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字带劲

 

郭松

 

感到许多人的文字没劲，近来重读鲁迅的文字，因为鲁迅的文字带劲。

读到好多熟悉的人和事，闰土，狂人、孔乙己，祥林嫂，何首乌，茴香豆，还有看客等。

我的思绪又回到很久以前，年少时读鲁迅的文字觉得艰涩，长大后读他的文字觉得犀利。

鲁迅为何弃医从文，大概是认识到唤醒精神比医治肉体更重要。写文忌无病呻吟，是不言而喻的事理，读鲁迅的文字，更深刻地感受到。

鲁迅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是清朝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家族在当地颇具声望；父亲是饱读诗书的文人。童年时期，鲁迅家境优渥，他12岁时，祖父因科举行贿案家道中落，父亲随后病重，鲁迅常出入当铺和药铺，‌母亲承担主要生计，其坚韧影响了鲁迅。‌‌

鲁迅有许多经典之作，《狂人日记》誉为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通过刻画狂人的形象，揭示封建社会的残酷和荒诞。还有《呐喊》《彷徨》等，充满深刻的思考和强烈的情感。鲁迅不仅在文学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有广泛影响，他的文字激发人们思考和反省。

一个勇敢的战士，以笔墨为刀，刺破黑暗的现实。他是一个思考者，探索人性和社会的本质，他是一个启蒙者，用文字唤醒人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的独到见解，他的文字简短却充满力量，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思，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思索。

鲁迅在《半夏小集》中说：“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他在《最先与最后》中说：“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者，乃正是中国将来之脊梁。”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说：“愿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人人说假话的年代讲真话；在人人麻木的年代拥有充实的心灵。”他在《看镜有感》中说：“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活气了。”他在《两地书》中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谁也开不出药方。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就是。”

鲁迅在《碰壁之后》中说：“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 他在《海上的儿童》中说：“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他在《战士与苍蝇》中说：“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中说：“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他在《经验》中说：“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他在《奴性的国度》中说：“他们毫无特别才能，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一阵乱噪，便可制胜。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扶清灭洋等已领教得多了。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鲁迅的文字，有杂文的灵魂。我们这一代人，小学、初中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候没有多少书允许读，但那时候鲁迅的书是可以读的。当然，大都似懂非懂。奇怪的是，读鲁迅的文字，觉得很带劲，很上瘾；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杂文。鲁迅有篇杂文叫《夏三虫》，讲夏天有三种害虫：跳蚤，蚊子和苍蝇。鲁迅说如果要逼他在这三种虫子中爱一种的话，他宁可爱那个跳蚤，它虽然吸人血很狠，但一句话也不说，就是一口叮下去，倒是简单彻底。蚊子叮人也很狠，可是在叮之前要哼哼地发表一篇议论。幸亏他不懂蚊子说什么，如果哼的是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就更讨厌了。苍蝇当然很脏，而且有一个坏毛病，喜欢在美丽的干净的东西上留下蝇矢，不过苍蝇也还有点道德，不会在留下蝇矢之后回过头来嘲笑说，你真脏啊。这篇杂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长大后渐渐明白了这篇杂文蕴含的对社会现象的批判。

鲁迅有篇杂文叫《从帮忙到扯淡》，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也存在于他同时代的三种文人形态。一种是帮忙的，是直接影响政治的重臣；鲁迅说屈原所以写《离骚》是因为他想帮忙没帮上。还有一种是帮闲，帮闲是干什么呢，是给权势者当清客，但帮闲要有点本事，至少要会吟诗作画，要有真才实学，帮闲往往在历史上留下名作，比如李渔、袁枚，虽然讲究气节的人看不上他们，但他们的文采却是一般人比不上的。还有一种只能说他是扯淡，他摆出帮忙或者帮闲的样子，但他是假货，没有真本事，可这样的人往往很得意。鲁迅说，帮闲的生活是帮忙，到了末路是扯淡。按照一般的理解，三种人是相互区别各自独立的，但鲁迅却用这句话打破了固定化的理解，提示了这三者共同的特征——都与权力发生关联。帮忙还是帮闲要看权势者起用与否，起用了就变成帮忙，也就达则兼济天下，不能闻达就只好当清客，写写诗词歌赋待价而沽。但也有一种滥竽充数的情况，就是扯淡。有了扯淡这个参照系，帮忙和帮闲才变成一个衡量尺度。这跟是否谋取重用这个衡量尺度不重合。即使是帮忙或者帮闲，假如能够留下传世之作，那仍然是一段佳话。鲁迅是喜欢帮闲还是讨厌帮闲呢？他是赞成帮忙还是反对帮忙呢？要是他不认同帮忙或者帮闲，为何要肯定他们中有才华的人留下的文字？他讨厌扯淡是很明确的，但是对前两种情况，他表达的意思就没那么简单。这是鲁迅杂文的“杂”，所谓杂不是七拼八凑，而是复杂。

鲁迅的讽刺是以真实为生命的，当一个人用精炼的和艺术的笔调勾画某些人的某些真实面目时，就是讽刺。讽刺不一定要有实事，但必须要是实情，这是鲁迅对讽刺的一种界定：讽刺是一种艺术，体现为以想象力为基础的夸张和类比；同时一定要反映出某种实情，但是这种实情可能一般人意识不到。我们看到一个区别讽刺与捏造的方式：以真实为生命的讽刺可以在表象上并不写实，比如鲁迅有时候可能骂错了人；但讽刺针对的不是表象，而是表象背后隐藏的实情。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那就只是恶意的造谣。鲁迅的讽刺，不是为了把对方打死，讽刺是出于善意帮助对方改变；只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往往很难实现，当要帮助对方改变的时候对方已经不可救药了。

从表面上看，鲁迅的讽刺与林语堂的幽默似乎是对立的，但背后的实情是，两者可以在认识到人的愚蠢渺小这一层面上发生关联。只不过鲁迅的讽刺更为艰难，因为“痛打落水狗”并且在痛打时保持人类情怀；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比较安全，“费厄泼赖”可以避开很多短兵相接的麻烦。破除直观的认知方式之后，可以发现鲁迅的讽刺是一种更高级的幽默。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迅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喷出来的。

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中说；“人家说我每天执滞于小事情，可惜我碰到的全是小事情，而我偏偏又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执滞于小事情。”鲁迅“执滞于小事情”反映了他杂文的风格。这种写作通过聚焦日常琐事来揭示社会矛盾，既是对社会问题的艺术化呈现，也是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刻反思，“执滞于小事情”并非单纯描述生活细节，而是通过微观视角切入社会本质。杂文写作常是琐事，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中蕴含着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洞察。鲁迅说杂文需在持续的社会对抗中完成自我反思，通过否定将负面因素转化为审美价值。

我在读《野草》的时候，觉得鲁迅有一种没有路但一定要走，没有立锥之地但得站住的感觉，这个感觉换一个表述就叫极限感觉，我觉得《野草》是写在一种极限状态之上的，这个极限，没有任何余地，没有任何延长，但得在那么一个不是点的点上坚持。鲁迅的《野草》是艺术水准很高的、极其精炼的散文诗，他的杂文相比之下涉及的面很广，书写的风格也很不一样，没有《野草》那么隽永，他的杂文我也能读到这种极限状态。

鲁迅何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多少虚构作品，但是到鲁迅逝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小说家，虚构作品到1936年已经大量问世了，可鲁迅逝世的时候仍被公认为是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没有写那么多的虚构作品，但他仍是中国代表性的文学家。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之处就在于：原来我们是睁一眼闭一眼说的，而鲁迅是睁大了眼说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一直是狭隘、浅表的，我们只承认一种文学体裁，即虚构的创作。它的标准来自欧洲，就像林语堂认为幽默是欧洲的产物一样，我们认为虚构文学的标准也来自欧洲。鲁迅的文字用那种欧洲式的标准去衡量，好像文学性也不是那么够，情节也简单，都没有故事。但是问题在于，当这些虚构作品与杂文作一个混合，把它们统一之后，那个衡量标准恐怕就得重新确定了。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