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和废除，或机械形式主义

——刘不伟的《CHINA·Buweida》

 

作者：赵卡

 

　　就像臧棣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协会”和“丛书”诗篇，刘不伟将“拆那”授予了形式主义的力量，但他们是两种人；臧棣的严峻敏感适合重新定义诗歌，刘不伟则如雨果写过的那类臭小子，“调皮搀进理智，有时增加力量，如同酒精搀入酒中一样。”在他们看来，对风格的痴迷并不值得惊诧，诗写的合法性出于形式观念的需要，拆解和废除诗歌中的一些绝对性，正是他们重新建立的神话，题材向纵深处掘进，规模上变得大了，不受限制的形式主义另起炉灶。

 

　　对于刘不伟的《CHINA·Buweida》这本制作精美的黄皮小册子，我本打算引用一些批评术语，以佐证我的观点，它是坚决的反诗意的文本集成；但当我看到他的一首题为《拆那·诗歌批评家》时，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打算，因为，他在那首不无讽刺的诗里罗列了10条当下诗歌批评家的征引流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荷尔德林说得好”，“博尔赫斯认为”，“柏拉图不这么认为”，“海德格尔语重心长道”，“马尔库塞的观点是”，“萨特一语中的”，“布罗茨基语出惊人”，“弗洛伊德有先见之明”，“本雅明的这番话值得我们深思”。我觉得刘不伟的这首诗值得我们深思，他应该解救一些银样蜡枪头的诗歌批评家。他的类似诗篇很多，主要是在形式上，他总是与风格融于一身而不是警惕两者之间的间隔，他惯用不规则的词，名词和形容词互相僭越。于刘不伟而言，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他那里彻底变了样。我粗读了一遍，该怎么说呢，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这种古老的艺术似乎从来没有像刘不伟那样走向了机械般的极端主义，不是过度矫饰的那种样式主义，在严肃的语法学家看来，刘不伟不合书写的规范。即使他的清晰有目共睹，即使他从无晦涩，但他太疯狂了，太做作了，也太粗粝了，如果说诗歌还要遵循基本的章法的话，刘不伟只是一个难以辨别类型的例外。

 

　　“拆那”，这个含义含混的词等于专为刘不伟诞生的一个标签，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可以发现他的佯谬的一面，他本着化解冲突的善意出发，最后往往成了挑事油子；“拆那”在刘不伟那里还有一个意义，便是他的推倒或抛弃，也可以说是拆解和废除，任何事物，凡是和这个狰狞的词搭上了关系，必将被褫夺一些什么东西；“拆那”即风格，刘不伟每冠一首诗以“拆那”时，他的风格便变成了宣言那类的样式，循着既往的惯例，他大肆铺排某种场面，不惜夸大了他的书写模式，句子松弛，插科打诨，他可能从未意识到要避免他的意志的缺陷；甚至可以这样说，刘不伟的“拆那”系列似乎根本不在乎语言的复杂性，他过度依附于他的机械形式主义，即便他的自我解嘲，莫不是如此坚定。

 

　　“废话”诗人里的真正现实主义者，我是这样定位刘不伟的，他的那些貌似荒诞不经的诗篇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当下庸俗不堪的生活，甚至连喘息都是粗鲁的，诗歌的传统尺度被他弄得支离破碎。比如，他的《拆那·花园路人咬狗事件》是荒诞的；他的《拆那·老虎老虎鸡》是谐谑剧；他的《拆那·什刹海，风波》有血腥，他的《拆那·燕郊拆那》是乱炖，他的《拆那·一个人的卡拉OK》多么孤独，等等。刘不伟的“拆那”给人一种DV电影效果般的真实感，这不算出人意料，也就是说，他的那些带有荒诞意味的事件被作为诗歌书写既不缺乏张力，又可能会被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想批评他的会大有人在，他的唐·吉诃德式笨拙和疯狂必然引人发出嘲讽的笑声，如果是那样，我们还是原谅他吧，在这个艰难时代里，我们其实和他一样都承受着恐惧的精神折磨，他是这个缺失尊严时代的见证人之一，他的证物是“拆那”。

 

2013-8-24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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