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一体浅见

 

郭松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想讲透某一方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今文学艺术界，诗书画都精通的极少，我算得上是个作家、诗人，对书法、绘画只是略知皮毛，不妨说说诗书画一体浅见。

古人很早就发现诗书画同源，认为诗书画为一体，而且要在画上题诗，还要讲究书法技巧，讲究印章的精妙。如此一来，诗书画同时展现在一张纸上，纷人一种立体的美感。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写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意思是品味王维的诗，诗中意象构成一幅美丽图画；观赏王维的画，处处充溢着浓郁的诗情。

诗以语言为媒介，塑造的艺术形象不能直接作用于欣赏者的感官，让欣赏者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借助想象和联想，通过诗中意象来感知艺术画面，感知语言美、音韵美、意境美。而绘画以线条、色彩等为基础，塑造具有直观性和可感性的形象，直接对欣赏者的感官视觉产生影响，虽画面是死的，但表现的内容是活的。观赏画作的人思想是活的，在看到画面的时候，会产生独特的艺术感受。很多人看同一幅画，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读诗也是如此，很多人读同一首诗，想象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诗和绘画都是艺术表现形式，和书法是一样的，除了形式上的差异，就是构思上的差异。诗人、书法家、画家都会在创作前构思，这种构思带有专业眼光，虽然艺术思维是相通的，但表现出来会大相径庭，还会体现艺术思维的特点，让人一看就是艺术品，而不是寻常之物。王维的《江干雪霁图》笔墨洗练简约，萧疏淡远，和他的诗一样有清幽孤寂的情趣和开阔深远的意境，能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联系他的诗“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

书法和绘画同源，最早表现是“河图洛书”，是书法笔道，又是绘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这是最早的“书画同源”说。《殷契》古文，体制间架既是书法，又是图画；画家、美术史论家郑午昌说“是可谓书画混合时代”。后来发展出写意画，和书法随意挥洒有异曲同工之妙。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是画，后来的画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字。

古人重视书法艺术，从小就要熟练使用笔墨纸砚，还要写出工整的字，不用尺子打格子，就能写出整整齐齐的漂亮的字。用文字来写诗，本身就是对艺术思想的表达。诗歌把文字运用纯熟了，实现了文字的意义，还有诗歌超越文字内容，实现“无我之境”的表达，指向艺术境界，却并不能带领人进入。诗歌有“味外之旨”，有“韵外之致”，画也有画外之趣，书法也有神品，让人产生独得的艺术感受。不管是诗歌、书法还是画作，都能“以形写神”“遗貌取神”。三种艺术形式能达到“直观、直感、直觉的体验方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气韵俱盛”，在诗书画中进入意境。

诗书画同源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象相通。王弼《易略例·明象》中写道：“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不拘泥于言象，而是“得意忘言”“得意忘形”。如此才能达到诗书画一体的境界，看到的是气韵，是境界，是意，而不是外在的形象。不管是诗人、书法家还是画家都在展现自己的艺术境界，至于观赏者能领会多少，就看自身的艺术造诣了。

众所周知书画是技巧艺术，给人主要的享受是感官视觉和经济价值。而诗主要给人的感受是思想境界和精神财富，可以书画中有诗，诗中有书画，结合起来，便是韵味无穷。齐白石在金石书画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说：“我的诗词要高于书画雕刻”，显示了其国学功底和自信。还有一位是大师启功，他说自己“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窃认为，艺术需要文化来支撑，到达一定的高度时，更需要文化去延伸，通过诗的艺术传达思想、情感，家国情怀等，再加上品格的修养，才能体现一位艺术家的精神财富。

自古以来，书法和诗脱离不了关系，书法界有苏轼、黄庭坚、启功、毛泽东等，在书法和诗上的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也使得其的诗在书法上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或奔放、或飘逸、或古朴，发挥了技巧艺术和文学艺术，通过自身的修养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使得其书法作品被后人崇拜，价格一路飙升，这不是简单的书法，是通过自身的文学艺术在技巧艺术上展现出来，两者结合，相得益彰，也胜人一筹。

画界有唐伯虎、郑板桥、齐白石、张大千等。我发现画家在自己的画上写上创作的诗，价格往往会高一些，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技巧艺术和文学艺术的结合，相得益彰，也带来了解作者的意图。因为书法和画都是视觉感官，单从一幅画很难反映出深层的思想，有些东西无法用画来展现情感与寄托，那就需要文字来补充，长篇大论不行，唯有诗恰好能做到。

苏轼的代表作《黄州寒食诗帖》，是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诗句语境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乎完美的境界。《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和诗史上影响都很大。像这样的例子还有黄庭坚的诗书，王羲之的《兰亭序》，毛泽东的诗词书法等。

诗书画一体的范例：《题张梦晋半身美人图》：“天姿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节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不曾描。”《题菊花图》：“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题拈花微笑图》：“昨夜海棠初着雨，数朵轻盈娇欲语。佳人晓起出兰房，折来对镜比红妆。问郎花好奴颜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见语发娇嗔，不信死花胜活人。”《题落霞孤骛图》：“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骛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

以上为唐寅的诗，诗书画兼善，三者交融，影响其艺术创作，绘画之余，题诗入画，以书法为纽带，将书法艺术呈现于画副之上，诗书画一体，构成一副布局更为完美，内容更为丰富的幽美画卷，使观者即可赏画，又可品诗，还可观其书法，增强了画面的观赏性。题诗入画后，绘画主题得以升华，意蕴得以扩展，化境尤具诗意，增强了画之韵味。在为画题诗时，又将绘画技法溶于诗法之中，将绘画中的色彩、线条、布局用于题画创作，构建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诗中画。

唐寅发现诗善抒情，画善绘景，二者虽可互补，但是，面对气象万千的自然美景，仍显捉襟见肘，面对诗画这一不足之处，他给人留下诗画一律的超越，利用诗的音乐性，用题画诗谱写一曲曲写尽山川大地音响节奏之美的动听歌谣，更以色彩谱曲，尽写天地之五光十色，在题画诗中构造画境，并闯进画面点缀风景，以“有我之境”显“我在”精神，张扬他的个性，成就他的艺术。

还有个了不起的齐白石，在他大部分画作中都有题诗。其一：通过诗来表达一副画面中的不足。《题不倒翁》：“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头上齐眉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不倒翁》：“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其二：通过诗来交代场景。《题紫藤》：“半亩荒园久未耕，只因天日失阴晴。旁人犹道山家好，屋角垂香发紫藤。“其三：通过诗来表达情感。《题吊瓜》：“盗如鳞密不容针，又见瓜藤满架阴。铁道四千家咫尺，省亲无计更伤心。”其四：借紫藤思乡。《题紫藤》：“阴密如云蔽日华，偶闻香气更思家。借山四野皆紫海，樵牧何曾认作花。”其六：白菜意味着平民情怀，象征着朴素生活。《 题白菜》：“朱门良肉在吾侧，口中伸手何能得？是谁使我老民良，面皮变作青青色”其八：以菊自娱自乐，表达淡泊心态，不像权贵低头哈腰。《题菊》：“穷到无边犹自豪，清闲还比做官高。归来尚有黄花在，幸喜平生未折腰。”

诗书画一体是中华传统艺术的核心，其形成与发展历经千年文脉积淀，形成“诗为魂、书为骨、画为肉”的独特审美体系。诗为魂，即承载思想内涵，通过“题画诗”或“借景抒情”表达人格理想。书为骨，即以书法笔力支撑画面气韵，提升精神高度。画为肉，即通过具象呈现诗意境。

诗书画一体，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教化内核。顾恺之以“书法入画”和“典故教化”奠定基础，确立“以画载道”的伦理追求。王维通过“诗画互渗”实现意境重合，宋徽宗确立“诗书画一律”标准，推动中国画向精神性深化。唐寅题诗入画，增强画境诗意；齐白石作品融入书法与印章，体现“诗书画印”一体。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