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二坡

 

鞠传凯

 

马二坡横亘在故乡与外界之间，宛如一道天然的门槛。我从小就开始翻越这座山，山的一侧住着几十户人家，泥巴墙的低矮草房在晨风中若隐若现。另一侧是通向外面的世界，小镇的入口。

 

父亲年轻时在省城工作，母亲探访父亲时，背着幼小的我，沿着深谷小溪，爬上蜿蜒崎岖山路，一步步翻越马二坡的山顶，前往山外的小镇，再坐班车到市里转乘火车，才能抵达父亲工作的地方。

 

记得半山坡上有一座小坟被杂草深深掩没，仅看见一堆树丫枝。据说很多年前，一位老大娘在一个冬天出村庄去寻找多年未归家的丈夫，行至半山坡，因为饥饿和寒冷无发翻越山顶，坐在石块上在寒风中饿死了。路过的好心人将她就地掩埋，因为是在寒冬中死的，便在坆头上放一些树枝丫，希望逝者能取暖。后来这座坟称作寒婆婆，相传路过的人只要往坟头上放一枝树丫，寒婆婆便会护佑走路腿不疼脚不痛。树丫枝堆多了，便有善良的人将其烧掉，以此祭奠寒婆婆。

 

母亲背着我每次经过这荒山孤坟时，都会拾一些树丫放在坟头上。然后会虔诚默默为寒婆婆祈祷。

 

父亲是军人，复员后安排在省城电厂工作，平时很忙，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探亲假，从省城回家虽有三百多公里，坐火车转班车到家乡的镇上却需要三天的时间，再翻越马二坡到家已是第四天的黄昏。

 

每当父亲回家探亲的日子，母亲总会穿着那件蓝色对襟便衣，头上包着一圈折叠得非常平整的白布帕子。太阳落山的时候，她会站在山头望马二坡方向，那里是父亲回家的路，经过多日的期盼，父亲穿着劳动布工人服装戴着鸭舌帽从山口的石径往家的方向走来。

 

在我两岁那年，母亲生了妹妹，带两个幼小孩子，不便做农活，于是父亲从省城回来把我接到身边。天还未亮，父亲把我扛在肩上。母亲背着妹妹打着火把，走在前头。火把照亮山路，也映照着母亲瘦削的身影。那身影在火光中摇曳，仿佛随时会被三月的晨风吹散。走到马二坡的半山腰上，天渐渐亮了。母亲放下火把，弯腰捡了几枝树丫，放在寒婆婆的坟头上。她口中念念有词，大约是求寒婆婆保佑我乖乖成长父子一路平安之类的话。那时我年幼，不解其意，只觉得母亲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单薄。她背着妹妹，腰微微弯着，像一棵被风吹弯的竹子。到了山顶，母亲就不往前送了，因为生产队队里春耕正忙，不出工要扣工分。父亲站在那里望着母亲背着妹妹往回走的身影，那身影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马二坡山口。父亲站了很久，直到确信再也看不见了，才转身扛着我继续向小镇走去。

 

那些年，家里没有男劳动力，只有母亲一人，既要带幼小的孩子，又要出工挣工分。年底生产队总结时，我家总是超支户，年年吃救济粮。超支款得从父亲微薄的工资里挤出来缴。母亲的身影便在这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愈发佝偻了。

 

如今想来，马二坡上母亲背着妹妹离去的背影，竟成了我对故乡最深的记忆。那背影里载着太多难以理喻的东西——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家庭的生计，还有那个时代加诸于一个农村妇女身上的全部重担。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全国人民沉浸在哀痛中，那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山风在呜鸣，溪水放慢缓流。

 

毛主席的追悼会会场设在镇上，追悼会那天，全村的人半夜起来，老老小小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翻越马二坡前往镇上，马二坡山路宛如一条蠕动沉默的火龙，不见首尾。林鸟没有鸣叫，风把人群中的哭泣吹散，落在山路上。那一年，我读小学一年级。

 

土地承包到户后，为了照顾家父亲放弃省城工作机会选择调往家乡县城工作，工作忙也很少回家，那时我有了弟弟。母亲早起晚归，整天都在田间劳作，我带弟弟和妹妹，学会了生火煮饭，个子小没有灶台高，只好踩在凳子上煮炒，那时家里没养猪，没猪油，菜籽油很珍贵，炒菜时不能多放。菜油用完了，母亲就去马二坡黄烟地里摘一些烟籽回家熬煎成油食用。

 

马二坡半腰是茂密的山林，父亲每次休假从县城回来，都会带着我去山上砍柴，父亲砍柴有选择，松、杉不砍，砍一些林中杂木。扎成两捆中间用扁担串起来成人字架，也给我绑一小捆，沿着马二坡山路，我走在前面，父亲在后面往家走去。途中小憩时父亲弯腰摘一片树叶衔在嘴里两指间会迸出悦耳的曲子，伴随溪流，在山谷中回响。

 

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马二坡的山路热闹起来，七天一场赶集改为五天一场，赶集这天，村子里的人穿着干净衣服背着背兜或挑着萝筐去小镇上卖自家鸡下的蛋、用竹编扎的锅台刷把，高梁丫扎好的扫帚等物品。有的去猪市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猪娃。年轻的姑娘小伙在媒人的安排下寻找一个地方让双方见面看人，小伙有些拘谨，偶尔与姑娘交换目光，又迅速避开，姑娘羞红了脸，低着头，手指不安份的绞着发辩，双方见面后后，各自将心思想法告诉媒人，媒人则分别的传达双方对彼此感觉，当然，在传递双方信息的时，都会选择良言来撮合这段缘份。如果双方和双方父母认可，这段姻缘会按照村庄经历几百年礼俗开始系列规矩，从打信茶、头封书、二封书、炸书，到双方约一个时间去小镇公社民政局领结婚证。选择一个秋天或者春天的吉日良辰，男方会请上村里的邻居，吹响唢呐，敲响铜锣，迎亲的队伍踏上马二坡崎岖的山路，前往新娘子家。

 

正午时分，迎接队伍扛抬着女方的稼妆，走出马二坡山口，前往新郎家，拜完堂，入洞房，新郎父母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望着马二坡，心里舒服一阵，因为他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包产到户的实施，村庄悄然发生了变化，好多家庭拆除了低矮的泥巴草房，建起新的木结构房屋。那时，村里有人挖窑烧砖瓦，房顶上盖的都是青瓦。条件好的家庭都建起了天楼地整，使用的上好木材天地楼板，房子建好后用木板装饰墙壁，为了防水浸蚀木板，房子装好后会刷一层自制的熬煎加红色原料的生树漆，刷出来的木板墙红黑相间，透出喜庆的色彩，那时有一句时髦词语“红漆烟诳”，用来形容这家人比较富有。我家那年也建成木房，没有用木板精致装墙，只是简单用木板拦着，为了避寒，父亲用报纸糊上木板之间缝隙。很多年后，我家才用木板装墙。那些年，由于建房用木料砖窑用木柴，马二坡森林被砍伐相当得严重。

 

包产到户后，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猪牛，大人早出晚归，在田间土头忙碌，放牛打猪草是孩子们的工作，马二坡变成了牧场和娱乐场所，把牛羊赶进马二坡的草地里，几个小孩找一个地方，拿出精心打磨的小石子，开始游戏起来。

 

夕阳西下的时候，孩子们赶着牛羊离开马二坡，勤快的小孩背着一背兜猪草。晚上，如果哪家孩子发生求挠的哭喊，那一定是牛羊祸害了别人的庄稼。

 

十二岁那年的立秋，桂花树吐出醉人的馨香，我收到了镇上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邻家女孩和我一起被选中，村里人都说，这是“山窝里飞出的的金凤凰”。开学那天，母亲一大早起来，帮我整理好一床洗得干净的被褥床单，我穿上她扯布缝制的新衣服和新鞋，那双新鞋是母亲不知熬多少深夜纳的千层底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里，能数清她点过多少盏煤油灯。母亲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爬上上马二坡山路。马二坡的野草总在立秋后泛起白絮，风吹落时像一场提前降落的细雪，盖住我们单薄的脚印，我们就在这银絮纷飞的季节里开始求学之路。

 

到校后母亲陪我去报名，认识了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母亲拉着她的手，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嘱托感谢的话。我进教室的时候，母亲还站在校园的那棵柳树下。我喊道：“妈！您先回去，一会天黑走马二坡害怕”。望着母亲的身影消失在校园的墙角，我的眼睛湿润了。临别母亲，心里茫然惆怅，那份依母之情难以割舍，这份不舍的情感直到如今。

 

我们是星期六早上上完二节早课放假回家，周日下午必须回校上晚自习。为了早点到家，我和邻家女孩下了早课不吃午饭就走往回家的路。路上俩人一起讨论学习的新知识或遇到的新鲜事。爬到马二坡山顶，饿了，就去摘马二坡山上的红子充饥。山上遍山遍野的红子，红色的小果实米粒般大小，酸涩的味道带着一点点甜味。闲时母亲会去山上采摘一些红子，用石臼将红子捣成绛色浆汁，掺入苞谷面揉成团，蒸煮后带着山野的涩香。

 

邻家女孩和我同年同月生，小学时她和我同班。她父亲是在矿上谋生，而她母亲和我母亲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与庄稼为伴。

 

星期天返校前，吃完早饭，我背上母亲准备的米和一瓶油辣椒。她塞给我的几毛钱皱巴巴的，还带着她的体温。告别母亲便依依不舍的和邻家女孩离开家里爬上马二坡往学校方向走去。

 

那瓶油辣椒，是我一个星期的菜肴。家庭条件比较好同学，可以去食堂买菜票打菜，我和大部份同学的菜都是自已带来油辣椒，把饭打回宿舍，饭里放油辣椒搅拌，猩红饭粒把嘴巴也染红了。

 

三年后，我中考落选，邻家女孩却考上她父亲矿上的技术院校。毕业后在矿上工作。她去矿上学校就读的那天，我送她去镇上坐车。马二坡的山路上她兴高采烈，滔滔不绝话语满是未来憧憬。山坡上的风掠过她雀跃的发稍扑在我脸上，带着令人心悸的凉，我突然看清了命运给我们不同剧本———她的未来将在灯光照亮的矿区，而我的前路仍笼罩在中考失利的阴霾中。

 

邻家女孩到技术学校读书期间和工作后给我写过书信，她在信里写高大的教学楼和新认识的同学，工作后写矿井口的野杜鹃开得泼辣，我却闻见字里行间渗出矿尘味，像我们终将分叉的命运。她的信越写越短，最后只剩寥寥数语。像两条交汇后又分开的溪流，我们的命运终究走向不同的方向。

 

我们再次联系的时候，我们都各自成了家，联系的那天我在深圳某公司打工，那时有了手机，通联很方便。听筒里她改变的乡音，没有让我顿生多年不见突然重逢的喜悦，相互客套几句，我便把电话挂在南方的风中。

 

中考落选我复读一年初三考上县里的高中，高考落选后我和村里伙伴，结伴到广东打工，离家那天，衣服包里揣着母亲借来的路费，父亲不同意我外出，让我在家里帮母亲做农活。但我经不起同学在深圳来信诱惑。流水线工厂丰厚的薪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走路不沾泥的水泥路，这些无疑是山里人梦寐的索求。于是我生平第一次违抗了父亲留我在家帮母亲的想法。

 

我在母亲泪光和担忧中离开了家，往南方走去。走进马二坡山口我往回看，母亲仍站在村口，佝偻的身影好像那棵风中挣扎的竹子。一阵离别的忧伤和难过涌上心头，在空旷的马二坡山谷，我任由泪水把眼里的母亲淋湿。

 

初到深圳福永，为了节省开支，我选择暂借住在老乡建筑工地上简易的工棚里。工棚里住着工地施工人员和一些暂时借住寻找工作的老乡。那时的深圳，到处都在建设厂房，机建工地上搭建了许多临时工棚，这些简陋的工棚隐藏在四周茂密的杂草丛中，成为了我们躲避治安队查夜的避难所。夜晚，微弱的灯光透过破旧的窗户，映照出我们疲惫的脸庞。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耳边充斥着远处工地打桩机的轰鸣声。我们戏谑地称自己为‘难民’。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们怀揣着希望，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

 

当时，深圳找工作的人很多，暂住证的检查非常严格。如果没有暂住证被查到，会被治安队送到当地派出所收容关押，然后再被送往农场劳动三个月后遣返回乡。

 

我因没有暂住证被关押时，是高中女同学张茵保释了我。后来，在她的帮助下，我进入了她们的工厂工作。那是一家台资企业，拥有二十条生产线，八百多名员工的手袋厂，位于福永怀德工业区，离海边很近。张茵在办公室担任跟单文员。

 

张茵是我邻县镇上的女孩，距离我家五十多公里。她比我大两岁，中考落榜后，在我县内中学复读两年后考上了高中，与我同级但不同班。高考落榜后，她来到深圳福永打工，从踩针车工作调到办公室，几从百名打工妹中脱颖而出，并非因为她写得一手好字或读过高中，而是因为她做事的认真和细心，赢得了上司的好感，才获得了这个机会。我们在学校时就认识，因为都是共青团员，学校经常组织团支部活动，我们在活动中认识彼此熟悉了。

 

从家里带来的钱快用完了，工作还没有着落，我心里非常着急。听老乡说，张茵在工厂混得不错，我想着作为同学，她或许能帮我一把。如果不行，我打算在老乡干活的工地上，先干一阵建筑工作来维持生活。

 

那天，刚好有一个张茵同村的姑娘准备转厂到她所在的工厂，我和她同行到半路就被治安队拦住了。女孩有厂牌和暂住证，就让她走了。我被带到治安队临时征用的一个大院里，院子里关了很多因为没有暂住证的人。我进去不久，治安队的人用带着粤语腔的普通话宣布，今天没有暂住证的人，罚款五十元可以自行保释出去，没钱的可以通知老乡来缴罚款保释，否则就要被送到收容所。好多人缴了罚款或者被保释出去了。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我身上没钱，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突然听到治安队的人叫我名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竟然有人会保释我。叫了两次，我才战战兢兢地走向大门口。

 

走出治安临时院大门，我就看到了和我一起去找张茵的女孩和张茵本人。她头发扎成马尾，一件白色T恤衫，套在她身高一米六清瘦的身子上。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塑料黑框近视眼镜，一条蓝色的牛仔裤穿在她修长的腿上。她机灵的目光透过镜片落在我脸上时，我有些拘谨不安和愧疚。感激之情夹杂着一份莫名的酸楚，从心头涌到鼻尖。好像马二坡野草飞絮掉落进眼里，眼睛涩涩的，挣扎了好久，才把泪水堵了回去。

 

张茵和车间主管本地姑娘阿兰关系很好，我在阿兰的关照下开始做学做车位工作，上岗前要经过技术培训。培训先从简单的工序开始，熟练后再做复杂难度大的工序，这时就是熟手工。如果学会拉骨埋袋，无疑如同拿到了一张暂住证，因为熟手工很容易找到工作。非常感激张茵的苦心帮助。

 

手袋厂的机械设备是布匹裁断机、五金机、针车。针车属于生产部，其他部门则是备料部。设备全都从台湾运过来的。

 

针车压脚与牙齿咬合发出的“吱吱”声，五金机“咔嚓”不停的碰撞，裁断机整天“哐啷”声。嵌进工厂的大小角落，缠住车间生产的每分每秒。

 

上班赶货，加班赶货，早上七点半开始开工，晚上零点下班，中午一个半小时吃饭午休是我们难得白天的自由，为了下午时段精力充沛，需抓紧午睡，这时间不敢浪费。

 

周而复始循环着这枯燥无味的打工日子，我很疲惫和无奈。马二坡上落下的誓言和母亲额前初白的银丝，让我不得不去偿试新的习惯。久了，习惯磨出老茧，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就迎合了。

 

张茵总在工作间隙来车间看我。她俯身细察我的缝纫线迹，发梢轻拂过缝纫机台面，留下一抹马二坡山杜鹃的清苦芬芳。问候我累不累的余音留在我耳边。她轻巧地拈起布料，向我传授示范起倒回针的技法。我屏息凝视她翻飞的指尖，恍惚回到小学课堂——那时班主任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腕教写横折钩。

 

车间主管阿兰操着粤腔普通话打趣时，张茵眼角带着羞涩的笑纹。我的潮州组长用搪瓷缸给她泡一杯凉茶，杯底沉着几粒暗红的枸杞。后来才知这份关照源于母亲的亲情网络——外婆的家谱里也记载着张茵祖父辈沧海桑田，同宗的根系在异乡车间里开出了新的枝桠。

 

张茵时常像山雾般悄然漫至我机台。不必抬头，那缕浸着草木汁液的芬芳便漫过缝纫机的油味，在七月溽暑中劈开清凉裂隙。直至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我才猛然醒悟，当年那股在工业齿轮间缭绕的山野之气，原是命运精心铺设的隐喻伏笔。

 

深秋时节，候鸟从北方飞来南方越冬，带着故乡马二坡的山味。月末我第领到人生中第一份薪资，五百元。工资是头一天晚上加班时发放的，全厂这天晚上像过年一样兴奋，整夜都在狂欢，因为第二天工厂放假。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邮局汇钱给母亲，汇款单附言栏的`母安`二字，被汗渍晕染成青苔般的墨团。汇钱人排成队，像一条蜿蜒的长龙，缓慢的蠕动在邮政大街。

 

排了很久，好不容易轮到我，票据在邮政工作人员指间里开出霜花，仔细核对着我的汇票信息，重复地数着我递给她的钱币。当邮戳落在汇款单上时，我仿佛看见马二坡那轮出山的朝阳。

 

汇完钱，已经中午了，我去怀德市场添置两件衣服，一件白底蓝条衬衣和一件圆领黑色T恤。给张茵买一袋红色的苹果和橘黄色橘子。

 

张茵住在干部楼，干部楼住着台湾干部，宿舍加了一道门岗执勤，平时不让员工随便进入干部楼，星期天要去探访，要穿过二重铁门，先用内线电话报备，认可后方能进去。

 

张茵住在四楼的一间宿舍里，那是三人共住的空间。我轻轻敲门，得到应允后，才缓缓推开门走了进去。与她同住的两个同事恰好不在，而那天刚从别的厂转过来的张茵同村女孩站在那里，面对着张茵，脸上挂着未及擦去的泪珠，仿佛一个受了委屈的学生站在严厉的老师面前。张茵依旧板着面孔，一脸不悦，怒气冲冲，胸脯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见到我进来，张茵并未打招呼，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我感到一阵尴尬与不自在，将给她买的水果轻轻放下后，正欲转身离去。刚走到门前，张茵却突然叫住了我，说傍晚想让我陪她去海边散散心。

 

傍晚，落日把海边的云霞染红，映在海水里，海水成了红色，水天连成一片。

 

夕阳在海面挣扎一会，落入海底，天渐渐变黑，海风迎面而来，一股咸腥味透过鼻隙在齿缝间垦殖。我和张茵走在海堤上，她说，同村女孩子和一个广西主管好上了，那主管已经结婚生子，她接受不了这事，所以才找女孩子到她房间说教劝导。我凝视着她被镜片轻轻隔开的双眸，那里仿佛藏着无尽的温柔与淡淡的忧伤，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善良与无助。风又一阵吹来，一丝丝长发在风中飘起来，轻拂在我的脸上。当海风裹挟咸腥味穿透工装时，我总错觉是马二坡飞絮在叩击钢化玻璃——就像此刻张茵睫毛上凝结的细小盐粒。

 

一晃我到这厂已经一年半了。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张茵的帮助，我从车位提升到组长。日子依旧如流水般平静，上班、下班、加班赶货，仿佛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重复着相同的节奏。休息日里，除了补充睡眠，便是偶尔与张茵海边漫步，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温馨。

 

深秋后，故乡开始变凉，南方依然在夏天中。一天下午工厂检修线路不加班，我和张茵相约去海边，天色渐暗，海上亮起渔家灯火，犹如夜空中泛起的星星点点，一阵海浪过来，猝不及防，张茵站立不稳，我急忙伸手扶住，她的手心落在我手心里，稍作啰唆后静静地由我握住，她掌纹里的茧粒硌着我新长的月牙形水泡，两种伤痕在潮声中紧紧相依。一步步的走在海堤上。

 

我和张茵恋爱了。双方家长都很满意，尤其是母亲很高兴，逢人就说，这门亲事是亲上加亲。

 

头年年底腊月初我和张茵回老家，按农村婚俗，行完礼节，然后去乡政府民政处领结婚证。当钢印压落的瞬间，我突然看清结婚证上的张茵签的宋体字，每个笔画都藏着倒回针的韧劲。

 

过完年正月初八是母亲请当地得高望重的先生，根据我和张茵的生辰八字测出来的结婚良辰吉日。那天家里来了许多祝贺的远亲近邻，父亲穿着马裤呢紫色中山装，脚上的接头皮鞋擦得铮亮。一脸喜色招呼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母亲把包头的帕子摘下，齐耳短发用发卡别在耳后。穿着暗红色的对襟灯芯绒上衣，脚上的红色保暖鞋是张茵给她买的，逢人便夸儿媳的贤惠，母亲跟在父亲后面，父亲递烟，母亲倒茶，一脸的喜悦沉浸在院子里唢呐声中和一轮一轮的鞭炮声里。

 

那天，天气晴朗，一丝初春的气息漫延在村庄里。那时马二坡修了一条用碗石铺成的乡村马路，一头是村子，一头连着镇上。父亲从他单位借来两辆东风货车和一辆吉普车，货车装张茵的嫁妆，一辆装迎亲嘉宾和送亲客人，吉普车坐新娘子和伴娘及媒人。

 

中午车子开到院子，新娘子张茵穿一身红色衣装，发髻高耸，没戴眼镜的脸涂抹胭脂后更加妩媚，经历短暂离愁的双眸含情脉脉注视着前来迎接的我。

 

堂屋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在燃烧的喜烛中行完婚礼，又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中进入洞房中。一轮月牙儿挂在马二坡半山腰上，我轻轻的把新娘子拥入怀中。

 

过完正月，我和张茵按风俗走完她娘家那边的亲戚人户，父亲母亲送我和她去镇上坐车返回广东打工，给我们准备的行李满是沉重香肠腊肉。

 

走到马二坡到半山腰时，母亲捡几枝树丫放在寒婆婆坟头上，张茵有些疑惑不解，我在她耳边轻语：这是妈想早日抱孙子的意思，张茵娇嗔白了我一眼，脸上顿生红晕像马二坡山上娇艳的杜鹃花。

 

下完马二坡，我们到了镇上车站，客车关门的瞬间，我的目光透过车窗瞥见母亲抬手抹了抹眼角，父亲头上一丝白发被风吹得竖了起来，像一根枯干的茅草，我一阵心酸，泪水禁不住的夺眶而出。

 

客车徐徐的往前行驶，父亲母亲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车轮往前的滚动中，当车辆转弯看不见父母的身影时，我仿佛看见马二坡山路上走着相互搀扶的父母一步一步的往家中回走。

 

离开家乡在珠三角打工的十多年间，马二坡悄然的发生变化，茂密的山林被砍伐，剩下一片荒山，犹如剃光头发的汉子。后来，荒山被开垦成土地，种植黄烟、包谷。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家家家里只剩下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和年幼孩子。留下的土地无力耕种，杂草在田间肆意生长，马二坡的部份土地复又荒芜。

 

几年后，马二坡那条石头铺砌成的马路，被拓宽并用水泥硬化了。路修好后，去省城只要三个小时，来往的车辆日渐增多，村庄的木房也纷纷改建成小洋楼，仿着沿海建筑的样式。院子里停放的小车，挂着天南海北的车牌。

 

最小妹妹结婚后，我在妻子娘家的镇街上买了地建房，以便照顾留在家里的孩子，将父母接来镇上同住。我开车载着父母路过寒婆婆的坟地时，母亲让我停下，折一支树丫努力寻找寒婆婆的坟茔，那坟冢在公路扩建时被占用了。

 

车至马二坡山顶，扶着父母下车来，他们朝老屋方向凝望，努力辩认着生活一辈子的故乡。离别的依依不舍之情深深缠绕着二老，他们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转身上车的刹那，我读懂了父母眼中那份对老家刻骨铭心的眷恋。

 

马二坡的山路蜿蜒漫长，一生到老还在爬着。

 

作者简介：鞠传凯，贵州遵义人，酷爱读书写作。《半朵文化》副主编，现工作于广东加恩航天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作品散见《青年作家》《鄂州周刊》《新年青》等杂志报刊。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