的辫子......一个人若习惯于拿弱者找心理平衡，甚至向更弱者发泄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不满，那他也就丧失了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

人可以穷一点，弱一点，只要肯吃苦，一定有机会变富变强，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一个穷人若践踏自己，把谎言和欺软怕硬当成维护自己虚假尊严的方法，那就不会再有人把他当人看，他便只能永远生活在阴影里。小说的最后，阿Q四处宣传对“革命”的兴趣，糊里糊涂地被判了杀头，画押时还嫌圈画得不够圆.....阿Q在杀头前，被押着游街示众，我透过阿Q的眼睛，看到了阿Q之外的人，那些蜂拥而至来看热闹的人。这些人与阿Q并无不同，他们非但不同情阿Q的无辜和命运的悲惨，还抱怨他游街时不唱几句戏文让大家高兴高兴......他们只把观看阿Q的游街当成维持个人卑微自尊，毕竟阿Q比他们更惨，他们还好好地活着。阿Q死了，但阿Q还活着，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隐含着一个并不知道的阿Q。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