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万慧阳

 

山野之间，总有一些声音，一旦响起，便刻进了一代人的骨血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首由朱践耳谱写的《知青之歌》，像一道炽热的烽火，燃遍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旋律铿锵，字句如铁，是理想在时代洪流中最滚烫的注脚。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面旗帜，在风雨如晦的年月里，召唤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课堂，走向荒原。而我，正是那最后一列队伍中的一员，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成了一名知青，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度过了永生难忘的半年。

那是一九七八年七月，我刚行过“冠礼”，正值意气风发的十八岁。原本志在必得的高考，却意外地名落孙山。大学梦碎，一时间竟不知如何面对师长与亲人灼灼的目光，只有将某些窃语与嘲讽默默咽下。人生的路径仿佛在这一刻忽然模糊，眼前不再是预想中的通衢大道，而是一片草色萋萋、歧路交错的荒野。可转念一想，野草深处，谁说再找不到新的小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既然这扇门已关，不如转身走向另一扇窗。只要心里那点火不熄，走到哪里，不能重新生长？

于是，在父母的宽慰、老师的包容与亲友的鼓励下，我终于卸下心结，顺应时代的浪潮，迁了户口，收拾行囊，踏上了去往赤水县旺隆区龙岩公社福光村二队（2002年10月合并至胜丰村）的路。从此，我的身份多了一重：知青。

当时的政策，知青若想返城，须在农村劳动一段时间，等待招工或参军的指标。父母心疼我是独子，怕若安排在城郊条件较好、知青众多的地方，返城反而更难。于是和大姐一样，他们为我选了一处偏远艰苦、知青稀少的山乡。真是“难为天下儿女行，可怜天下父母心”，每一步选择，都是慈母严父无声的牵挂。

我的知青点，藏在离县城三十六公里之外的深山里。从旺隆场下车，还要徒步走上五公里的“毛坯路”——那是气矿开采新辟的土道，再翻三四里山路，才最终抵达观音庵山上的福光村第二生产队。这一路，山愈深，林愈静，而人生的另一页，正悄然展开。

家住队里的老支书刘明周，约莫五六十岁年纪，是个有二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高一米六七，方脸浓眉，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身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腰间还系着刚从田里劳作回来的围裙。一听说队里来了个知青，他立刻赶到我外婆的亲戚——我称作“大舅公”的家里。寒暄几句后，他抖了抖手中叶子烟斗的灰烬，缓缓向我们讲起福光村二队的往事。这村子坐落在赤水中部，属于半高山地区，平均海拔六百米左右，是典型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南高，西北低，山势起伏，沟壑纵横。全村有三四十户人家，一百五六十口人，土地贫瘠，世代靠天吃饭，主要种些水稻、玉米、小麦，收入极薄。一个壮劳力，一天挣满十个工分，也不过两角钱。可想而知，那时的日子何等艰难。

原先知青驻点的唐姓知青返城之后，生产队就把那处改作了保管室。我一时无处可去，只好暂住在邻近的“大舅公”代志洲家中，和他们一家“搭伙”。大舅公家是一幢“三合头”式的土墙平房，除了二老，还有三个儿子、几个孙子，老少八九口人，挤在本来就不宽敞的屋里。他们仍特意为我腾出左厢房的一间，让我落脚。

舅公舅婆待我如自家人，每天打理三餐，出工时常指点我农事。家中四母代中良，是做木桶手艺的“桶桶匠”，替我打了衣箱、米桶、饭甑子、担粪桶，日常用的、下地干的，一应俱全。五母代中学在村小代课，不时跟我讲讲新闻、说说乡里趣闻。七母代中良年纪与我相仿，除了带我上工，收工后还常与我谈天说地。天黑时，更领我去田里抓田蛙、捉泥鳅……

我在大舅公家住了个把月，后来才搬去地名叫“百果树”的知青驻点——那是一间二十平方米上下的二层土墙小屋。总算，我在农村也有了个自己的“家”。然而大舅公一家的照拂与温情，却让我至今难忘。

安顿下来后，队长吴绍全和老代会计等人，拿着竹“仗杆”在我住处附近量出一亩左右的集体地，划作我的自留地。后又请乡亲帮忙，种上蔬菜、胡豆和小麦。村老支书刘明周，常跟我讲“农业学大寨”时热火朝天的往事，带我去田头体验“铲搭犁耙”的农耕场景。

每天清早，出工哨声“嘬嘬”响起，队里男女老少便扛着农具走向田地，除草、翻土、播种、施肥、犁地、抛秧、收割……我这样一个城里长大的学生娃，哪样农活都不摸门。幸有张大哥、李大婶和几位亲戚耐心指点，我才勉强跟着比划两下，装个样子。队里仍按上级要求，每天给我记十二个工分——现在想来，实在惭愧。

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上工正值夏收，生产队组织社员到旺隆场交送公粮。晨光熹微中，山路蜿蜒如蛇，隐在朦胧天色里。我肩头虽是一副看似轻省的担子，脚下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碎石与坑洼。行至山下，毛坯路稍见平坦，奈何前头的壮年社员们步履如飞，我惟有喘着粗气追赶，胸腔里如同塞了一团火。

及至姚家坝，眼前陡然竖起百级石阶，如天梯般迫人止步。我拄着扁担喘息不定，吴队长回头望见我的窘态，温声问可要相助。我咬咬牙，只求稍歇片刻：“不妨事，我自己能行。”终是憋着一口气，将六十斤稻谷颤巍巍挑上粮库。

回生产队后，日头已爬得老高。上午在水田坎上来回穿梭，将一个个梱好的秧包抛向田里，其他社员俯身插秧，青苗在他们指间滑落又立起；下午转战晒谷场，烈日把稻谷烘得焦香。原以为晾晒是轻省活计，实则暗藏学问：须择晴日高温，寻通风之处，摊晒要匀，翻动要勤。赤脚在滚烫的谷粒间来回走动，谷芒刺痒，地气蒸腾，汗滴落下即刻化作白汽。这一日的劳作，竟比那百步石阶更磨人意志。

值得回味的是家中三餐素来由外婆一手包办，我们小辈是从未沾过灶台之事的。到了乡下，生火做饭竟成了我面前一道实实在在的难关。那些尚未干透的树枝木柴，堆在灶膛里总不肯痛快燃烧。我常常一连划上好几根火柴，才勉强点燃一簇微弱的火苗。铁锅里的水沸了，米下了锅，我却手忙脚乱：什么时候该捞起米粒沥干上甑？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煮熟？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一顿饭做下来，人在灶前灶后打转，烟熏火燎之间，竟如打了一场仗。

生产队杀猪分肉，按人头分配。队里照顾我独居，特意多割了些肥肉给我，嘱咐我“熬点油做菜吃”。可怜我哪里懂得熬猪油的窍门？将分得的两三斤肥肉洗净切块，便直接丢进烧旺的大锅里。待锅中渐渐浮出油星，肉块早已焦黑粘底——一股糊味弥漫开来，叫我站在灶边哭笑不得。

年底，队里分下来三四十斤糯米谷。我心里念着，这定是家里老小过年时最难得的美味，便满心欢喜地将它们装进竹背兜。吃过午饭，一刻不愿耽搁，急匆匆往家里赶。谁料到行至旺隆场时，最后一班公交车早已驶离。我默默背起背兜，迈开步子，径直朝县城家的方向走去。一路走走歇歇，终于在傍晚时分踏进家门。放下沉甸甸的背兜，刚脱下上衣想擦擦汗，母亲一眼瞧见我背上那一道道被竹篾勒出的红痕——有些地方早已磨破了皮。她顿时说不出话，只一把将我紧紧揽入怀中。我听见她的哽咽，感觉到温热的泪滴落在我肩头。“娃儿……你辛苦了……”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仿佛都化在了母亲的泪里。

那段下乡岁月虽苦，却总被一道道温暖的微光照亮。年迈的母亲不辞晕车劳顿，等候乘座平日仅有二三趟从县城开出的公交车，拎着自家腌的霉豆腐、麻棘炸菜和几个舍不得吃的水果来看我；同窗好友郭建平、文淑华，还有后来成为妻子的康丽华，也不辞遥远，一路颠簸而至。他们带来的何止是零嘴吃食，更是活下去的底气。

四表姐王廷华知我畏夜寂寥，竟将家中唯一的收音机塞进我手里：“晚上响一响，屋里有点人声。”粮管所的谢光明孃孃待我极厚，每月购粮时，总悄悄少搭些杂粮，多舀一勺白米。每回赶集路过公社食堂，炊事员代云光师傅必从锅里留出一碗热饭热菜，硬塞过来：“吃饱了再走，路还长哩！”

最难忘那个雨夜，我忽然发起高烧。窗外大雨滂沱，四下漆黑无援。队里竟用纸盆喇叭喊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他披着蓑衣、打着伞，踩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赶来，一身的水汽，一脸的关切。把脉、打针、喂药，守到半夜见我退烧，才又冒雨离去。

这些微光如星，照亮了我那段本显灰暗的岁月。人间温情，大抵就藏在这些细碎却坚定的牵挂里罢。

一九七八年冬，征兵的消息传来，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一心只想投身行伍，在军队的大熔炉中淬炼自己，走父辈参军报国之路。体检、政审、接兵首长家访，一关一关竟都顺利通过。县人民武装部发来通知，命我去区里集合，准备入城换装出发。

眼看理想就要成真，谁料一瓢冷水骤然泼来。就在整装待发之时，武装部突然来人，将我直接从队伍中叫出，说我下乡时日太短，又参加过高考，“还有别的路可走”。三言两语之间，我的名字被划去，换作另一位下乡稍久的知青。一腔热望，顿时碎得无声无息。我从学校走出时何曾想到，人生的第一步，竟如此坎坷。打好的行李只得原路运回，所有手续霎时成空。我和家人相对茫然，一时不知何去何从。幸得县知青办的刘灿炜孃孃及时提醒：“你不是自幼过继给外公家、随了母姓么？按政策，抱养独生子女可以留城。”一句话点亮去路。我立刻提笔写下留城申请递上，不久便获批准。至此，我短短半年的知青岁月，就这样画上了句号。那段岁月，是一场无法预知的风雪，时而轻柔，时而凛冽，让追梦的脚步蹒跚，甚至直面梦想破碎的残酷。然而，正是无常与挑战，锻造了我灵魂的韧性。

我返城安顿下来不久，吴队长和代大舅公几人，竟风尘仆仆地从乡下来到县城。他们扛着几布袋新收的葫豆和小麦——那本是我留在生产队自留地上的一点作物。推开家门时，他们憨厚的笑声先于人踏了进来。

“想着你刚回城，兴许缺这些嚼用，”吴队长一边卸下袋子，一边抹着额角的汗笑道，“咱们顺手就给收了送来。”

代大舅公站在一旁搓着手，眼角堆起深深的笑纹，接着说道：“地没荒，一粒都没糟蹋。”

母亲连忙倒茶递水，我望着他们黝黑的面庞和鼓囊囊的布袋，喉头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那袋中的哪里只是寻常粮食，分明还装着泥土的温度、人情的重量和一段我未能收割完成的青春。

前两年，我重返福光村二队。眼前的景象，竟让我一时恍惚——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从前那条从旺隆场通到村里的毛坯土路，如今已铺成宽阔平整的沥青大道，车行其上，再不见往日颠簸。零星散落的老土墙房，也被集中连片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取代，白墙灰瓦，整齐俨然。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座总库容达441万立方米、年供水量551万立方米的旺隆水库已然建成。碧波千顷，静卧山间，如同大地上忽然睁开的一只清澈的眼睛，注视着这片土地的变迁。

自2017年全村脱贫之后，这里悄然调结构、兴产业，集体经济日益壮大。村民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日子实实在在地好了起来。谈及如今的生活，大家脸上的笑意，比什么都更能说明幸福。一步步走过，一处处看遍。旧日乡野，正在绘就一幅幅生机勃勃、安宁美好的画卷。

是啊，“知青”——这二字，是共和国历史长卷中一道独特的印记。它意味着千千万万人在“广阔天地”的召唤下共同奔赴的命运，是理想高扬的时代与粗粝现实碰撞之间，无数微小生命的挣扎与微光。于我而言，它更是深深钉在生命中的一枚锚点，沉甸甸地坠着岁月的记忆与思索。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我们这一辈，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那一首由王佑贵创作并演唱的《我们这一辈》，既是个体历程的凝缩，也是一代人命运的共鸣。它唱出了我们怎样学会忍耐，怎样懂得后悔，怎样饮尽生活的醇苦与辛辣。我们这一辈，的确熬过苦心、交足学费，却也真正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人生无悔。愿以这首歌，为这段记忆作结。

 

2025年8月25日于贵阳

 

作者简介：万慧阳，男，汉族，生于1959年7月，贵州省赤水市人，中共党员，在职大专文化程度，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退休民警，赤水市作协会员。曾从事公安文秘宣传工作，爱好文学写作多年，曾在公安机关部省市级网站、省市县新闻媒体、以及《作家网》《西南作家网》《中国文明网》等媒体发表多篇消息、通讯、诗歌、散文等作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