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短篇小说）

 

作者：张羞

 

　　一个傍晚，在妻子下班回家前，我在厨房切那几个在两个钟头前就削好了皮的土豆。它们的个头不大。我准备把它们切成稍厚点的块状，翻炒过后加水煮熟。出锅前，再撒上一点葱花。这样就成了。烧菜是妻子回家后要做的事情。为了节约时间，我负责提前做好配菜的任务。我们的晚餐比较简单，通常是米饭，加两三个菜式。一袋鸡胸肉，在妻子的叮嘱下，从中午起就已经放在水槽里解冻。一盘炒土豆，我们平常吃得最多，也喜欢。再配上菜薹之类的一份蔬菜，差不多就够了。这些冰箱里都有。我想起好像没葱了。去冰箱里翻找，没找到。少了葱的点缀，对一盘清炒土豆，总感觉缺点儿什么。这会儿，天还亮着，感觉像是傍晚，还没到黄昏。我可不愿意为了一把小葱，特地下楼去街上走一趟。饮食上，我个人不怎么讲究。只要东西煮熟，味道不至于太差，我都能对付着吃。她们相对在意些，但也没到挑剔的地步。我以为晚餐当然也重要。几个人忙了一天，在这天结束前，它也算是一次短暂的聚会。

 

　　妻子会在七点前回家。那会儿，我正在去学校接孩子的路上，开着车。大约有二十五分钟路程。我会准时在六点半出发。这会儿天色尚早。切完土豆，把它们从切菜板码到盘子里，我又重新回到房间，在窗边坐下。等着黄昏到来。或看着它缓缓来临也行，只要它能快些过去，过去。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下楼的主要原因。

 

　　次要原因我不清楚。我记得这个早上，送张临去了学校。返回家中时，妻子正准备出门。她穿着一件薄薄的风衣，正在往脚上套鞋子。或者她那会儿已经出门去了，不知道。我有些回忆不起来。她总是这样的。有时我刚到家，在八点以前，她已经出门了，屋子里空着。有时是她正要出门。她说，早餐你就随便吃点，我走了。她关上门，走了。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情况。三月，这些天不知怎么的，气温忽而升高，感觉像是夏天。她是穿什么衣服出门去的，我实在很少去留意。我去厨房煮了点东西吃。吃完，来到房间的窗边坐着。跟往常一样，我会坐上好久，随便想点什么或大多数的时候只是让脑子空着，持续冒着烟雾。作为一个作家，这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是工作的一部分。上午，写过一首短诗后，感觉没什么要再写的，无无聊聊就结束了，来到下午。下午总是要漫长些。也许考虑到附近还有点零星的疫情，我没出门去公园散步。枯坐在椅子上，心里盘算着再去写一点东西，总归也没想起什么。仿佛并没什么是要必须去写的。我已经写完了，我这样想。一个人总是会写完的。转而又想，也不是。写作而已。不是说那里，在前方真有什么东西等着我去写。我等着，运气好的话会碰上。还是走过去，看看就行。有那种东西吗，仿佛冥冥之中注定。根据我的经验，那也是没有的。写作，是一个人必须去写作。而不是去开出租车。而不是其他。这两者是不同的。只是在这个光线明亮的下午，在我身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它无聊赖。当然，这无非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平常的情况。实际无非这样。听听电鸟上的音乐，我反复喝着茶水，频繁去洗手间放尿。叹气，还是去无端想起一个像捻那样的奇怪动物。一旦想起它们，我难免就不会长久想着它们。诸如此类，我去厨房削土豆皮去了。回到房间后，我在线上打了五把麻将，正好把当天的奖励输完。或者看会儿新闻，也没什么新鲜的，打仗、杀人强奸、诈骗之类，无非那些个破事儿。又碰到有免费的《巴黎评论》电子书，我点击下载了一本。以为它是法国杂志，但其实是美国的。这是一本从杂志里的诗人访谈中选辑成的书，里头有一众欧美重要诗人，有头有脸的，我熟悉的不多。除了阿什贝利、垮掉和尚施耐德和吉尔伯特，后者我在一部电影里看到过他写的关于火柴的诗，有些印象。那是一盒砖石牌火柴什么的。除了他们几个，别的几乎不认识。而阿什贝利就要熟悉许多。我喜欢他的风格。找到他在一九八三年的那个访谈，我慢慢看起来。

 

　　傍晚，或已经在黄昏。我掐算着时间。我是吃着炒好的土豆，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我正在吃。土豆还没熟透。没有葱，我动脑筋在里头加了点腊肉，也能凑合着吃。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必须要立即、马上，开始写它。我正在写。已经写了一会儿，大概有半个钟头。在这之前，我在看那篇访谈。没看两段，感到饿。饿没事，挨一会儿就行。挨了会儿，感觉又不行，恐怕是等不及妻子回来烧饭了。我走去厨房打算烧盘土豆垫一下肚子。我们平常只做青椒土豆片。这个用不上妻子，我也挺擅长。往锅里倒入少许食用油，爆火，等油温起来后，把土豆、青椒、干辣椒什么的统统放进锅中，翻炒片刻，闷熟就行了，很是方便。可是这个块状土豆不同，怎么翻炒，感觉它都没熟似的。用铲子插它，还是硬着的。那就不管了，加些水，盖上锅盖，让它煮着。我来到房间坐下，点燃烟，继续看着访谈内容。同时，也注意着厨房那边。主要是通过煮沸的那种声音，我感觉火力是够的。还有几分钟！这是一个叫彼得的记者，在阿什贝利纽约家中做的访谈，在一九八三年。那会儿我才四岁。要再过二十来年，我才开始写作，我在想。同时我又在担心土豆，走去厨房检查。那些土豆在锅里明显还没熟透。我又走出厨房，穿过客厅，回到房间。如此反复两三回。我有点看进去了，那个记者的提问不错。被采访者应付得也还可以。我熟悉他的写作。他是一个迷宫，但他又实在很简单。我有一次好像听到厨房那边没有动静了。是土豆煮熟了吗？我总是在担心这个。我跑过去，看见锅里已经没水了。是啊，难怪没了那种沸腾的声音。我是这样想的，感觉有些突然，但是我必须去写作了，而且是立即、马上，我知道。我一般不在傍晚写作，更别提黄昏。那绝不是写作的好时机。阿什贝利在访谈中说，他也是这样的。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当必须去写作的那种情况来临，除了去写，不会有别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珍贵时间，我是知道的。但是不急，我得先把土豆盛到盘子里，端着它去房间。我实在是饿了。幸运的是我还知道怎么开始写它，它就在那儿。而且我也正在那儿，能感觉到。它们已经语句化了，在我脑子里连绵不断蹦出。我想，对此我实在太有经验，我必须安静些。我慢吞吞一块一块挑着土豆，把它们放进碗里，踱着步，来到房间，坐下，在电鸟前，故意叹会儿气。吃一块土豆，它没熟透。我开始写，傍晚。一个傍晚。这只能是发生在一个傍晚的故事，黄昏还没降临。但这会儿，已经六点三十三分，已超过三分钟，我必须出门去接孩子放学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下面提到的那些事情还没发生。但它们会发生。我大致上知道。我不用全部知道。迅速写了几段。在这样的日子里，它们几乎可以用来救我的命。就是这样。我先出门去了。

 

　　刚一出门（我找车钥匙花了点时间，不知道它在哪儿。不在书桌上、镜台上，去沙发缝里找了，都没有。结果就在我牛仔裤子的后裤袋里。我急着去学校），有个事我差点儿给忘了。我在微信里对妻子说：饿了，先炒了土豆来吃，但它好像没完全熟透。她这会儿应该在下班回来的地铁上。就这样，我又返回来打开门，补写了这一句。我怕会忘记。

 

　　在我第二次出门前，我没忘记要把客厅的灯打开，开一半。我不会忘记这个。说不定，妻子马上就要到家了。戴上口罩，我快速下了楼，走在一排迎春花树木边上。它们开得正旺。这时外头的天空，要稍亮些，但很明显已是进入黄昏的那种感觉。我不清楚，满脑子里正盘旋着写作的事，似乎它的结构还没出现。叙述风格也还没着落。不知怎么搞的，一般情况下，我不太会去考虑这类技术性问题。它们都太细枝末节，平庸。

 

　　通常情况下，我会打开车载收音机听点什么。可以想象，当一个人独自在房间度过不说漫长，至少难免枯燥的一天，在他返回到这天的家庭生活以前，他正在最后一段独自一人的短暂旅途中，他有权利打开某个调频广播，看着那些亮起的汽车尾灯，去感受这个城市里的一些东西。车平稳行驶着，喇叭里在播放一首20世纪80年代港台金曲，这都什么年代了，关掉它。从动物园路出发，直行一段，左拐进入江城大道。那是一座贯穿湖面的长桥。天空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路灯缓缓亮起，给人昏黄但正面的一种感觉。这是好的。摇下左侧车窗玻璃，我烧起一支烟，吸着。尽量避开那些隔三岔五无处不在的摄像探头，把夹烟的右手搁在腿上。在访谈一开篇，记者就问阿什贝利，为什么会投身诗人的事业。这是一个好开场，但也是一个尴尬的提问。我知道要诚实回答它并不容易。阿什贝利的解释是，模仿。在他读到一些在当时全新的现代派作品，奥登、艾略特之流的时髦诗歌后，他决定模仿它们，除此无它。我能感觉到，这多少是诚恳的。即使是有意避开了诗人作为一种身份，总归有些追逐虚荣的动机，他还是尽可能直接回答了，没有遮掩，干得漂亮。当然，以他在当时已处于美国诗歌史的巅峰位置，怎么回答都行。他的成就超然卓越。而要是换成我，我会怎么回答。总不能说是为了泡妞方便，去赢得那些女孩们的仰慕。那会儿我还在一个工科大学上学，想过去搞摇滚音乐，但成本（器材、技法、服饰什么的）实在太高，还不如去写作呢。那只需要一支笔，会写字即可。而两者的效果其实差不了多少。我原先就是这么打算的，是大实情。同时也考虑到了同行竞争的情况。好在我发现一些诗，著名的诗，我感觉也能写：“我梦见带着迷离瑞雪的绿色黑夜，将吻慢慢地升向大海的眼睛——兰波。”那就去写了，从此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一晃两晃已有二十年。前方一大片刹车灯亮起，我缓过神连忙点刹几下，还好没有追尾。那时我正要加速，右拐上高架。缓缓绕行中，看见一辆白色日系被夹在一部拖斗卡车与一部大型SUV中间，缩短了不少。应该没太大的事。几个人在旁边吸着烟，一个脑袋黏糊着血的家伙在打电话，大概在等交通警察，还是保险人员什么的。高架路上很顺畅，没多少车辆。那些路灯看着要明亮些。我看了一眼天空，是晴空，月亮几乎满轮。六点五十七分，时间还来得及。下了匝道，在最后一个左拐十字路口等红灯。我又去点开调频收音机。一个女主持，能听得出是一个中年类型妇女，口音特别甜腻，不知道在说什么。俄乌局势之类的，有些听不下去。紧跟着播了那首张雨生的《大海》。不清楚这两者有什么内在关联。我不耐烦地关掉按钮，等绿灯亮起后，快速拐弯，直奔学校方向。

 

　　这会儿的学校处于半警戒状态，车辆一律不能进入校内操场。乌泱乌泱的家长们需要佩戴接送卡，确认完健康码后才能进去，两年来都是这样。顺着操场外的路面走着，有略微的风让人感到舒适。地面上散落着一些树叶。从形状看，应该是一些香樟树的树叶。它们是新叶吗，还是枯叶，在路灯下看不清。这样一想，就又有了一种秋天的感觉。而这才三月。我走得慢。从广播上听见，六年级的小朋友们已经在排放了。而张临他们是四年级五班，是最晚的一批。是最晚那一批的最后一个班级。同时又由于张临的超大学号（46号）是他们班中最后，还是倒数第二个。也就是说，理论上他是排在队伍末尾，最后一两个离开学校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之一。仿佛是他在指挥这群小兽还是家禽出笼。这只是我的看法，他却是无忧无虑的，实在没有要关心的事，除了电子游戏，他们总在谈论这些。这会儿过了七点钟，天空应该全黑了。但最黑，城市里的天空也就这个样子，还是有些青灰色的亮度。很多家长携着子女们迎面走过来，整个排放过程一般会持续十五分钟。我有足够时间，走到接送队伍那边。我不急，边走边想，这篇小说应该会写到这些，包括旗杆。队伍就排在操场那三根旗杆下面，这会儿，杆上没有旗。至于具体细节，要看当时的情况。而我的习惯，是我不愿意跟张临讨论他这天在学校的情况。这通常是妻子的事。视线穿过栅栏，我已经看见他们走出来了。

 

　　作为队伍里最矮小的男生，他是那根红领巾绑得最丑的那一个。搭在肩上的那两根书包带子几乎快要掉到地上，口罩却戴得比身边的伙伴们都要标准、严谨。嗨，张羞。他有气无力打了个招呼。嗯，把书包背好！我说。哦，他跳了两下，抖抖肩。这便是他背包的方式。我懒得去说他。他的那个排在他前面一位的好伙伴在偷偷哭，挽着他妈妈的手臂，在即时汇报这天的测试成绩。不是数学，就是英语。好像是数学，计算练习什么的，搞砸了。他的体格有张临两倍那么大。怎么样？张临说，我们要走快点吗。不用，我说。他总是会关心这个。因为我们的车停在收费场地，超过半小时就要计费。用不着，我说，正常走就行。唉——他拖着一个长音，语调上感觉有点低落，他正要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不想知道。我说，跟老师拜拜。正经过他们的生活老师。拜拜，苏老师。张临挥手道。苏老师摸了一下他脑壳上的长头发。拜拜，张临，她说。他一般不愿意让人摸他的头发。他说这会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什么兔子那样的小动物，它们太脏了。我尊重他的想法。没有勾肩搭背的，我们走在出校的小径上，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知道为什么，这天他没有追上去跟他的那几个老友们谈论游戏招数，还是通关手段之类。我们跟着浩荡队伍，在末尾缓缓、安静地走着。想起来，他也快十岁了。

 

　　原则上，我愿意回答他问的任何问题，以满足一个少年对世界的好奇感。前提是他并不是为了炫耀他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LUCKY！在顺利通过停车场计时杆时，他说道。他坐在后座安全椅上，正吃着学校发放的晚点。张羞，他说，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说。这仿佛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游戏，在放学回家路上。我们的相处一直较为和平。除了有几次，那一律都是因为他在下雨天没披雨衣。是故意的，我一直以为。或许又不是，至少他的解释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忘了。那你周围的同学怎么没忘了？一个正常人看到下雨，正常情况下，就会去使用雨具，不是吗。我反问道。大声呵斥。他没说话，不敢反驳。他的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显然让我恼火，除了暴怒，我别无他法。但怎么说呢，他也许真的只是忘了，是诚实的。我也愿意相信他是诚实的。而且他比兔子可是要来得聪敏。我不是少儿心理学家。我同样也不清楚我在童年的那一些事。有许多，我都已经忘了。当然，除雨披事件以外，其他的都还不错。我烧起一支烟，把四面玻璃窗都摇下，打开收音机，等着路口红灯转绿。什么问题？说。我说。

 

　　你知道吗？他这时说道，这个车场计费系统是按分钟，还是秒钟计算的？我觉得是按秒钟计算的，他说。嗯，应该是吧。我说。这个关于计量精确度的问题，我们以前有过讨论。而且很可能讨论的就是这个停车场计费系统。打着转向灯，我正要入道，一部黑轿快速冲进路口，抢了黄灯。这他妈的什么鸟人，我说。说着，拐进主干道，从来的那条线路上返回。

 

　　我说，你在吃什么好吃的？不知道啊，他说。不知道是什么，上面写着抹茶，他说，味道还不错。是吗？我说。你看，他把东西从后头递上来。我在后视镜里瞟了一眼。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

 

　　第七次了！他说。是第七次吧，还是第八次，是第七次。他说，我们又听到了英文歌。他在说广播里正播放的歌曲。每次，只要在回家路上遇到广播里正放送着的是外语歌，他都会统计一次。他读的是外语学校，也许这是他在意这个的原因，我不清楚。嗯，是的。我说。一首流行金属加点电子什么的歌曲，我也只能听出其中不到三分之一的歌词。这会儿路况优良，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聊着。

 

　　张羞，还有一个问题。他说，N95是什么意思？是指纳米吗？车行驶在三环高架上，我感觉开得有些过快。看了一眼仪表，快到一百了。便缓下来，靠近右侧慢车道。我们就要从前方不远的出口驶离立交桥，盘到江城大道上。是吗，我不知道啊。我说，但它一定是关于口罩的某种标准，至于是不是纳米这种技术参数，我不清楚。可以去网络上查嘛，我说。他不止一次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他是知道答案的。可我也没有去把它搞清楚，总是忘记。那么，纳米有多细？他又问。微米的千分之一，我说。对，他说。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可是，我说，知道纳米并不是知识，知识是需要能链接事物的，是一种能力。我说，你只是知道而已。但知道并不就是知识，我向他强调这一点。感觉讲道理这是我的义务。嗯，你说得对，他说，张羞，你看，那里怎么回事儿，是发生车祸了吗，还有救护车。

 

　　我们正路过来时的那个事故现场，在对面的马路上，交通还没疏通。几部警车灯闪烁着。没什么，有些事是会发生的，我说。就好像它们注定——我没有往下说。感觉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说这个，多少还是复杂了些。我脑子忽然想到写作。我不知道。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着，我们正好路过。我还闪过一件事。张临在后座上是不是正踩着一个足球？但这天并没有足球训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全然无关的想象，它有些空然。

 

　　我说，我们还是不要去看这些。说着，踩油门加速，我们把它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那个《巴黎评论》的记者问，你童年有哪些方面你认为可能对你成为现在这样的诗人有所裨益？

 

　　阿什贝利这样回答：“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诗人，真的。童年时我是个相当的局外人——我的朋友不多。我生活在乡间农场上。我有一个弟弟，我和他不大处得来——我们总是像小山羊那样打架——他在九岁时就死了。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一直对他很不好，那真是让人恐怖的震惊。这些经验对我很重要。我不太清楚它们会怎么样进入我的诗歌。我的野心是成为一名画家，于是我在罗切斯特美术馆学了一门每周一次的课，从大概十一岁上到十五六岁。我深深地爱上了班级里的一个女孩，但她不愿意与我有任何关系。我上这门周课是知道我能见到这个女孩，但她不愿意与我有任何关系。”

 

　　他的童年遭遇简直与我如出一辙，无非把农场改成乡村，弟弟换成姐姐。把那个画画的女孩改成一个矿工的女儿：我还能想起她来，作为班上的文艺委员，她在五年级的时候，教会我们唱那首流行歌曲《人在旅途》。她当然没有成为我现在的妻子。这是完全不相干的。是不存在任何幻想空间的两码事。我现在的妻子茱迪，是在很晚的二十一世纪到来时，在虚拟网络上认识的。认识后，我们基本上就在一块儿了。至于她为什么叫茱迪，说来话长，大概跟一个鲸鱼有关。她，茱迪说，在她还是一个少女时，她的想法是去成为一个尼姑。我不知道。她是这样的。反正这会儿，她应该在厨房准备晚餐。

 

　　从停车的小区出来，一路上，一直到上楼走楼梯期间，我们还在讨论光学显微镜、细胞分裂之类的东西。张临走得比平常快些，我有点儿跟不上。他先到了六层，在门口等着。等我喘着气走上来，他才敲的门。砰砰砰，重重三下。3695，他对着屋子喊道。这是暗号，我们等着。3695，开开门。张临重新敲了一道。门开了。一些光线从屋里射出来。嗨！张临对着妻子做出那种吓唬声。等不及把鞋子颠掉，疾速跑进洗手间。嗨！妻子回道，今天怎么样，开——心——吗。平常她们就是这么打招呼的。晚餐已经做好了，几个菜、两碗米饭摆在茶几上。我把书包丢进沙发，走去洗手间。张临正蹲在马桶上，他一直不怎么习惯在学校上厕所。洗手，然后出来吃饭。我提醒他说。要是饿的话，我说。知道，他说。他挥手道，你快出去！还有，把门关上，他说。明白，我说。我想，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晚餐当然也重要。

 

　　窗外，越过灯火明亮的对楼，更远处是两幢高耸的公寓楼。红色航空障碍灯闪烁着。除它们以外，四周黑蒙蒙的，大面积的天空中也没看见云。我躺坐在房间里，冒着烟雾，让两条腿交叉，搁在书桌上。有些想不起黄昏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也许那会儿我正走在学校操场上，不清楚。很难精确地分辨出那种时刻。黄昏过后，就正式来到了夜晚。而夜晚是不同的，这点上，我的身体会知道。它是相对舒适的，也平和些。随便吃过晚餐，接一杯茶水，我回到房间坐着，关上门。他们继续在客厅打闹，聊班级上的八卦什么的。我没什么兴趣。这是我们老早就约定好了的。我跟妻子说，原则上，我不参与张临的学习以及其他教育。两个人，只需也只能有一个，免得出现矛盾。妻子主动承担了这个义务。在我与她认识后不久，她放弃了成为尼姑的想法。这会儿，他们的游戏已经结束。张临在客厅，在台灯下订正作业。她自己在厨房洗碗。

 

　　妻子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翻开电脑，想着那个在傍晚没看完的访谈。你怎么样，今天？她走过来说。她是进来拿烟的。她用那两根湿手指头从烟盒里夹出一支，叼在嘴上。还行，我说。我凑过去给她点上。她吸了一口，呼出一段烟雾。没有说话，掠过我的脑壳，望着窗外。神情仿佛一个古代文人。又深吸了一口，大力喷出。转身走出房间，洗碗去了。我走过去把门关上。返回，坐下。饮一口茶水，翻开屏幕。

 

　　访谈不算长，我有些忘了之前的内容。打算从头看。除非特别的情况，我一般不会在夜晚写作。夜晚是用来休息的。这方面，阿什贝利也一样。他说：想要写作的日子里，我通常会把早晨浪费掉，下午去格林威治村散步。（我住在切尔西附近，从那里出发去散步，那是个怡人的地方，尽管散步回去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有时这种散步会花费很长时间，我偏爱的傍晚时分就会过去。我真的无法在夜里工作。早晨也不太行。那时我有更多的思想，但是我无法判断它们，似乎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我想。每个作家、诗人，都有他们的写作习惯，或我认为更多的是方式的不同。但它一定是理性的，只为适应他们的身体。慢慢也就成了某种固定的程序。在我还年轻时，二十出头，就在离这个房间不远，不到五百米的那间潮湿出租房里，我可以从早上起床开始，在电鸟上一路写到傍晚，根本不停歇。反复听着，我记得是治疗乐队的那张《Wish》或者《Friday I’m in Love》，在那整个太过闷热的武汉夏天，直到茱迪下班，带着一些菜式回来做晚餐。那会儿，我几乎完全虚脱了。而不像这会儿，以休闲为主。因为实在也是没什么需要去写的。诗，或小说，仿佛我早已过时。用不着挣扎，去出什么淤泥。究其原因，无非是我没了那种气力。这也没什么要紧。凡事都得适度，不是吗？写作也不例外，要掌握中庸之道。正好，对于我，这过程来得自然。因为，反之，怎么说呢，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那得多幸运，或不幸。而无非只是一种必须。就好像一个人他除了写作，其他什么都不会。他只会写作，不是吗？除了在写作这件事情上干得漂亮，别的，他也实在懒得去干（钓鱼除外，但钓鱼算不上是工作）。这就像从实际情况来看，写作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给生活带来的窘迫感必定远远多于幻觉中的辉煌。因为他浪费了一些东西。自由化的时间，那些原本必须要用来处理生活中那些杂碎的时间，他消耗掉了。事实上，阿什贝利说，诗人很少有时间，他们必须设法谋生。所以他就把自己调整到几乎随时都可以写作的状态。但他也会为了区区五美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去为《艺术新闻》杂志写评论。以他的性格，他不想因为什么都不去付出而穷困。但我想，这是他的事。事情总归因人而异。大概是长久躺靠在椅子上，感到了些许的累。我想着去床上躺着。不是睡觉，这还太早。还不到十点。这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间点。我通常要晚一些。即便那会儿已去床上躺着，看点影片，还是什么都不做，我都会去耗到半夜过后。那会儿是真倦了，也就自然而然昏睡过去。在一天结束前的夜晚，有两件事是我极不情愿去做的，动脑子和刷牙。而在夜晚，确实又不适合出门去散步。

 

　　我端着杯子，走去厨房烧水。路过客厅时，看见张临的背影。他跟座山雕似的蹲在椅子上，脑袋快要贴到桌面，不知道在写什么。妻子坐在他旁边。给，妻子转过头说，这个你拿去喝了。不像是在命令。她半举起桌上的那个盛着牛奶的杯子。怎么，我不喝牛奶的。我说。那也拿去喝了，免得浪费。妻子坚持说道。我说好的。我走过去，接过杯子。就这样，我的两只手都端着一个杯子。我走去厨房。在厨房门口那儿，看见墙上那部热水器显示屏上的LED温度显示数值，是57。停下，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好看的，走进厨房。我把自己喝的杯子放在烧水器下方接着，按下按钮。整个机器便亮了起来，在暗黑的厨房里发着泛蓝的微光。我把牛奶杯先摆在一边。接着走去洗手间刷牙。有什么问题吗？鸬鹚。除了最好去理个头发。望着镜中自己的虚像，我看不出他在望着什么。无非也是没有的。他举起牙刷，举了一小会儿，迅速刷起牙来。我尽量跟上他的节奏，让我们的动作出奇地一致。刷牙而已。随便洗一把脸，走出洗手间，到厨房端上杯子，穿过客厅，返回房间。

 

　　我把两个杯子摆在床头柜上。把烟缸和烟盒、打火机摆在一边。还缺少什么吗，也许少了一个橘子。但它不是必须的。我躺下，继续看那个不算长但似乎又有些过于漫长的访谈。我是说，我总是看着看着，就忘了前头说了些什么。但又不想从头去看，那里并没有需要去学习的东西。无非一点儿八卦，具体的写作困境，还有一些经验之谈。而对于这些，我自己已足够充沛。我快速掠过它们。在美国诗人里，我最喜欢的仍是贝里根，最爱。其次当然是奥哈拉，他对写作与生活的热情在我看来无与伦比。而且他是城市的。城市意味着文明。闲适，开放以及城市无非是美好的。我原以为阿什贝利也是，但他是一个乡村男孩。他曾对他的性取向感到羞怯。而他的伙伴、同行，奥哈拉就不会这样。他们是纽约的纽约派不是吗，他们在那种生活中。而写作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以前是知道的。

 

　　除非在特别的情况下，我一般不会在夜晚写作。我是在夜晚出生的，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在夜晚，我的脑路总是来得清晰。而那种情形下，反倒无法去写东西。傍晚，我急着想快些写完它，以及在接张临放学回来的路上，我仿佛就已经想到它的结尾。就在这里。但经过漫长的写作岁月的摧残（这个词于我是合适的），我已经不喜欢那些太过让人激动的东西了。我知道，此刻，它们就在那里。这里。我要不要起床，再次坐回到椅子上。我不知道。我想起晚餐的那盘土豆。它还是没熟透。妻子茱迪只是在回锅时加了一点孜然。

 

　　原载于《草原》2022年5期　责编：筱雅　（作家网编辑刘不伟发布）

 

　　作者简介：

　　张羞，1979年生于浙江嵊县。作家，诗人，继承了橡皮写作的风格并发展出一种介于诗与散文的“大写”式写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诗集与长篇作品。2020年，以长篇作品《鹅》获橡皮文学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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