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关于何也和他的小说的随笔
作者：青禾
我喜欢三角梅，喜欢她灿烂快乐，喜欢她充满生机，喜欢她随遇而安。她是生命，是青春，是希望，是温暖，是纯洁，可我就是没有想到她也可以是一片土地。所以，当我读到何也长篇小说《民间凶器》的这段话时，我的眼睛亮了一下：
“置身百漠关望向对面的三旗门，三旗门的地形酷似一朵三角梅。东峤山上的石晶门为朝上一片花瓣，桥西府西门和桥南的邸丹门为左右两片花瓣。花心是小姑桥头那棵老榕树，老榕树下那座小院子，小院子里那四间并排筑起的小屋。东峤石晶门住沈姓，桥西府西门住赵姓，桥南邸丹门住潘姓，唯独小姑桥头老榕树下那座小院子住了一户盖姓人家。”
这不是三角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小说的人物就是在这片闽南大地上展开他们的故事与命运。
美丽纯真的盖冬儿初中毕业回到盖家小院，她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变化，所有的故事也围绕着她展开。她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她小时候的朋友外号“八爪”赵东锋找到她。赵东锋是一个离开家乡闯荡世界的小坏蛋，他从来没有好过，小时候，他就喜欢“在冷不防间扒下盖子冬儿的裤子，并恶狠狠地拧了一把她白嫩的小屁股，然后张扬而去，让她骂他听不见，追又追不着”，读中学时便是该校“建校以来的第一打手”，而现在的名声就更不好了，说他是流氓歹囝一点也不过分。但他对她一片真情，她也喜欢他。他在她毕业的那天晚上在校门口等她，让她给他唱儿时的歌，并要给她1000元钱，她不要，他就用打火机把一张大票点燃，她只好暂时收下。她没想到她会用这钱买了一把刀子，她更没想到，她回到家时，会在母亲的床上看到赤裸的母亲与“表叔”潘景明。
盖冬儿的父亲已经去世。由于她的意外发现，母亲出走，从此，她和她的爷爷老盖九相依为命。老盖九是一个乡村老中医，有很高的医术和很好的医德，他乐于助人，救人无数，德高望重，他还有许多专治疑难杂症的家传秘方。
赵东锋诈骗，盗窃，抢劫，几乎无恶不作，最后死在警察的枪下，但他作恶的最初动因是出自于报复，向自己的亲生父亲——竞州城西街口百货商场的总经理万延伸报复。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老故事，二十年前，万某挑着货郎担子，到桥西府西门骗走了赵东锋母亲邵红辫的身子和她家的两件古董，由此发迹。二十年后，赵东锋用一尊假金佛骗走了万延伸的16万元。万总为了暗中调查（此案属黑吃黑，文物走私上不了台面报不了案），派他的雇员郭园回乡调查。
郭园是这个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如果说，老盖九是传统象征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新型人物的代表。他的成长有点传奇色彩，他的父亲“只是一个老实巴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农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种田人，二十多年前却能毫无怨言地、长期为一个挑货郎担的外省人无偿地提供食宿；还让他的儿子在上学之余陪伴这个外省人走遍附近村落去做买卖。当然，他没想到此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某一天得到回报，儿子高中毕业后便跟这个外省人到大地方奔前程去了。”十九岁的郭园跟着这个叫万延伸的外省人在国家第一批开放城市竞州城混了六年，“人生前四十年的功课，万总让他上了六年的速成班便毕业了”，他从万总那里学会了做生意，他却不固守老方法老经验，他善于学习，紧跟时代，他能敏感地捕捉商机，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用老盖九的话说，他是一个做大事业的人。他离开万老板自己创业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回家乡调查其实是他自请的，因为他从那个骗子的外号“八爪”中，已推断出，这个骗子的家，也许就是他的老家兜螺镇管辖下的三旗门。“八爪”在这里“通常是指手脚灵便做尽坏事的家伙”。
郭园回到家乡，他不可救药地爱上纯真美丽的盖冬儿。“盖冬儿的灵慧总是在轻松随意之间表现出来，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郭园认为一个人的通情达理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得有慧根才行，决非后天修养可以达到。”也许他对她的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但他的爱，很有分寸，很有手段，很理智也很商业。他是现代人，他的爱也带着那么一点现代的气息。正是这一点现代气息让盖冬儿有点动心有点着迷。可她始终不能忘怀赵东锋。可悲的是，正是她的爱，让赵东锋丧失警惕，最终落入警察的圈套。而这当中，郭园既是一个傍观者，清醒者，又是一个理智的参与者和客观上的同谋者，用郭园对盖冬儿的话来说，“本来我想通过你间接传递一些信息，好让八爪和虎头意识到危险而收心止步，岂料反而成了一道催命符……”
说一部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活生动、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故事情节环环紧扣、引人入胜似乎有点俗套，但我的确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概括《民间凶器》给我的印象。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的是小说的神秘色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风靡全国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他的魔幻而倾倒。其实，拉美有拉美的魔幻，中国有中国的神秘。文学的神秘色彩自古有之，只是后来被“革命”淹没而显得有点陌生。我在阅读何也的小说时，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明明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却无端地生出许多异象。生活中许多不可知不可测，许多变数，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许多实实在在而又不可解释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盖冬儿回乡的那一天，天降红雨，这是一件盖冬儿亲历的真事，这件事，见多识广的“正在东峤山上采药的爷爷老盖九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这件事在日后官方新版的《宾江县志》里也有了记载。接下来便是爷爷对盖冬儿讲的故事，故事有地理坟墓有风水，很神秘。我小时候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这神秘是气氛，是宿命。我知道，这神秘在古老的闽南山区却是一种存活于民间的抹不去的现实。当然还有赵东锋总是让盖冬儿唱的那些民歌，那几近谶语的歌词，无处不优美，无处不凄凉，无处不无奈。这优美这凄凉这无奈，无时不刻地使我想起细雨轻风中的三角梅，想起我儿时的漳州，想起我下乡的山村，想起生我养我的美丽而神秘的闽南大地。可以说，处处弥漫着闽南特有的神秘色彩是《民间凶器》的另一个特色。
有好几天的时间，我什么事都不干，就读《民间凶器》，我被故事与人物所吸引，我沉湎于小说的神秘之中，流连忘返。在某一个夏夜，当我终于读完小说，从三角梅一般的三旗门回到我的书房，面对吱吱作响的电风扇，不禁骂了一声，何也这家伙！
外表老实木讷的何也居然写出如此狡猾老到的小说，我不能不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何也站在你面前，你怎么想也想不出他是一位作家。整一个腼腼腆腆的小伙子，站在什么地方都不显眼。场面上人家介绍，这位是小说家、《南方》杂志主 编，他便一边羞羞涩涩地微笑着，一边把身子往后倾，仿佛随时准备逃脱。不是说作家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但像他这样的实在太少。
我和何也相识大概有二十几年了，第一次见面仿佛在东山，是《福建文学》办的一个笔会。笔会好几天，一直没有他的记忆，只记得在回漳州的路上，才说了一些话，知道他在平和一个很山的地方当小学教师，云霄师范毕业。不久，听说他从山里调到小溪（县城）一所很著名的小学（很久以前叫育英小学，以后叫实验小学，后来又叫育英小学），很为他感到高兴，便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他。他住在公园边一棵大榕树下一间很潮湿的房子里，当时刚发过大水，在墙上一人多高的地方还留着洪水的污渍。灯光昏暗，我看着那黄黄的一条线，有些伤感。他说，能从山里到城里就很好了。他的满足让人听起来有点心酸。后来，他到我下榻的宾馆去看我，给我带一包茶叶，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他便羞涩地笑着，反复说，山里的，家乡的。
从那以后，我便看他的小说，能拿到的都看。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很好，很地道，是有特色有思想的小说家。记得他有一篇短篇小说叫《丈夫》（这个小说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雾月星辰》），丈夫的妻子叫凌子，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当然，以后的日子或许凌子还是凌子。也可以说，以后的日子，凌子不再可能是凌子了。”对于小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尾。但我却笑了。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何也尽管还是何也，但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何也了。
何也向我走来，走进我的心里。
先是形式上的近，他从平和调到漳州，平时来往也多了起来。他到《南方》，我认为很合适，艺术上有眼光，工作上很认真，为人也厚道，唯一担心的是，人太老实，不善交际不会拉广告。但实践证明，他行。《南方》从季刊到双月刊，如今已经是月刊了。圈内的人都知道，如今办刊物，办得上上下下都满意，不容易。然而，他的主编当得静悄悄的，如果不看杂志上的名单，你不会把何也与《南方》杂志的主编联系在一起。如今市面上，编辑记者到处飞，一个比一个更像编辑更像记者。就不用说主编了。何也的静静得有些出奇，静得让我经常忘记他是一个文学月刊的主编。有时，他会对我说，最近有没有好东西，拿一篇过来看看，短的，不要超过1万字，要主流的。只有这时，我才想起，他的确是个主编，有那么一点主编的味道。
在我们的交往中，他一直把我当兄长一样地尊重，我开头不习惯，后来也就习惯了，想，反正我比他大十几岁，现在时兴讲年代，我是1940年代，他是1960年代。但我还是反省和检讨自己，是不是在无意之中表现出一种不应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也许在我的身上有不少世俗的东西，但这不是我的本意。在我的内心，朋友就是朋友，不论高低，不分贵贱。朋友当官了，还是当朋友看。同事进步了，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过去怎么称呼，现在还怎么称呼，因为在我看来，人还是原来那个人。何也是我十分尊重的人，他不但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有很多话说，有时出差，同住一旅馆房间，说着说着，便睡着了。表面上我的见识比他多，实际上他懂得比我多，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在山村当过知青，但真正让我懂得山村的是何也和他的小说。我经历“文革”，但真正让我理解“动荡”的是他父亲的遭遇。我自认为很豁达，而真正让我想得开的是他的人生态度。我有什么苦恼喜欢对他说，他静静地听，然后给我许多忠告。有一次，我把创作中的困惑告诉他，他便给我出了一个点子，我按他的点子做，果然灵验，连续发了几个中篇小说，有一个后来还在省里得了奖。我说你的点子实在好，他说，那是你自己厉害。
有一天晚上，我们聊起他的《民间凶器》，提到老盖九的药方，我说那些药方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拿到药店抓，只要抓全了，对症了，就能治，药到病除。昏黄的灯下，他的脸部表情既神秘又真诚，仿佛真有人想拿他的方子去治病。我由此想起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名镇一方的老中医，也是祖传的，他以前还说及小时候，他曾经把一些现在看起来很值钱的小古董当玩具。老盖九也许就有他父亲的影子。我又由此想起《红楼梦》的药方，听说有人专门研究过那些药方，是真能治病的。这么想着，我的脑子便有些云来雾往，扑朔迷离，小说和现实都分不清了。说《红楼梦》的药方是真的，能治病，能强身，好，让你吃一下薛宝钗的“冷香丸”，吃一副林黛玉的药方子，敢吗？别人不知道，我是不敢的。同样，对于何也小说中的药方，也是只能看，只能想，看出其中的真实，想出其中的奥妙，真拿来吃是万万使不得的。然而，当我面对何也那真诚得让人迷幻的脸，一时竟有些茫然，耳边突然响起一句话，这话来自遥远的西方，一个叫门多萨的大记者说，“我觉得，他有点像巫师。”他说的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何也，他说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私下里想，出生在闽南山村，放过牛种过地，当过乡村教师，懂一些医理，偶尔来一点风水，对某人的脸相发表一点评论的何也，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云里雾里的，让人看不明白？
何也的确有点山，有点土，有点让人弄不明白，他从没有正儿八经地穿过一套西装，也不吃肯德基和麦当劳，但你绝不会想到，他的夫人是一位出色的英语教师，他女儿的英语水平足以和来自纽约的小洋妞平等对话。在这个数字化后工业化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何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个永远的古典问号。
六年前，继小说集《雾月星辰》之后，何也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叫《大地粉尘》。对于何也的小说，我历来不敢怠慢，书一到手，我便一篇一篇地来读，从在没有寻找和寻找的日子里开始，恶魔时代，在大地上，雾殇，伤心小罔楼，盖三，情归何处，玉簪劫，蔓延，女人是水男人是船，贼骨祁旺根传奇，越读越有味道。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生动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他不但善于写现在，还善于写从前，写那早已逝去的年代和故事，写得那么有趣，悠远而发人深思，就像他在《玉簪劫》的题记上写的那样，“故事已经久远，天道人心犹存。”
何也在挖掘过去方面是个天才。我一直主张小说是记忆碎片的重新组合，而我自己却没有何也那样成功地组合过，他是用一种深邃的思想，用一种平和和宽容，用一种内发性的粘力来组合，他与他的人物是心心相通的，他先走进他的人物，然后再和他的人物走回从前。他用现在观照从前，所以把从前写得更像从前了。他的小说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从前去认识从前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才去解读从前的。一个叫诺曼.梅勒的美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有时，你的手会写出一句句子，真实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何也在创作中有没有这种体会，我却时时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这种“真实到连自己都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感觉。
对于何也小说的这种感觉，不单单我，天才如海迪，先锋如叶子，执着如安琪，都有同感。有一次安琪告诉我，没想到何也小说写得这么好，好得我都想写小说了。安琪，何许人也？乃名噪当今文坛之“中间代”代表诗人也，头上还有一顶“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的桂冠。此人才华横溢且心志高远，难得说别人的好话。我说，你投降吧，诗不能写一辈子，小说可以。她说，有何也在，不会有我的位子。我笑了起来。她年轻，比较在意位子。显然在远离文化中心的漳州是不会有什么位子的，所以她到北京发展去了。和她相比，同样年轻的何也没什么雄心壮志，似乎心甘情愿老死漳州。他安安心心地在漳州吃饭，睡觉，安安静静地在漳州敲电脑，该写什么写什么，该怎么写怎么写，一切顺其自然。何也写小说，有时写有时不写，兴致来了，一下子可以连写七八个短篇，没了兴致就不写，泡茶聊天，悠哉悠哉。写了东西也不急于拿出去发表，把它们放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高兴了，就泡一壶“白芽奇兰”（这是他家乡的名茶），从抽屉里把小说翻出来看看，挑一两篇寄出去，而寄出去的大都能换成人见人爱的人民币，美其名曰，稿酬。所以，他寄出去的稿子大都是一些旧稿，就是他2012年出版的《民间凶器》，实际上也是多年前的旧作，足见他不会赶时髦，行为有些落伍。当然多年前的作品今天看来还十分适时而有趣，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点不合时宜，要是把他和他小说中的郭园相比，那就更惨不忍睹了。
和何也交朋友的唯一遗憾是他不会喝酒，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情境在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朋友们相聚，他总是静静地微笑地看着别人觥筹交错，海阔天空，“起坐而喧哗”。偶尔，他也伸出筷子，夹一点青菜在嘴里嚼着，而眼睛始终是真诚而专注的，仿佛在同享别人的欢乐。有时，他也会举起酒杯，向别人敬酒，却没有祝酒辞，杯子里的酒也是假的，大都是有色的饮料。朋友们也不计较，所谓假酒真情在他的眼神和微笑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再说什么就显得见外了。何也也不强人所难，总是说，随意随意，随意就好。而被敬酒的人就说干了干了，大家都干了，表现得十分哥们，十分豪爽。
何也在朋友当中，是一个静悄悄的存在。
何也在他的第三本小说集《饥饿的皮肤》后记中这样写道，“把作者发表在各地文学期刊上的小说收拢来编成集子，在此过程中，这些小说首先和作者本人产生对视……作者已经把它们当作朋友看待了。作者可能会在文字上对它们作个别的修改和润色，甚至更换其中几篇小说的标题，但作为整体，它们已是一种存在了，已不容作者有何非分之想了。”我想这话说得很实在。作家的作品，是作家心灵的现实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最近几年，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文学边缘化。但是，边缘化再怎么“化”也“化”不了边缘的存在。更何况，从历史和文化层面上看，文学是不是边缘了，还很难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读过一个美国作家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直让我不能忘怀，“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无论在哪一种艺术中，时代生活从来也没有得到如此充分的表现；二十二世纪的评论家们，在回顾我们的世纪时，在力图恢复我们的文明面貌时，为了发现我们的精神实质，他们将不会专注于画家、建筑师或戏剧作家的作品，而将注意小说家的创作。”是的，这话说得有点过分，有点狂妄，有点夸张，甚至有点自恋和老王卖瓜。但是，我们顺着这样的思路说一句这样的话，我想应该是不过分的，当我们想了解闽南，了解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漳州底层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精神实质，何也和他的小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我以为，民间凶器和大地粉尘的名字起得好。我曾对何也说过，我不会给自己的小说起名字。他说他会。果然。
如果说大地粉尘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那么民间凶器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希望。泥巴是带水的粉尘，粉尘是去水的飞扬的泥巴，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谓的芸芸众生。
何也是安静的低调的。他把自己的小说当大地中的粉尘，而他这个人也有点像大地粉尘。在当今物欲横流，金飞银荡，动不动就包装，动不动就炒作的世界里，谁想当粉尘谁想当泥巴？我想大地的粉尘却值得当，来自大地，回归大地，默默无闻，自由自在。生活中最不起眼的东西也许是最永恒的。
何也出身农民，他一直没有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没有离开生他养他的这一片土地，他用农民一般最朴实的方式生活，用农民的眼光观察，他能捕捉到所谓知识分子们捕捉不到的活生生的细节，他能体验各种各样农民（包括小市民，在我看来，漳州的小市民大都是进了城的农民，或者是进了城的农民的儿子和孙子）的心理活动。但他却没有忘自己的是一个作家，一个身处改革大潮的当代作家，没有放弃一个作家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理论的，雄辩的，张扬的，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根植于本土的执着与感悟。对于一个作家，我认为，这种执着与感悟比纯理论的思考更有意义，更鲜活，更感人，更长久。这种思考不是“理论”，是创作，这种思考不仅体现在作家的叙事中，更多的是体现在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当中，是在人物的心灵与不经意的言行当中，在作家所营造的作品的总体的氛围当中。在我看来，《民间凶器》就是作家最近的思考，郭园是，盖冬儿是，老盖九是，万延伸是，潘景明是，赵东锋也是。那一片充满生机而神秘的土地和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幸福与痛苦，他们的探索与烦恼，就是作家的思考。这种思考是来自作家的心灵，更切确地说，这种思考实际上是作家与大地与生他养他的人民的一种息息相通。这种思考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它要求于作家的不是单纯的学识与素养，而是一种本质的驱动，一种发自作家心灵深处的呼喊，一种与大地，与人民真诚的共鸣。在我看来，有的作家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呼喊和共鸣。这也正是我对于何也深感佩服的地方。
漳州是一个出小说和小说家的地方，何也无疑是其中一个出色的代表。作为朋友，我们有理由对他有更高的期待，期待从他那三角梅一样美好的三旗门大地上，悄悄地走出更多更美的漳州人。
青禾青禾，本名黄清河，生于漳州，祖籍永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6年高中毕业于漳州一中；1969年至1970年在长泰枋洋内枋插队；1970年月12月至1990年7月在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漳州公司工作，历任工人，公司宣传干事，党办主任，政治处主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90年8月至今在漳州师范学院工作，历任中文系写作教师，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院人事处处长，院闽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载《闽台文化交流》2007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