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祖籍陕西，却生于青海，也成于青海。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他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昌耀评传》，而他与昌耀，也像是独属于青海的一对诗歌赤子，不过一个专责于诗歌的创造，另一个则专责于这种创造的阐释与传播。虽然燎原诗歌批评的主体，是在1992年调入威海后展开的，但其早期的诗人生涯和大部分的诗学资源都与青海血肉相连。
 
　　本文开篇即从《昌耀评传》谈起，并非认为他的另一部专著《海子评传》就不重要，而是就笔者的阅读感受来看，类似的评传将来也许还有人能够写出，但《昌耀评传》则再难有同等分量的作品。因为对昌耀的研究起码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特定的历史和时代。奠定了昌耀诗歌底色的那些作品，产生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这一特殊的时间段，后辈学者已很难跟燎原一样具有同样的历史亲历感。二是对青藏高原的地理感受。三是对昌耀个体的生命经历和历程的史实性发掘。这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愈加困难。四是对昌耀写作成长过程中隐秘的诗歌资源的发掘，比如昌耀早期的诗歌阅读对象及其来源等等。五是对昌耀诗歌文本独特的个人体认与解读能力。今后的学者，想要同时具备这五个方面的条件，概率可以说微乎其微，但燎原全部具备。由此观之，《昌耀评传》的独特价值不言而喻。
 
　　其实《海子评传》的写作，也同样涉及到这些要素，比如对材料的搜寻、发掘功夫和使用能力，他自身作为诗人对诗歌的感受与解读能力，尤其是对海子置身的壮怀激烈的八十年代诗歌现场，身临其境的叙事。因此，这部评传一问世就广受欢迎，在它的第一个版本《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之后，又有《海子评传·修订本》《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海子评传·最新修订版》共四个版本。这在当今的出版史上，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纪录。
 
　　下面，我重点谈一谈他诗歌批评方面的几个特色。
 
　　首先，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总体认识是全面、深入同时又具有个体的独特视角的。这为他撰写这两部评传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比如，燎原除了写有大量的当代诗歌批评的单篇文章外，在完成这两部评传之前的1997-1998年间，《星星诗刊》就连载了他的《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并授予他1998年度“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评论奖）”。限于刊物的篇幅限制，这十二篇文章大约都只在三千字以内，但它们却像一部微型的诗歌断代史，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当代诗歌自“朦胧诗”发轫以来的主体架构，可以帮助读者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当代汉语诗歌的基本脉络和其中的关键性诗人与诗作。视角独特，选择精准，评价精当而且深入。这样的短文写作，对作者的要求极高，类似一种高难度的极限运动，但他最终的完成度得到了诗界同行的普遍认可，所以《星星诗刊》的授奖词给之以“拨冗去繁的诗学蒸馏”这样的评价。完成“十二书”之后，燎原又扩大了诗歌史论的范围，投入到《中国新诗百年之旅》的写作，同样是十二篇短文，但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即选择不同时期或流派的代表性诗人作为线索，串连起一部百年新诗史。“十二书”和“百年之旅”是对百年汉语新诗一次全面性的扫描，燎原籍此也完成了自己对当代中国诗歌“地图”的绘制与存盘。
 
　　其次，燎原的诗学理念是包容性的，决不因为个人的审美偏好而限制论述视野，或者对某些诗歌流派或创作倾向，进行超越历史条件的轻率否定。从燎原选择海子和昌耀两位诗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可知，他对诗歌的鉴赏眼光极高，对诗人的精神品质也有更高、更纯粹的标准。但是在进行诗歌史的爬梳和历史评价时，燎原显然又摒弃了纯属个人的立场。比如，在“十二书”中，他对新时期诗歌各种突出的创作倾向都进行了客观的历史定位，并没有单纯囿于自己的口味。对“朦胧诗”的意识形态性书写、文化史诗、女性主义写作、城市诗、口语诗、纯诗写作等等，他都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多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富有洞见和前瞻意识。比如他极具洞察性地辨认出了“埃利蒂斯之于杨炼，《悬棺》也折射着圣琼·佩斯的浓重投影”[1]，以及廖亦武《死城》《黄城》系列“在与惠特曼相反的方向上，进入了艾略特的《荒原》和卡夫卡的《城堡》图景”[2]，这里面牵涉的诗歌知识之广、所需要的判断力之敏锐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是写作的态度。这一点其实牵涉很广，包括对材料的挖掘、行文的风格、判断及其表述的语调与语气。燎原的写作在这些方面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兹举一例，写作《海子评传》时，他敏锐地注意到海子在生命的最后一两个月，高密度地写出了一批与太平洋有关的抒情诗。其中缘由何在？燎原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考证，“在经过反复的琢磨推敲后，我隐约感觉到它与海子的第一个女友B有关。也就是说，B于几年前毕业去了南方后，此时很可能又去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而海子走火入魔般地写下这批诗作，则潜含着他临终前诸多头绪交织纠缠的绝望，包括对于B的灼烫心念。但这个推论是真的吗？经过曲里拐弯的电话追寻和线索梳理后，我最终把电话打到了B在内蒙古某报社的姐姐的耳边。然而，对方一听到是海子的话题，立时戒备了起来不愿多谈。于是，我向对方介绍了B在这部书中激发了海子写作的基本形象，现在仅只求证B是否在××年去了美国。对方似乎因此才放下心来，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一悬疑也随之水落石出。[3]”再如，关于昌耀诗歌语言的古奥风格和穿插其中的民歌俚语等问题，燎原在《昌耀评传》第一章对于其私塾学习的经历和第四章搜集整理《花儿与少年》一书过程的叙述中，给出了源头式的回答。在这方面，燎原所下的功夫的确为当代诗歌批评和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第四，是对诗歌本身的感受力与认知力。撰写诗人评传，必定涉及到对诗歌文本的分析，这方面的能力稍弱，就会导致对传主评价不当，分析结论也无法说服读者。正是燎原本身的诗歌写作经历和诗学修养，保证了其分析的有效性甚至是经典性。1989年，海子意外身亡，一时之间，许多诗人在并未能对其诗歌有全面认知的情况下，却从他的短诗中注意到一个“麦子”意象，从而以大量的仿作，掀起一股麦地诗歌的狂潮，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但燎原却在写于1989年底的《孪生的麦地之子——骆一禾、海子及其麦地诗歌的启示》一文中，将海子、骆一禾笔下的“麦子”与凡高笔下的“向日葵”相提并论，“中国的向日葵——麦子，是被众多醒悟了的青年人寻找，而由海子和骆一禾最先找到并且说出的，由这个词延伸开去的村庄、人民、镰刀、马匹、瓷碗、河流……的意象系列，现在时态中为这一朴素之流照亮的对良心、美德、崇高的追认与进入，几乎囊括了中华民族本质的历史流程和现时的心理情感，从而成为中国人的心理之根。[4]”这种力排众议式的对海子、骆一禾诗歌所发现的“麦子”意象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诗学的象征价值的肯定，至今仍然像一颗诗学的钻石熠熠生辉。另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是关于海子系列长诗《太阳七部书》的评价问题。从海子在世之时直到现在，诗歌界对他长诗的评论都是持否定意见者多，但不管是肯定或否定，对其具体文本的分析阐释一直未能有效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海子评传》的相关部分无疑是最早也是最具深度和有效性的研究。这一研究所需的历史和文化跨度之大、驾驭之难，或许正是让一般的评论家望而止步的主要原因。所以，燎原以其勇气和胆识，对这一领域首次进行的深入解读，无疑是开创性的和启示性的。他说，与海子早期的麦地、村庄、草原主题的诗歌不同，“这个《太阳七部书》却以其不可登临的高度，拒绝了摹仿。从俗世的角度上说，拒绝摹仿就是拒绝了自身影响的传播和扩大；而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拒绝摹仿就是对自身高贵品质、神性品质的保持。一切伟大的作品，具有神性品质的作品，都是不可被摹仿的；由于远远超出了一个时代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因此，它们在自己的时代又是孤独的。[5]”
 
　　第五，燎原批评的文体特征。燎原的两部评传销量都很大，前边已经提及，《海子评传》共有四个版本，而《昌耀评传》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首版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修订版”两个版本。作为批评性著作，能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和如此多的读者，是非常罕见的，而当代的许多学术论文，除了刊物的责任编辑之外，根本无人问津。这里面的原因虽然不完全是文体问题，但跟文体风格的关系极大。燎原的作品跟一般批评作品不同的显著特征，正在于他很少用体制化的学术腔来写作，不像绝大多数的学术论文那样，完全是一种概念和观念的堆砌，空洞无物，读来味同嚼蜡。燎原的文章无论长短，采用的都是鲜活的个性化和诗性语言，正如韩作荣先生在为《昌耀评传》所写的序言中注意到的，“书中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揭示，细节的捕捉，令人入脑入心，意味十足。更为难得的是充盈的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评’与‘传’的浑然一体，让这部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既色彩斑斓又深入诗的内部与人的内心。”对此，韩文还列举了数个生动鲜活的实例进行了具体说明。个人认为，这种文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燎原作为一个诗人的语言修炼，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乃是从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如果没有和海子一样对大地的诗性体验，和昌耀一样对西部高原感同身受的灵魂契合，是断然写不出他笔下那种既切合论述对象的真实生命又摇曳生姿的文字的。其实燎原也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却与此后的“博士型科班”迥然不同，他的学术之路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自觉而不是教育过程的惯性延伸。今天的学术出于体制需要，批量生产合格的学术从业者及其教育工具，以一种规范的学术论文体式培养了大批“学人”，但是，体制性教育可以教会论文制作的标准程式，却基本无法教会一个人怎样有效地感受一首诗歌的内在生命和美感。无法感受，则更无以言说，只能以一种新的“洋八股”样式炮制论文。相对于这一体制性的论文体，燎原的批评文体，正是一种对峙性的有力存在。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燎原先生的朋友，我觉得这位兄长般的学人无论是作为一位诗人，还是作为批评家，既是孤独的，显然又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个体生命跟他所热爱的诗人昌耀一样，同时被辽阔的西部高原和汉语诗歌的高原双重占有。
 
　　2019年12月15日
 
　　注：
　　[1][2]燎原《原生文化中的“史诗”高地——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之二）》，《地图与背景》，作家出版社，2003年5月，第120、121页。
　　[3]燎原《经典性作品也在检验阅读者的资格——答<延河·绿色文学>“名家现场”编辑李东》，载《延河·绿色文学》2012年第10期“名家现场”。
　　[4]燎原《孪生的麦地之子——骆一禾、海子及其麦地诗歌的启示》，《地图与背景》，作家出版社，2003年5月，第2页。
　　[5]燎原《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4月第一版，第318页。
 
　　作者简介：
　　向卫国，诗人、诗歌评论家，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副院长。
 
　　原载《诗林》2020·3期《今日批评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