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上的红杜鹃

（外一篇）

 

作者：郭志锋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写道：“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每当读到这段话，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一个个青春的面容。在奔腾的革命洪流中，七位年轻的姑娘，就像七朵红杜鹃，成长在赣江边，开放在井冈山，绚丽在弥漫的战火硝烟中……

 

一

 

轻轻翻开1928年这页历史，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番波澜壮阔。年初，烽火漫延的万安起义一炮打响，迅疾成立了江西省首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虽然国民党立即派重兵报复，当地党组织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久，新成立的中共万安临时县委毅然决定再次起义。闻讯后，井冈山上的陈毅率红四军28团3营埋伏于赣江边，准备接应。 

获悉红军来了，罗塘村农协会干部康桂秀喜出望外，叫上闺蜜张庚秀，一起跑到村祠堂，为红军烧水、煮饭。

因叛徒告密，县委书记朱渭生被捕，起义无法举行。敌强我弱，陈毅果断决定向井冈山转移。临行前，康桂秀对几位姐妹说：“上井冈山，女人也能当红军。”来自太榔头的罗桓秀和刘桂秀也在祠堂帮工，一听大喜。郭头秀的未婚夫朱日京是农军战士，她握着小拳头表态：“日京干的是革命，我不能落后，也得跟他一起进步。”年龄最大的是24岁的赖发秀，来自韶口南乾村。她的丈夫邹日坚是共产党员，因此态度更加明确，高声说：“我也上山当红军！”

朱挺兰情况有些不同。那天早上，28团3营在江对岸鸣枪，给城内的地下党示意。密集的枪声吓得敌军魂飞魄散，他们残暴地枪杀了朱渭生，然后向赣州逃窜。潜伏在县靖卫团的中共党员游必安，当机立断，叫上妻子朱挺兰和地下党员许拔芳等同志迅速赶到县监狱，用斧头劈开牢门，救出了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农军战士，并带领大家连夜渡江，赶到了罗塘。

征得陈毅同意，万安党组织当即命令游必安率领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和农军战士跟随红军上井冈。朱挺兰急忙找到游必安说：“必安，我也要上山当红军。”游必安大惊道：“不行，上山是去打仗，太危险了。”朱挺兰挥了挥拳头，说：“姐妹们都去，我肯定去。”

 

二

 

就这样，100多名万安农军战士跟着红军，从罗塘向井冈山转移。路上伏兵处处，危机四伏。每到一地，四周都是子弹呼啸、炸弹横飞，可大家没有被吓倒，镇定地帮着运送弹药、护理伤员。陈毅对几位女同志说：“你们几个，快躲到我们身后。”康桂秀毫无惧色，拍着胸脯回道：“不怕，怕就不来当红军了。”陈毅微微一笑，对她们竖起了大拇指。

一场场遭遇战过后，万安只有八十个农军战士到达了井冈山，先被组编为万安赤卫队，尔后正式归编红四军。成为红军战士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小井村红军医院的建设。他们上山砍木头，剥杉树皮，背毛竹，干得热火朝天，姑娘们还把自己平时积攒的伙食尾子捐献出来，作为开办医院的经费。红军医院竣工后，张庚秀、郭头秀和罗桓秀，都被编入红军医院，一边学习医护技术，一边在战斗中实践，帮助抢救伤员。

张庚秀虽然不是党员，但她积极背诵入党誓词，牢记保守秘密、服从纪律的重要性。因为缺医少药，她常与大家一起到深山中采挖中草药，然后晾晒、分类、打包，以备不时之需。

山上的生活条件无比艰苦。白天饿了，上山挖野菜吃：夜晚冻了，抱些稻草作被盖。张庚秀、郭头秀、罗桓秀作为女战士，即使穿着两件旧单衣，却没有叫一声苦，而且带头冒着刺骨的寒风，下河去洗纱布，洗抬伤员用的床单……

春风吹过，井冈山上的红杜鹃又开了。第三次反“会剿”的战斗打响后，前赴后继的勇士们，用滚烫的鲜血将那一丛丛红杜鹃染得更红、更艳。

留在后方照料伤病员的张庚秀来不及撤退，不幸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敌人用梭镖往她身上乱戳，戳出了好几个血窟窿，鲜血直往外冒，连衣服都染红了。接着又将她关在吉安县油田乡的一座祠堂内，关了三天三夜，但她就是不开口，始终没有暴露红军的行踪……年轻的张庚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就像一朵娇艳的红杜鹃，陡然间遭到了狂风暴雨的摧残。

无独有偶。红军主力撤退井冈山时，罗桓秀、郭头秀、赖发秀受命隐蔽留守，帮着照看伤病员，最终都不幸被捕。被捕后，她们无一例外地隐瞒身份，或装疯卖傻帮着敌人洗衣服煮饭，或装成逃难的农民一言不发。哪怕敌人再三拷打，刑讯逼供，也绝不泄露队伍的秘密。

如果说，当初奔向井冈山，她们绽放的是一腔热血和激情；那么此时的红杜鹃，在历经革命洗礼之后，开得那么鲜艳，则是因为心中有了坚定的信仰。

 

三

 

红杜鹃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没想到，赖发秀、罗桓秀、郭头秀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三人都被反动武装贴上“土匪婆”的标签，严刑拷打后，最终都被卖给农民为妻，而且三人的丈夫都姓邹。

90多年过去，沧海桑田。站在上井村罗桓秀的家门前，望着山上随风摇曳的竹林，听着竹海发出的“扑簌簌”声响，宛如听到了姑娘们当初被押进大山尖锐而无助的呐喊。无论后人如何讲述，都很难想象数十年来，她们隐瞒自己红军身份的那份痛心和苦闷！

直到解放后，她们真实的身份才得以确认和公布！

1962年，朱德、康克清夫妇再回井冈山。当康克清在人群中看见赖发秀时，激动地健步上前，一把抱住赖发秀说：“你是发秀吗？我是桂秀啊!”赖发秀连忙上前，两人相拥，嚎啕大哭。这看似平常的当众一抱，却让众人惊觉，原来自己的身边竟有这样一位历经枪林弹雨的女红军！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赖发秀，竟然曾是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革命战士！罗桓秀、郭头秀作为红军失散人员，不但享受规定的补助津贴，而且罗桓秀1964年还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七个姑娘虽然人生道路各异，但精神气质如一。特别是解放后，仍能牢记党和部队的教导，无怨无悔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居功，不自傲。即使做一辈子农民，照样自强不息，让女红军的本色在平凡的生活中闪耀出不朽的光芒！                 

至于张庚秀为何又叫张良，郭头秀为何改为郭来英，罗桓秀为何换名罗尚德……或许那时万安流行以“秀”字来取女娃的小名。又或许是她们上山之后，重新取名为张良、郭来英、罗尚德等，以昭示个人命运的重启。就像康桂秀改名康克清，寄寓了深刻的含义。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仍有无数先烈的名字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如朱挺兰，至今不知她从哪里来，父母姓甚名谁。还有烈士刘桂秀，她又何尝不是一位有着动人笑容，有着青春活力的年轻姑娘？关于她，唯知十七岁就当了红军，却不知何时牺牲于何处。好像这位有着体温、有着呼吸的红军战士凭空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悄无声息。

康桂秀（康克清）、朱挺兰（朱定兰）、张庚秀（张良）、罗桓秀（罗尚德）、郭头秀（郭来英）、赖发秀、刘桂秀。当我再次默念起这些名字时，心里好像有一万朵红杜鹃在怒放，鲜红、艳丽，既在风雨中绽放，更在阳光下灿烂！

 

在县委宣传部的日子里

 

1998年临近暑假，县委宣传部和县教育局联合组建的干部考察组下到学校，对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例行的年度考核。不知怎么，普通教师的我，居然被圈定在个别谈话的范围内。谈话结束后，宣传部的新闻干事、有名的笔杆子谢老师与我说起了另一个话题。他说，经过各种途径的了解，觉得你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希望借调你到宣传部工作。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说：“借调的意思，就是最终有可能不会真的调动。这个你要想清楚，如果同意，放假后即到宣传部上班。如果不同意，就算了。”其时，我在《中国教育报》《教师报》《江西教育》和《江西青年报》《江西广播电视报》《当代青年》等报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特别是《井冈山报》对我青睐有加，连读者来信版都发了我好几篇来信。所以，我不假思索地点头说：“谢谢，我同意。”

 

7月14日，当我来到宣传部时，才知道还有两位老师同时借调，一位姓廖，来自县二中；一位姓叶，也来自学校。他俩比我先两天报到，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里。看到我进门，均友好地微笑地看着我。办公室条件很差，一栋三层的老楼，装下了整个县委。而宣传部却在最东头，那是裙楼，只有两层，宣传部的楼板直面火热的太阳。恰逢夏天，狭小的办公室里居然并排放了六个办公桌，连罗副部长都与我们坐在一块。天花板上唯一的吊扇，一边吃力地转着圈，一边发出令人担忧的呻吟。

 

我坐在廖、叶两位老师的后面，谢老师就坐在我的对面。他笑着说：“你们三个人的任务，主要就是写新闻报道，发表得越多越好，省、市是会排名的。”我点点头，兴奋地拿起了笔，立即在稿纸上开始奋笔疾书。

 

不久，《井冈山报》就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一篇通讯《段满香“三哭”》。其实，这还是我在中学任教时采访后撰写的，只是发表的日子恰逢其时。我记得，当天报纸一到，罗副部长就表扬说：“志锋这篇通讯角度选得好，内容也充实，文笔很灵动。”罗副部长来自万安中学，不但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而且为人亲和，毫无官架子。

 

很快，我就步入了正轨。我发觉宣传部工作氛围相当和谐，平素大家就新闻选题或新闻内容，常常进行激烈的讨论，甚至为了一个标题，反复地进行商讨。可没有一个人心存芥蒂，更没有人背后说三道四。我在宣传部几年，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因此，虽然条件简陋，工作辛苦，但心情舒畅，办公室里常常是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为了多上稿、上大稿，罗副部长、谢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去采访，手把手地指点。初稿完成后，或当面把脉问诊，对症开方，或直接在稿纸上修改，但从未要求署名。有时，即使我们把他们的名字写上，他俩也会毫不客气地划掉。我们三个被借调的，更是暗暗地展开了一场写作比赛，你追我赶。白天，我们挤在办公室里写稿，定稿后，又得用稿纸誉写一遍，才能发往报社。因为头上冒大汗，手上流小汗，所以稿纸往往被汗水润湿，此时只得重抄一遍，方敢投稿。那时可没有电子邮箱，靠的全是八分钱的邮票，一来一往，往往把新闻弄成旧闻。为抢占时间，我偶尔到部长办公室发个传真。但大多数，都是自掏腰包，到邮电局发传真。记得一次向人民日报的《华东新闻版》发稿，一篇几百字的现场新闻，竟花了我八十多元（当时的月工资只有区区数百元）。这篇新闻稿虽然最终没有发表，可我依然如故，遇到自认为好的新闻素材，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发传真稿。

 

渐渐地，我的稿件发表得越来越多。《井冈山报》当时只有四个版，某一天，除了第四版的广告版，其余三个版，居然都各有一篇我的稿件，或消息，或通讯，或言论，在宣传部引起了热议。办公室主任汤老师开玩笑地说：“今天是郭志锋日，居然发了三篇，创了历史。”与此同时，我在《江西日报》连续发表了《由虹桥事件引发的思考》《老手艺新窍门》《高坑姑娘》等一系列两千字以上的言论、通讯稿，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我还先后登上了《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半月谈》等名报名刊，给宣传部在全市的排名加了分。其间，发生了两个插曲。一个是《人民日报》头版的“求是坛”栏目，竟然有人抄袭了我的稿件。稿件是我投给人民日报的，但刊发出来，引用的事例是万安的，文章的大部分内容也是我写的，可作者却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我当即向人民日报写信，询问事件的原委，但连写了两封，均杳无音信。幸运的是，宣传部领导在年终统计奖励时，仍然算作了我的上稿（罗副部长和谢老师均认为至少文中的事例是表扬万安县）。一个是我创作的散文《惶恐滩的变迁》居然有一段奇遇。此文本是我应武装部一个人的委托而创作的，议定发表时署两人名，照片也要署摄影者名。哪料，在《解放军报》发表后，此人不但没有及时告诉我，而且报纸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连摄影者都成了他。得知消息后，我当然十分愤怒。或许他害怕了，连忙上门向我道歉，并归还了报社发的120元稿费。此事我虽未向他的领导汇报，但我立马以“杨超”的笔名，将此稿投给《江西日报》。果然，只隔了几天，《江西日报》副刊就在头条位置刊发了。

 

那几年，公开招考开始兴起。我们借调后过了两个月，县政府办招考秘书（招四名），我兴致勃勃地报了名。记得当时只写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谈谈我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参考的七十多人，我坐在靠窗的第三个位置。也许因为在宣传部看了两个月的材料，对县情以及领导的意图有所了解。我提起笔，洋洋洒洒三千言，一挥而就。过了几天，张榜公布，我位居第一，也是唯一上了八十分的考生。然而，面试前，部长却委派副部长找我谈话，建议我留在宣传部。面试当天，也不知是部长一时忘了通知我，还是临时什么地方出了故障。当我接到通知时，面试早已结束。我满头大汗地跑到县政府。一看，只有常务副县长脸色铁青地坐在那儿。他怒吼道：“什么意思？本来你第一名，县长要亲自面试。可是左等右等，你就是没来，架子真大！现在来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你有没有一点纪律性？……”我无言可答，只得像木头一般站在那儿，让领导泄了这一肚子的火气。

 

到了1999年，因为部里没编，我们三人仍然借调。三人暗暗竞争的格局一直未变。就连招待客人，我们三人也是争先恐后。虽然廖和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只要部里来了客人，我们都争着搬椅子、端茶水，生怕有什么地方招待不周，(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象如今极其罕见)。即使晚上油印文件，我们三人还是抢着干，没有一人有抱怨，也从未有过不满的情绪。这几年，真是激情燃烧，现在回顾一下，仍旧十分自豪。那一年，许多新闻单位都在举办建国五十周年的征文活动。我精力充沛，兴趣大起，连续奋战几个夜晚，一连写了五个征文，分别发往北京、南昌和吉安。没想到，居然没有一个落空，最差的也是三等奖。尤其是《光明日报》的征文，我竟夺得了唯一的一等奖，搬回了一台价值3000多元的康佳彩电，一时轰动了整个县委大院。

 

2001年，第二次副科级领导干部招考悄然拉开了序幕（第一次是1999年，四个副科职位）。这一次，推出了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的位置，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觉得这次必须接受挑战，参加招考。有一天，组织部长走到我们办公室，看了看我们三个人说：“都去考，不要坐在这儿等提拔。”其时廖已调入，借调的还剩下我和叶。廖接口就说：“部长，我们都会去。”他报考了县委党校副校长，我按计划报考了县广电局副局长。放榜后，我们两人都进入了面试，我位居笔试的第二名。面试的日子越来越近。部长或许是因为前面政府办秘书招考的事，或许是我还没有调入的原因，主动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的面试进行了指点，鼓励说：“小郭，你肚子里很有货，就看你怎么吐出来。不要怕，要沉着应战。”我沉思了一会，说：“好的，我不会害怕。”她点点头，表示心中有数了。面试是当场亮分，我有幸获得第一，计入总分后，也是第一。组织考察时，大家都给了我较高的评价。罗副部长向考察组介绍说：“志锋，借调的这两年，成绩突出，两年都是市委宣传部表彰的先进个人。”

 

这一年，县委宣传部双喜临门，因为廖也是勇夺第一，如愿以偿去党校任职，而我去广电局任职，在县委大院一时传为佳话。

 

（附注：作者系江西省万安县政协机关四级调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吉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万安县作家协会主席。）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