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文化抗战

 

郭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至中原广袤大地，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华文脉阽危之际，西南联大南迁昆明，会集一大批诗人，如闻一多、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王佐良、沈季平、杜运燮、郑敏、赵瑞蕻、缪弘、穆旦等。

这些诗人将抗战遭遇及个人情感写入诗歌，他们的诗歌虽冠以“校园诗歌”之名，但描写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象牙塔，反映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爱国主义精神是这些诗歌突出的主题，在刻画战时生活感受体验、坚定抗战必胜信念、体现乐观主义精神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机轰炸昆明，赵瑞蕻在诗歌《1940年春：昆明一画像》中写道：“敌机飞临头上了！——昆明在颤抖，在燃烧，/不知哪里冒出浓烟，乌黑的，/仿佛末日幽灵；叫喊声，/哭声，血肉模糊”联大第五次献血后，缪弘在《血的灌溉》一诗中写道：“没有足够的食粮，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 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联大建校时只有3000余名学生，从军的学生就有834名。多位诗人走出校园，亲赴前线。诗人穆旦在《五月》中写道：“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沈季平赴印参加青年军，在诗歌《山》中写道：“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

联大作家群，有沈从文、冯至、陈铨、汪曾祺、吴讷孙、辛代、马尔俄、林元等，他们在联大期间写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审视，表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陈铨于1941年完成长篇小说《狂飙》，全书共37章，“从第32 章开始，描写重心转向抗日斗争，贯穿日军疯狂侵略行径和血腥屠杀的罪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坚贞不屈。”辛代的《纪翻译》，揭露汉奸和鞭挞侵略者；马尔俄的《炉边的故事》，写人民在敌人的刺刀和轰炸下走向觉醒；李广田的《引力》，写沦陷区生活的苦难和折磨；林元的《哥弟》写民众对当兵的担忧和支持；汪曾祺的《复仇》写复仇者奉母命为父报仇最终却放弃了复仇的初衷。

作家沈从文历经离乱，对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和个人命运有更深刻的感受。在昆明，沈从文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河》，以辰河中部的吕家坪、辰河下游的枫树坳和吕家坪对岸的萝卜溪为背景，通过老水手满满担忧“新生活”运动、商会会长和滕长顺一家与保安队长周旋的故事，穿插以摘橘子、沙洲观鸟以及傩戏表演等活动，描写抗战前与抗战初期湘西的社会变化。“《长河》没有像一般抗战文学那样，直奔爱国宣传主题。而是将抗战这一充满激情和焦虑的事件推向远方，使其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远景，于不经意之间，显示巨大的震撼力。”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净化民族的灵魂，使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得到振奋，民族和国家能够独立富强。

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的小说《未央歌》创作于联大期间，以一种“既真实，又浪漫，既入世，又脱俗”的笔调描写了在联大这所战时的高校中充溢在师生同学间的“步履相随，感情融洽，随时质疑问题的关切与呵护”，成为一种“纯美”的文本，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作品问世后，备受读者欢迎。1990年列台湾《中国时报》“四十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第一名，1999年入选《亚洲周评》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联大教师、诗人卞之琳，1938年8月曾赴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并随军生活，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敌后军民抗击日寇的事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出短篇小说《石门阵》、报告文学《晋东南麦色青青》以及诗体的慰问信等。卞之琳的作品将在延安及前线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以写实的笔调，一一呈现，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如写到为了抗战，敌后军民常到敌人不断修补的铁路上搬铁轨，再送到山中打造枪支，游击队员穿着妇女的红裤子诱敌深入，活捉日本鬼子和汉奸等。既有故事性又充满艺术气息，既朴实无华又乐观幽默。

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罗庸治学范畴本属于古典文学，是正统文学里的正统派。1938年秋，应老舍相邀以“陀陵”的笔名，采用民间文艺形式创作河南坠子《汉奸自叹》、联珠快书《一门全节》、对口相声《老妈辞活》、太平歌词《敌机年总》等，发表于《抗到底》杂志，宣传抗战。作品刊发后，分送前线抗日战士，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相较于诗歌的文学艺术性而言，小说及通俗文学在鼓舞民众方面更具优势，传播性也更为广泛。

昆明广播电台是抗战中重要的舆论阵地，在鼓舞民众士气、开展国际交流、推动抗日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筹备之初急需专业技术人才，筹备处致函西南联大请求支援，经联大协调支持，周崇经、胡永春、陆志新、刘植荃、吴讷孙等一大批联大学生到电台服务。在电台编辑、管理、播音、节目和演讲等方面，其主力多来自西南联大。联大师生不仅主持或参与英语、法语和日语等外语节目的播音，汉语节目中的粤语、潮汕语、闽南语，也多由联大师生主持播音。

1940年7月电台开播，联大歌咏团曾两次应邀播演抗战歌曲。8月31日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歌咏团再度到电台演播。曲目有《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抗敌歌》《旗正飘飘》《太行山上》等。在电台演播抗战歌曲的，还有联大师范学院回声歌咏队、工学院蓝鹰歌咏队、师院附属学校等。戏剧演出也是支援的内容，先是联大话剧团成立，之后联大戏剧研究社、青年剧社、山海云剧社、怒潮剧社、青春服务社、剧艺社等成立。联大学生剧社成为昆明抗战戏剧的主力，也成为昆明广播电台戏剧演播的主要团体之一。联大话剧团更是电台的常客，仅1942年1月就先后演播《雾重庆》《锁着的箱子》《怒海余生》《人约黄昏》《未婚夫妻》等。电台演讲也是联大支援广播电台的内容，从首播开始，就将演讲和讲座作为电台节目，一般安排在晚间18—20时的黄金时段，每天播出一至两次，每次约20分钟。1940年8月1日，广播电台首播就邀请联大常委蒋梦麟到电台演讲。

经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推荐，电台礼聘联大教授蔡维藩担任特约专员，1941年5月至抗战胜利。在他的主持下，电台组成“时评”委员会，讨论时事评论和学术讲座的选题、演讲者的选聘，形成一个学科齐全、阵容齐整的广播演讲群体。到电台演讲次数较多的有黄钰生、马约翰、陈友松等。黄钰生作为教育家、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在儿童节和教师节进行教育和抗战方面的演讲；马约翰是体育教育专家，演讲的内容涉及体育与抗战、体育与国防等。陈友松作为教育学专家，在电台开播《空中学校》，内容涉及各学科知识、社会生活、家庭婚姻。

学术或时事演讲是联大学中最经常、最活跃、最经济、最有益的一种学习。学生在课本中、参考书中钻的太久了，头昏了，在思想上，在研究的问题上，在急变的国内国际问题上，都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演讲者大半是联大的教授或住昆明的学者。每逢知名学者、文化人路过昆明，都逃不脱邀请。每逢国际问题，都有几个团体举行不同意见的演讲。“在联大，演讲会成了一种‘风’，整个联大学生在‘听讲热’中是忙碌的。有时同日晚上会有两三处，主讲者有时会说：‘诸同学觉得没兴趣的话，请各方便，反正还有唱对台戏的。’演讲完了，大多留些时间给听的人随便发问。”

“联大的学术讲座时常吸引到校外的许许多多人，使大草坪有时挤到七八千人。没有椅子，大家都习惯了盘地而坐。联大的演讲会有一个规矩，从不强迫参加，而且听众出入自由，随时可以入场，随时可以退席。这个规矩吓坏了许多不学无术的要人们，始终不敢到联大演讲。”联大“每月有一次学生集会，大抵在月初，叫‘国民月会’。会场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空地上。月会由学校负责人主持，主要邀请名人演讲。宾主都站在升旗坛上，学生站在坛前和两侧，由于大家都站着，没有扩音设备，每次演讲时间不超过1小时”。来校演讲的嘉宾有云南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曾万钟、剑桥大学博士李约瑟、国民参政会参政院褚辅成等。

各类知名人物经过昆明，联大也邀请其来联大演讲，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著名作家老舍、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作家林语堂、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与外来嘉宾相比，校内组织的教授演讲更为普遍，像周炳琳、钱端升、冯友兰等。青年团联大分团与当代评论社聘请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黄钰生、钱端升、贺麟、赵迺抟、燕树棠等举办演讲。

联大教授还应邀外出讲学。1942年12月，应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之邀，潘光旦、曾昭抡、罗常培、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费孝通等赴大理，为滇西战地干部训练团大理分团讲学。赴大理讲学的还有游国恩、郑天挺、孙云铸、吴乾就以及云南大学的田汝康、陈复光、徐嘉瑞等。他们不仅授课，还将讲稿编辑成培训教材。1942年1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鉴于“现在学有专长之名人到滇者颇多”，主张“组织一科学演讲会，聘请名人轮流演讲，其应聘之人每人配送车马费，讲堂借教育会地点”，决定以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名义，聘请在昆的学术名流组织临时学术演讲会；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接到省政府指令后，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多次洽商，于2月7日拟定演讲题目和聘请主讲人名单，组织演讲。

从1942年至1946年，以联大教授为主的演讲在昆明各地共计举办百余场，听众有军政人员、职员、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人数有数十万人次。在滇八年，联大创造了“中国文化新生之机运”，使昆明成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国文化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联大教授、学者撰写或出版的书籍达百部以上，如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金岳霖的《论道》等。联大教授冯友兰以“贞元六书”构建起自身的哲学体系，倡导“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这些代表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譬如民族复兴大厦之文化根基的一砖一石，在西南边疆筑起一道新的文化长城。

以联大剧艺社、联大山海云剧团等为代表的剧团，先后演出了《打回老家去》《血洒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其中话剧《原野》在昆明上演之际，闻一多于1939年3月在《西南采风录》中倡议：“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中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一口。”《原野》在昆明连演30多场，全城轰动。

1939年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成公开合法的进步社团群社，群社成为联大民主力量的强大据点，同时建立了党总支，工学院、师院都设了支部。群社积极开展读书会、民众夜校、战时服务等多种活动，借由《群声》《腊月》《冬青》《热风》等进步壁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师生纷纷感叹：“只在民主墙边停留一会儿，就立刻感到抗战的呼吸了。”

昆明各类报刊的印刷量节节高升，比如《民主周刊》《战时知识》等以时政评论为主的报刊、《国文月刊》《社会科学学报》等以学术论文为主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有联大师生参与的占到一半以上。他们有的负责创办，有的负责编辑，有的负责撰写，有的负责宣传，但无一例外，都是在用文化抗战。而联大也鼓励教授和学生多投稿，亲身参与到抗战中去。

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创办的《民主周刊》，由时任民盟昆明支部主任委员的罗隆基主编，潘光旦任社长，主要撰稿人除了罗隆基、潘光旦，还有曾昭抡、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张奚若、吴晗等。这些人多为民盟重要成员，他们的另一层身份是联大的教授，除了平时的传道授业，对于中国的局势和世界的局势也提出见解和分析。《民主周刊》作为抗战大后方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被民盟成员称为“民盟的重要喉舌”，而这也和联大教授的付出密不可分。

联大教授讲课不受拘束，每位教授都是随心而讲，没有固定的讲法和规矩。闻一多曾要求学生晚上七点集合上课，只因为晚上的景象特别符合他要讲的内容。罗庸讲课“不带片纸”，各种诗词信手拈来，随意默写，连诗词的注释都能默写。罗庸不带片纸不只是因为他记忆力好，还因为他带来的藏书和讲义在一场火灾中被烧得干干净净，片纸不留。罗庸讲课时声音洪亮，声调多变，人送外号“罗叫天”。罗庸只要一讲诗词，就连老天爷都忍不住要听的。罗庸还凭借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创作了《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词》，这是现代大学校歌中的经典之作。

翻译家许渊冲在提及杨振宁时说：“小鬼，比我小一岁，还比我高一分。”学生之间都在学习上要一争高下。联大学生除了自身学识深厚，眼光也是极为开阔，何兆武记载：黄昆问杨振宁看没看爱因斯坦刚发表的论文，杨振宁说：“毫无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联大学生的这种狂傲是有底气的。翻看《西南联大通识课》，仿佛穿越80余年时光，回到了西南联大校园，梦一场知识的邂逅；合上书，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罗庸、陈寅恪、汤用彤……这些联大的名师震撼着内心，强大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让联大的名字炙热滚烫。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