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存在一个理由

——写作的意义之我见

 

作者：倪章荣

 

　　一位相识三十多年的朋友将他的长篇小说送与我已经有些时日，曾经答应为他写个短评的，一直没想好该怎么谈，因此迟迟不曾动笔。今天突然想说几句与作品关系不大的闲话。

 

一

 

　　由于自媒体的普及，写作变得十分容易和随意，更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物质世界的无穷魔力，让写作者迅速边缘化。可是，严肃认真的写作，仍然值得我们尊重。我这位朋友就是一个让我油然而生敬意的写作者。四五十年的时间，从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每年都有新作出现。年逾七十之后，还出版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记得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交谈，朋友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文学，偶尔还会把他的得意之作发给我欣赏。就算没有地方发表，他也依然孜孜不倦地埋头写作。这是一份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热爱，这是一种用生命和汗水抒写的坚持，这是一个诚实和负责的人格的真实写照。

　　我曾经认识几个写作者，在相当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下一直以文学为伴，发表了一篇短文、一首小诗也兴奋不已。那时候刚刚结束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文革时就开始了写作，他们曾经在文章里、发言中不停地表达对文学的“忠贞不渝”。文学没有辜负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因为文学而解决了工作问题，或因为文学让自己有了名声，或因为文学让他们得到了更快的进步。可是，当他们当了点小官发了点小财之后，便远离了文学，甚至还不仅仅只是远离文学。如果你承认才思枯竭、写作于自己不过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倒也情有可原。谁不想摆脱生存困境、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呢？可是，一些人无情地抛弃在困境中助过他们一臂之力的文学之后，还对文学和文学写作者投来不屑与轻蔑的眼光。那种眼光让我感到了无法稀释的浓厚悲哀，不是因为坚持的愚蠢，而是因为丢弃的浅薄。显然，我这位朋友不是这样。

　　朋友的长篇小说其实带有很重的自传色彩，主人公的身上有他的很多影子甚至烙印，那种活着的心酸、痛苦、无助、煎熬，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作品真实地叙述了中国农村人几十年的苦难历史和非人境况，这是一种对历史、对自己负责任的写作态度。小说里面的情节也十分真实、自然，让人特别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只可惜，作品缺少了一样东西——思想。他给我们呈现了苦难的历史，却没有让我们知晓和领略苦难来自何处以及人类的普遍追随求是什么。我们的很多作品甚至包括一些优秀作品都缺少思想。我以为，文学作品是不能没有思想的，尽管思想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但总不是人云亦云，紧跟形势，更不是空洞的大道理。文学在写人写情的同时，还应该传递某些信息，比如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再比如对真相的探究和真理的追求。很多作家包括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都缺少了或者说忽视了这些元素。好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托尔斯泰那些冗长的让不少人都觉得啰嗦的文字为什么会得到那么高的评价，在世界文豪排名榜上托尔斯泰一直名列前茅，在近现代作家排名榜上托翁几乎都是世界第一。世界上比《战争与和平》、《安娜.卡拉妮娜》、《复活》精彩的故事不计其数，为什么读者对他的叙述情有独钟？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有深刻的思想。他的作品给我们一种超越了阶级、政治、宗教、文化的大爱和悲悯。他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去解读社会，去试图唤醒人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终极关怀。因此，他的作品才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悲惨世界》给读者留下的最重要的信息并不是曲折的故事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是忏悔和宽容的价值观念；《静静的顿河》所展示的也不仅仅是哥萨克人的勇猛和顽强，而是对生命的惋惜与尊重；《百年孤独》在别出心裁的叙述形式与荒诞离奇的故事外表下，所表达的重点则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与不可思议。当然，作为文学作品，首先必须要有美妙的语言、精彩的故事、新颖别致的细节，否则就不能承载思想的重量。但是，仅仅有好的语言、好的故事、好的细节，哪怕很有些感人，我个人认为也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作品，其质量和生命力都会大打折扣。然而，思想必须是自己的至少是自己认可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向读者灌输别人的思想甚至是连自己也不认同的思想，这种写作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不说你写的这种东西成不了经典，就是获得了什么奖励，那也不过是虚名而已。读者和大众不会真正认可你。我见过不少的写作者，他们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一切从政治需要和风向变化出发，故事的展开、人物的塑造、情绪的抒发，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种技术活。这样的写作者，不论他们写出了多少作品，获得了多少荣誉，实质上意义不大。还有的写作者，他们习惯于写一些貌似深刻的作品，好像是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对一些题材和人物进行再挖掘，实质上，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思想、观点，毫无新意，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或者说换了一些词语而已。这种写作的危害性很大，它让写作变成了机械运动与虚假陶醉，失去了写作的本来意义。

　　记得若干年前，有位著名散文家出了一本散文集，希望我写个短评，我立即便答应了。因为他过去当主编时曾经帮助过我，发过我不少作品，人不能不讲感情。然而，当我读过他的散文集之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原因是我不太喜欢他的这些散文，他的大多数散文太高亢了，歌颂大好形势、伟大成就、美丽山河不是不可以，但作为一个有些名气的老作家，不应该只是把写作停留在表面的歌功颂德上，应该对社会对人性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不想说违心话，可是又答应了人家，人不能言而无信。我在矛盾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每当这位老作家打电话问我短评写得怎么样了，我总是找各种借口搪塞，也曾在电脑前敲打过若干次，却只写了几十个字。直到三年半后他的散文自选集出版，我才决定按我对散文以及文学的理解去评价他的作品，短评的主要篇幅都在表达我对好作品的定义以及思想的重要性。编辑认识这位散文家，删除了部分不太中听的文字。这位散文家后来可能不高兴了，说好将我的短评收入集子（别人评论他作品的文集）也没收入，电话联系也断了。但是，我不后悔，这是我做人和作文的原则。我要对得起我自己，我要给自己一个存在于世的充分理由。

 

二

 

　　给存在一个理由，是我写作的原始动力和力量源泉。我想，大多数写作者也差不多。

　　我一直认为，伟大作家必须是天才，缺少了天才，再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雨果、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因此，写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表达的需要。本人十分赞同美国著名学者褔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的一个观点：人的最大愿望是被承认。褔山甚至认为，人类历史进程始于为了纯粹名誉的斗争。在人的灵魂的三个层次——理性、欲望、激情里面，激情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尤有激情才能激发人的智慧和勇气，历史上的所有战争都因激情而起，而之所以激情迸发，是因为迫切希望被承认。

　　我为什么要表达或者说为什么要通过写作的形式表达呢？我想，对于我来说，表达是证明自己或试图证明自己具有存在价值的方法与手段。我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天赋不同于天才），又觉得自己没有其他一技之长，既不能跻身政坛，也不能驰骋沙地，亦不能经商创业，更不能发明创造，只有依靠写作了。小时候家里极其穷困（这种穷困一直持续到青年时期），父母被人欺负，自己受到世人的冷落甚至蔑视，好在我喜欢看书，而且十分投入，依靠书中的故事去满足残缺的尊严去抚慰伤痕累累的内心。我是在文革后期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的，那时候我能阅读的书籍十分有限，除了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鲁迅作品、高尔基的《母亲》，便只有《红楼梦》、《水浒传》（前一部因为毛泽东喜欢，后一部因为毛泽东要评《水浒》），还有就是从少数曾经喜欢读书的长辈那里找来的残缺不全的“反动书籍”与“大毒草”，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六十年的变迁》、《红岩》、《子夜》、《普希金抒情诗集》等等。我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才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这是唯一让我百读不厌的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作品（还应该感谢毛主席，让我能够这么早接触到了这部书）。随着文革结束后中外名著的大量出版，我的阅读空间大得让我应接不暇，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但丁、塞万提斯、左拉、雨果、福楼拜、小仲马、梅里美、莫泊桑、卢梭、歌德、白朗宁夫人、屠格列夫、托尔斯泰、驼思妥耶夫斯基、蒲宁、库普林、赫尔岑、肖洛霍夫、海明威、辛格、马克﹒吐温……后来又读到了纳博科夫、加缪、福纳克、西蒙、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乔伊斯、茨威格、略萨、劳伦斯、川端康成、奥威尔等等。

　　我读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几乎所有外国一流作家（不仅仅限于一流）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至少是这些名家作品中的一部分。甚至《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自创刊到本世纪初的每一期内容我都阅读过，并且完整地保存了这期间的每一期刊物。那个时候，我一直把自己的灵魂装入一本又一本的书里，以获取短暂的快乐。长篇小说我最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福楼拜尔的《包法利夫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些作家没有雨果、托尔斯泰那样的宏大叙述，但他们的东西却让我震撼和激动，能让我忘却所有的痛苦与无助。中短篇小说我则喜欢蒲宁和辛格的作品，虽然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不如莫泊桑、契珂夫、爱伦﹒坡的作品起伏跌宕、路转峰回，但蒲宁哀婉的笔调把我带入了一个如梦的人生，我喜欢他的每一个中短篇小说，我在他营造的环境中沉醉（《故园》、《霞光遍地》让我百读不厌）。辛格作品的冷幽默让我忍俊不禁，却又常常笑出泪来，尤其是《傻瓜吉姆佩尔》，主人公的不幸与善良让我产生共鸣。我不懂诗歌，但我喜欢普希金的抒情诗和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诗。我还特别喜欢一部传记作品，就是卢梭的《忏悔录》。这是第一个敢于将自己的灵魂裸露在读者面前的作家，尽管仍然有人认为他还不够坦诚。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必须耐心去读的，比如托尔斯泰、海明威、福纳克的东西；有些作家是我看不懂的，比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的《神曲》、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后两部我一直没能读完）；有些作品是可以让我产生无限联想与某种冲动的东西，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我在文学书籍中沉醉，确切地说，是在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与妙不可言的氛围中沉醉。我特别渴望夜晚降临，也特别期待夜晚长一些，更长一些。夜晚的世界属于我，我不仅忘记了所有的痛苦与烦恼，还忘记了我是谁。200万字的四卷本《静静的顿河》，我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四天四夜的时间读完的。那是深秋，下着连阴雨，正好不用下地劳动。我跟随戈利高里欢乐、痛苦、紧张、彷徨，为他的不幸结局而哀婉叹息。

　　后来，我开始意识到，仅仅沉醉于书中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无从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更无从获得别人的尊重。晚上可以沉醉，白天怎么办？可是，我几乎无一技之长，离开了书本我还能干什么呢？于是，我想到了写作。用写作表达自己的祈求，用写作证明存在的价值。开始的时候，我曾经雄心勃勃，梦想写出几部与《包法利夫人》、《百年孤独》、《一九八四》相媲美的东西，不仅周围人对我刮目相看，全世界都对我赞不绝口。我以为我读了那么多文学书，还能写不出几部伟大的作品？很快我便发现，这纯粹只是一个梦想，不用说你只读了几本文学书，就是你读了全人类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经典著作，也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包法利夫人》、《百年孤独》这样的伟大作品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出来的。我的写作不过是作为我存在的一种表达，我竭尽全力所能做到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我在表达，如果我这种表达能够让人得到启发甚至有人认同，那便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近些年，我的阅读兴趣转向了文学之外的人文著作方面（我突然认识到，阅读不仅仅是掌握知识、陶醉自我，更在于认识自我，认识已知和未知的存在），已经十多年不太读文学作品，写得也比较少了，但我一直感谢文学书籍给予我的慰藉，文学一直是我未完成的梦想。

 

三

 

　　既然写作具有表达的属性，而表达的目的又是为了获得承认或者说证明自己作为人存在的价值。那么，表达什么怎么表达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相当短暂——大多只有几十年，除却年幼无知与年老衰退的时间，功能健全且能正常思维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这四五十年该怎么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或者说不同的选择，但不管你选择什么，都必须要有所表达，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表达都具有意义，当然，就广义来说，任何表达都有意义，今天天气很好、粗粮比细粮有营养、某某明星整过容之类，也有一定意义，最起码它传递了一些信息、表达了个人的一些感觉，但我这里所指的表达并非这种浅层次的几乎没有思考的表述和感觉，而是较深层次的经过了长久思考和认真比较之后的表达，进一步说，表达的内容必须真实呈现我们的思想——对环境、社会、人类命运的思考，还有，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也只有这种表达才能凸显出人的高贵，也只有这种表达才具有某种意义，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自己的存在具有意义。对于写作者尤其如此。

　　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在住宅被焚烧、本人遭到通缉情况下，一边逃亡一边写作，完成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诗集《漫歌》。其中，就有一首长诗名为《逃亡者》。　　1951年流亡法国的阿根廷小说家科塔萨尔，形容军人独裁统治下的拉美国家作家的状况，就像一个人在牢房里唱歌，包围他的只是憎恨和不信任。在那里，无论是批判性思想还是纯粹的想象都被视为一种罪行。那些揭露现实的文字，只能把思想真实和希望的秘密藏匿起来。

　　俄罗斯知识分子却有着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独立人格与无畏勇气，俄罗斯文学更是由一座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构成。不要说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列夫、驼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后来的库普林、叶赛林、肖洛霍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特尔纳克等名字，也是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么多优秀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品，我猜想，他们可能进入写作状态之后便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应该遵守的规矩。

　　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名字叫阎连科。他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让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其思想的深度以及想象力的丰富，在当代作家中首屈一指。我尊敬他，不仅仅因为他思想的深刻、想象力的丰富、故事的离奇、人物形象的别具一格，我更敬重他的勇气与胆识。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写作立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忧伤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忧伤，值得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学习。

　　卢梭是我喜爱的作家，我喜爱他的原因主要来自他的自传《忏悔录》。无论是他刚满十七岁便与资助他写作的贵夫人华伦夫人偷情的快感，还是为报复丫环（或者是服务员？），将主人的一件银器（或玉器？）塞在小女孩的枕头下，让其受不白之冤的邪恶，又或是当几个女孩追赶作恶的卢梭时，他将自己的生殖器掏出来时的无耻，亦或是把自己的五个私生子女全部送到育婴堂的自私……卢梭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与高尚无缘甚至有些丑陋的灵魂。然而，包括我在内的读者并没有因此不尊重卢梭，不热爱卢梭。世界上不存在圣人，我们都与卢梭一样，有不少无耻的行为与无数的阴暗心理，只是我们没有卢梭那样的勇气罢了。

　　不是要求写作者像聶鲁达、科塔萨尔学习，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要写作奥威尔、阎连科相同和相似的题材。然而，他们那种责任心和使命感却是我们应该具有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他们的勇气，那至少应该像卢梭那样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这一点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做到，尤其是普通写作者——我们没有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展示我们的经历与灵魂应该可以吧。

　　可是，很少写作者能够做到像卢梭那样，尤其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写作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说，做卢梭似的写作者需要有毁灭自己的勇气。

 

四

 

　　如果像卢梭那样剖析自己的灵魂就意味着毁灭自己，我想，这种毁灭也是有价值的。绝大多数写作者的写作注定没有太大的意义，仅有的意义就是表达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因此，我们更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尊重我们的内心感受。用笔去表达我们所经历的事实和感知的世界，是普通写作者让写作具有意义的唯一途径。要想得到别人的认可，首先必须得到自己的认可。即使别人不承认，我已经关心和思考了我们这个世界，并将我的真实思想进行了完整的表达，那么我至少可以告慰我自己。就算毁灭了，其精神也会让人敬佩。读者和社会对一个普通写作者不会要求太多，但我们的写作者至少应该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个真实的自己，不要若干年后后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字脸红。

　　我们的很多写作者是很少去拷问自己灵魂的，仅有的例外是韦君宜先生，这位女作家是位老革命，曾经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亦曾经写过不少作品，她的短篇小说还获得过全国大奖。这样一位革命作家却在晚年写出了一本揭露真相的《思痛录》。作者不仅揭露了他人的丑恶，还对自己的恶行和阴暗心理进行了无情鞭笞。在我看来，韦君宜的《思痛录》才回归了普通写作者的写作本意（尽管韦君宜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在历史长河中她仍然只是一个普通写作者）。人们对韦君宜的记忆恐怕很难触及到她那些获得过全国大奖的作品，而《思痛录》才是她的符号。还有巴金先生的《随想录》。虽然他没有像韦君宜先生揭示出太多的内幕与丑行，但他对自己的剖析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可惜，这样的人太少。我们不少人对他人的揭露、批判、剖析不可谓不认真甚至还有点深刻，对自己的灵魂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拷问。我不认可浩然的作品尤其是他作品中传递的价值观念，但我佩服他的人格。因为他一直坚持他的这种思想和观念，没有见风使舵，然后把责任推给历史。其实，人的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作为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写作者价值观都没有确定，他如何写作，如何把自己称之为作家？那些今天说上当受骗、明天说痛改前非的人，不过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我们不少写作者都是不太合格的。我们既没有认真思考，也没有勇敢表达。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制造一些文字垃圾。这些垃圾不仅毒害了别人，也毒害了自己——以为自己著作等身了成名成家了。我鄙视对文学的不尊重，特别是过去对文学顶礼膜拜者的不尊重。我也反感写出了一些文字甚至有了不小名气的写作者的自以为是。写作不过是表达自己作为不同于他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没有表达出对于这个世界和社会的责任，没有表现出真实的自己，哪里来的资本骄傲？

　　说了这些，并不表示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写作者，年轻的时候，因为稻粮谋，也曾写过一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后来在单位，也因为工作职责，编写过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也渴望加入中国作协，也渴望手上能有个三五百万，享受说走就走的快乐。人都有欲念，有虚荣心，我也一样。好在我不会依靠出卖良知违心写作去获取什么，好在我知道什么东西不能算文学。在我出版的作品集里，没有收录过一篇应景文章和职务文章，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的业余创作绝对是我真实思想的表达。然而，由于缺乏写作的天赋，我的作品注定优秀不了。

　　其实，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都不容易，想获得什么名誉、身份情有可原，获得了什么不一定就意味着获得了承认——但在一些人的心里有这样的预期。可再不容易也不能丢弃了我们作为人的良知和独立思考，写作者更应该如此。

　　我在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心情是有些忐忑的，我害怕朋友及其他人误会我，更害怕一些名气不小的人诘问我：你算哪根葱？的确，我什么都不是，写了一点东西，但从没获过奖，也没得到多少人的肯定，我只是一个不太及格的写作者和读者。我是以读者的身份写这篇短文的，因为，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朋友。

　　倪章荣，笔名楚梦。男，中国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