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王炽，云南钱王

 

郭松

 

在昆明老街区有一条钱王街，在正义路与文庙直街之间，北起人民中路，南接景星街，东临正义坊，西靠民国建筑。

钱王街的名称于2007年启用，在命名钱王街之前叫南正街、邱家巷、小银柜巷，命名钱王街是基于街区内的王炽，是票号“同庆丰”所在地。钱王街在清末民初，是昆明商业、金融繁茂之地，有各种商号、票号。

王炽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九世纪世界首富之四，是弥勒、是云南的骄傲。他是云南大学及本地教育开创的资助者，也是从法国人手上重金收回滇越铁路路权、花巨资与政府筹办云锡云铜等的企业家；他被李鸿章称赞为“大清国库”，也为穷老翁存一文钱重信讲义，在多地开设“天顺祥”“同庆丰”商号的钱王。

王炽，字兴斋，1836年，出生于弥勒虹溪，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依靠母亲纺织为生；刚成年时因不满乡霸欺人，失手打死乡霸出走，用母亲卖掉陪嫁玉镯的20两银子做本钱经商，从赶马帮贩运开始，经历艰险，苦钻商道，以过人的胆识与诚信，打破当地商贾和官府设置的阻碍，开设发展“天顺祥”商号。

1883年春，昆明“同庆丰”票号柜台前，一个马帮锅头攥着一张汇票，手指紧张得发颤；这张能兑出五百两银子的纸片，是他用三趟茶马古道的血汗换来的。伙计接过汇票，只看了一眼印章就笑着说：“放心，王大先生的票号，走遍全国都认。”票号后院的书房里，47岁的王炽正看着地图发呆，他刚收到消息，法国军队在越南挑衅，清廷急缺军饷，而他的手里，握着足以影响战局的财富。 这个出身弥勒的穷小子，此时已是清廷钦封的“一品顶戴”。与胡雪岩靠着左宗棠步步高升不同，王炽的红顶子上没有丝毫依附的痕迹，他既没拜过哪个大臣当靠山，也没在官场挂过虚职，却让李鸿章感叹：“云南财富甲天下，皆因有王炽。”

王炽14岁那年父亲去世，留下的只有两亩薄田和一身债务。有天，他背着母亲织的麻布到县城变卖，却被地痞抢了钱，气得攥着石头蹲在路边哭，也就是那天，他看到马帮商人用一张纸条就能在异地取钱，明白了：“真正的财富不是银子，是让人相信的规矩。”20岁时，他跟着马帮走茶马古道，当起了“押票”的伙计。所谓“押票”，就是帮商人护送汇票和银锭，这活儿最讲信用，也最危险。有次，马帮遭遇劫匪，他怀揣的五千两汇票比命还重要，硬是抱着马脖子冲出重围，到达目的地时，背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商人感动得要分他一半利润，他却只拿了约定的十两钱：“规矩不能破”，真正让他起家的，是一笔“救命钱”。1862年，云南回民起义，昆明城被围，粮价涨到一两银子买一个馒头。他带着马帮从越南运回二十担大米，有人劝他“趁火打劫”，他却按平时的价格卖给百姓，自己倒贴了运费。守城的清军将领见他有胆识，把军饷汇兑的生意交给他，这成了同庆丰票号的第一桶金。 1872年，36岁的他在昆明开了“同庆丰”票号，门口挂着一副对联：“汇通天下，信义为先”。与别家票号不同，他首创了“兑条”制度：马帮商人不用带银子，只要在“同庆丰”开个户，就能凭条在沿途分号取钱，手续费只收千分之三，这让茶马古道上的商人们欢呼雀跃，第一年就有两千多个马帮在他这里开户。 更绝的是他的“风险对冲”，当时云南币制混乱，有官府的“官票”、民间的“私票”，还有各种银元、铜钱。他让人把每种货币的比价刻在木板上，挂在票号门口，明码标价绝不哄抬。有次，官府宣布“官票贬值三成”，百姓拿着票子来挤兑，他连夜从四川调运银子，硬是按原价兑付，自己亏了二十万两，却换来“王炽的票子，比官府还靠谱”的名声。 到1880年，“同庆丰”分号开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越南、缅甸都有代理处。有人算过，经他汇兑的银子超过五千万两，相当于清廷两年的财政收入。可他还是保持着马帮时期的习惯，每天早上都要去柜台坐一个时辰，看着伙计给客户兑银子，听他们说各地的商情。 

1883年，法国军队进攻越南，清廷决定出兵，却凑不齐军饷，户部尚书阎敬铭急得满嘴燎泡，有人推荐王炽：“云南的王炽，手里有闲钱。”可当阎敬铭的亲信带着公文找到“同庆丰”时，王炽却不在昆明，他正在大理赈灾，那里刚发洪水，粮价飞涨。 亲信追到大理，见王炽正光着膀子和灾民一起扛粮袋，身上的粗布褂子满是泥浆。听说来意后，王炽直截了当：“要多少？三百万两够不够？不用官府抵押，我信朝廷不会赖账。”这话让亲信愣住了，要知道，胡雪岩给左宗棠借钱，利息要一分二，还得用海关作抵押，而王炽分文利息不要，只提了一个条件：“军饷要尽快发到士兵手里，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打仗。”这笔钱，让清军在镇南关之战及时补充弹药粮草，冯子材大胜法军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拿着奏折说：“这个王炽，真是忠臣。”当即下旨赏他“一品顶戴”，还特许他在昆明建“三代一品”牌坊，这是清朝唯一一次给商人如此高的荣誉，王炽既没送礼，也没托关系，全凭雪中送炭的仗义。王炽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懂“分寸”，有次李鸿章路过昆明，想让“同庆丰”给北洋水师捐笔款，暗示可以保他儿子当官；他捐了二十万两，却对当官的事婉言谢绝：“我儿子不是做官的料，还是让他学算账吧。”事后有人劝他：“跟李中堂搭上线，以后生意更好做。”他却摇头：“商人靠的是信誉，不是官场关系，靠山倒了怎么办？”他不依附，让官场更敬重。云南巡抚岑毓英要修铁路，缺钱，王炽不仅出资，还亲自去上海聘请工程师；四川总督丁宝桢要办机器局，他送去最新的设备图纸；连恭亲王想在王府办一场宴席，都要托人来问他“昆明有什么新奇的山珍”。这让他避开了晚清官场的倾轧，当胡雪岩被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斗争牵连时，王炽却能在各方势力间游刃有余。此时的“同庆丰”，已经不只是票号，还投资云南的铜矿、锡矿，让原本靠土法开采的矿山用上蒸汽机；他引进外国的纺织机，在昆明开了云南纺织局，让百姓穿上本地织的洋布；连法国商人想在蒙自开领事馆，都得先问他“哪里地皮合适”。有人说他“富可敌国”，他却把大部分利润都投回云南，修桥铺路、建书院、开义仓，弥勒的乡亲都说：“王大先生的银子，就像滇池的水，流到哪里都能浇活庄稼。”

1890年，54岁的王炽站在同庆丰北京分号的楼上，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却第一次感到了不安。这年，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用的是外国银行的模式，利息比票号高，还能发钞票。伙计来报：“有客户把银子取出来，存到通商银行去了。”王炽不是没察觉时代的变化，他早就派人去欧洲考察银行制度，回来的人说：“洋人银行有政府撑腰，还有纸币发行权，咱们票号比不了。”他想在“同庆丰”推行“新式账簿”，却遭到老掌柜的反对：“咱们的老法子用了几十年，错不了。”更麻烦的是，云南的铜矿价格暴跌，他投在矿山的银子套了现，一时周转不开。 真正的危机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打响，清廷急需军费，再次找到王炽；他手里的银子不多，只能抵押昆明的几处房产，凑了一百万两；清军节节败退，签订《马关条约》，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消息传来，百姓人心惶惶，纷纷到票号提款，“同庆丰”的银子告急；有人劝他“学胡雪岩，向洋人借钱”，他却摇头：“借洋人的钱，就得听洋人的话，矿山、铁路都得让出去，不能做这种事。”他开始变卖资产，先把纺织局卖了，又把矿山股份转让，连“三代一品”牌坊上的鎏金都刮下来换了银子，只为给储户兑付。 1896年冬天，王炽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看着账上的赤字，突然让儿子拿来纸笔，写下“三不做”：“不做投机的生意，不借高利贷，不跟洋人签不平等的约。”此时，“同庆丰”的分号关掉了一半，北京、上海的铺子都盘给了别人，只剩下昆明的总号还在苦撑。 有天，岑毓英的儿子来看他，带来朝廷的旨意，说要给他儿子封官；王炽咳着说：“谢皇上恩典，但我儿子还是做商人好，干干净净做生意，比什么都强。”他让人把家里最后一批银子送到云南书院，说“给学生们添点笔墨”。 1900年，64岁的王炽在昆明去世。临终前，他望着窗外的滇池，轻声说：“我这辈子，没亏过人。”出殡那天，昆明的百姓自发沿街跪拜，马帮锅头们穿着最体面的衣裳，抬着棺材走了十里路，送这位钱王最后一程。“同庆丰”票号在他死后又撑了十年，最终在1910年关闭，可云南人说起王炽，总会提到他修的桥、办的书院，还有那句“汇通天下，信义为先”。 

王炽的故事，在晚清红顶商人中像异类。胡雪岩靠左宗棠，盛宣怀靠李鸿章，而他靠着“不依附”，走出一条更宽的路。百年后再看他的兴旺成功与衰落，会发现三个值得琢磨的道理。 第一，信誉比靠山更可靠。王炽起家时没任何背景，靠“押票”时的拼命、赈灾时的仗义、兑付时的守信，积累起比银子更珍贵的信誉。官府信任他，愿意把军饷交给一个民间票号；百姓信任他，哪怕时局动荡，也相信“同庆丰”的汇票不会作废。反观那些靠官场关系起来的商人，一旦靠山倒了，财富也就烟消云散。企业家总说“人脉重要”，可王炽告诉我们：最好的人脉，是别人的信任。 第二，商人要有分寸感。 王炽懂取，更懂舍；他赚了钱，不盖豪宅，不买良田，而是投回云南的实业；他得了“一品顶戴“，却从不干预政务，只在国家需要时出钱出力。这种“在商言商，为国分忧”的分寸，让他避开了政治漩涡。有些商人总想“官商勾结”，其实是没明白：权力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能让人一夜归零。 第三，时代抛弃谁时，从不打招呼。 王炽的衰落，不全是他的错。票号输给银行，是传统商业模式输给新式金融，就像马车跑不过火车。可他坚持“不借高利贷”“不跟洋人签不平等的约”，这比赚多少钱更重要。现在商业世界变化更快，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但王炽留下的“三不做”，依然是护身的法宝：不投机，才能稳；不贪高息，才能安；守住底线，才能立。 

如今，昆明的“同庆丰”旧址已变成商铺，可弥勒的乡亲们还在讲钱王的故事。有人说，王炽当年修的桥，现在还能过马车；他办的书院，后来出了不少人才。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账本上的数字更能体现一个商人的价值。 王炽的一生，像一本商人的教科书：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而是别人提起时的一句“这人靠谱”；真正的成功，不是当了多大的官，赚了多少钱，而是临死前能说一句“我没亏过人”。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我们或许都该学学王炽：干干净净做生意，明明白白守规矩，靠信誉立身，凭良心赚钱；商道的本质，不是依附谁，而是成为谁。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