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东方睡狮是什么时候醒来的
 
曹怀新/文
 
在中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二位的时候，有人有提起了拿破仑的“睡狮论”，说是醒来的狮子让一些人不舒服了。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那么，中国这头睡狮是什么时候醒来的呢？
 
有一天回家的路上，见一老人路边摆书摊，其中有半套川大新闻学院教授靳明全的《攻玉论》。一问，这套书共是四本——ABCD，地摊上只有B和C。随手翻了翻，是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政治人物卷和军事人物卷，拿回家每天睡觉之前闲看。这是一部史料类的图书，联系到以前读过的有关清王朝及乾隆皇帝的史料，由此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这头睡狮是社么时候醒来的呢？有人说是鸦片战争（1840），也又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而我个人觉得，真正醒来的时间应当是中日甲午战争。
 
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真正震动了清廷，也震动了整个中国。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居然打败我天朝大国，弄得割地、赔款、丧权，受辱。甲午战争使中国人猛醒，愤而喊出救国存亡的口号，而如何走上救国存亡的道路，朝野呼声最高的就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清晚期掀起向外国学习、出国留学，培养救国人才的热潮。
 
由于败得惨痛，挽救危亡心切，因此向别人学习的动机也就带有了急功近利的色彩，希望速成，学来就用。人们看到，日本本是中华文化圈范围的小小弱国，其首相伊藤博文，不过是20年前留学欧洲的学生，他们“分诣英、法、德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治一改，雄视东方”（张之洞语）。康有为也大力提倡派人留学日本“惟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历东游，速成尤易……昔日本变法之始，派游学生于欧、美，至于万数千人，归而执一国之政，为百业之师，其成效也。”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说的更明白，“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治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在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下，一大批士人东渡日本，甲午战败后的这一次出国留学热应当说是近、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出国潮。其特点：学以致用，重在速成。无论政治、军事、工商，农矿，无不如此。
 
 20世纪初的15年间，去日本留学的人们，其学习的各个学科都是速成教育，多则三年，少则半年。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对救国人才需求的急迫性。在这样的环境下，留学的人中，已获进士功名而放弃官职的人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当年科举的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有资料显示，仅1906年，就有进士馆的95人赴日学习，从日本法政大学的速成班毕业生名单中可以看出，癸卯科进士33人（1903），甲辰科进士73人（1904）。1904年的殿试，进士出身的汤化龙、沈钧儒，都是这一时期留日的学子。
 
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的近代史，特别是清王朝覆亡的前后，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沉睡了1000年，甲午战败才被彻底惊醒，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于仓促之中，向外国速成学习，以求挽救亡国的命运。要说清这一点，我们的目光不仿回溯到18世纪。在此之前，中国这头狮子睡就睡了，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超越中国，更不可能战胜中国。而18世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生重要变化的世纪，是蒸汽机时代的开始。我们这头睡狮在这重要的时代却是睡着过来的。
 
18世纪，中国曾有一次与西方诸国同步走上现代化的机会，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失去明朝初期向资本主义过度机遇以来，最后一次机会。
 
1792年，英国组建了一个访华使团来华，这是英国的第一个访华团。目的是拜访古老的中国，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欧美国家在18世纪冲破封建，飞速前进。以蒸气机问世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天文学、地质学和电学学说的产生与利用，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使人类走进了近代科学社会。这期间，在法国先后出现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美洲大陆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和继之而来的美国独立，震撼了西方各国的封建统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访华团满载着一船的礼物和希望，来拜访我们这个东方大国，这本应是一次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进步潮流的重要契机，可是，当时的乾隆皇帝却端着天朝上国大皇帝的架子，斤斤计较于来使行不行跪拜礼，以至于将对方提出的无论是否具有建设性的请求、意见，一概驳回，依然把国门关得铁紧，使中国轻易丢掉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英国人赠送的礼物中，有利用当时最新科技制造的与地球对应的星座仪器、有聚光能力很强的放大镜、有小型火炮等等，其中有一艘配备着各种口径火炮的皇家号战舰模型。在英国人为乾隆组装和演练的时候，乾隆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是莫测高深。可是，我读着这些史料却可以断定，那所谓的莫测高深的背后，决不仅仅是出于自大的不屑，而是深深的忧虑和恐惧。但是，乾隆皇帝仅仅秘谕海防，谨防英人在离开的时候对我海岸进行攻击。然后便自我安慰地对臣下们讲，西人的东西不过如此，关起国门依然故我，夜郎自大。
 
英国人平静地离去了，他们看透了中国的虚弱，形容我们是一艘庞大的破船，之所以没有沉没，是因为水手们十分尽责，这艘船是不堪一击的。四十八年之后，英国人的军舰再次到来时，他们没有再带着礼物，而是鸦片和炮弹的轰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在船坚炮利的侵略者面前吃了亏，但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外国军事的发展及侵略扩张政策茫然无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六七年，有人奏请清廷，应及早防范英国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咸丰帝对此却不做理睬，决策者不但不做军事准备，反而担心英国猜疑“致启疑衅”英国军舰驶入珠江内河，两广总督叶名琛还以为英军是虚张恐吓，不必担忧。当英舰炮击广州之时，叶名琛还深感奇怪，英国人为什么要动兵兴武？由此可见，清廷上下和平麻痹思想已达极致。不言而喻，这种和平麻痹、自欺欺人的愚蠢表现的根源，是朝廷上下，官僚内部的腐败无能，贪图享乐。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清王朝决策者更加变本加厉地“享受太平”，慈禧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筹备六十大寿的庆典，而对日本的寻衅能忍则忍，一忍再忍，客观上形成了日本必战，中国避战的军事态势，则失败已是不可避免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惊醒了中国人，也惊醒了清政府中一部分决策者，富国强兵，要先从人的思想意识上下手，说到底，要从人才上着眼。如此大国，要变革，所需人才岂止十数百人，向西方学习、向战胜自己的日本国学习，大批中国士子跨出国门留洋海外。这是中国挽救危亡的补课，15年间仅赴日本的留学生就有数千人之多。虽然是速成教育，可他们毕竟受到了近、现代主义思想的熏陶。但是，也不得不看到，对于清王朝来说，这次临时抱佛脚的式的补课，为时太晚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在酝酿，赴日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埋葬封建王朝的革命志士，周维桢、邹容、陈天华、章炳麟 宋教仁、陈其美、黄兴、吴禄贞、蔡锷、董必武、李大钊、周恩来、阎锡山、蒋介石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留日学生的佼佼者。日后，他们许多人学成归国，都为中国的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却早已不是为清王朝所用。
 
正是由于清王朝在鼎盛时期紧锁国门，看不到世界未来的发展，不具有社会发展的前瞻意识，以致使人才教育依然按照千年以来的传统模式延续了近百年，直至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才致猛醒，导致了20世纪初的留学热潮，特别是赴日留学潮。这是一次“恶补”，也是制定发展战略必须具有前瞻性的不可多得的历史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