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需要合适的对象

——郭守先评论集《超我光焰》发行分享会上的发言

 

作者：阿甲

 

郭守先评论集《超我光焰》出版前电子版发过来后，我先睹为快了。我跟守先以前也不熟，大约十年前我们一起办《高大陆》文化经济季刊时才熟悉起来，那个时候他挺有想法的。青海写作的人多，搞文艺评论的人才特别少，搞批评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要写好评论，你本人得对文学艺术本身有热情才行，好的作品会带给你很新奇的审美感受，它吸引了你，引起了你的共鸣、共震，这个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有些思考，写些批评文字，这其中有你的学习和大量的中外典籍的阅读，有你对世界的了悟，这是没人能阻拦你的。

守先是一个勤耕不辍的人，他的书写一直没停止，不管是早先的《士人脉象》，还是后来文论性的《剑胆诗魂》，以及面前这本《超我光焰》里具体的一个个批评个案的阐释和研究。我觉得现在这本书里的批评文章跟以前比起来，他的理论建构与研讨对象之间有一些错位，这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这可能与近些年的语境、磨砺等有关。说句实在话，我更看重守先早先的评论，它更多地倾向于文化批评，带点杂文性质，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作品，而是对某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比如《男人怎么变成太监的？》《摩罗反戈》之类文化批评就特别好，针对这一类文化现象，守先“启蒙现代性”这套批评体系运用自如，比如守先上鲁迅文学院时写的那篇《与李少君北外论剑》，他对李少君提出的“草根性写作”的辩驳，真是一针见血，几句话把“草根性写作”是怎么回事就说清楚了，将他们背后的学术支撑厘清了，许多人说不清楚，这是他作品中我最看重的地方。

再说说“错位”的问题，因为守先秉持的这套价值系统，关于“启蒙”，在八九十年代是人文论坛中比较热的一些理论。但是事过境迁，在本土，在当下，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己经变了，语境已经变了，如果用当时的理论来阐释当下的具体的作家、文本，可能合适的批评对象都是没有的，因为社会生活的变迁，导致大部分作家们已不再关注当时的那些文学主题了。2010年，各种外部机缘，我曾写过一首《斗牛士之歌》的诗，斗牛士拿了红布上场了，要跟公牛搏斗一番，但他在斗牛场上转了又转，公牛一直没有出现，斗牛场上奔走的只是些鸽子和老鼠，而“牛在里面安静地吃草”。当初的启蒙话语，那是很有社会针对性的，但是这三四十年的变化，这个社会已经把人们当年的问题转化掉了，它用它的方式在促使人们思考，反省，包括对“启蒙”本身。各个地方都盛产作家，他们的感受力，对这个世界的书写各有千秋。但是，如果从思想高度上苛求他们的话，当代中国作家在这方面起步是很低的，中国思想性的大作家极少。你如果想对等地找一个对象做梳理、搞评点，对象是非常少的，放在青海这个地方的文化语境里，对象更少，许多时候也并不是说守先现在变得包容了、有弹性了，而是批评对象及其文本里面没有呈现出对等的思想品质。要是有点做批评的野心，视野要更开阔一些，应该是放眼全国，寻找合适的研究阐释对象，或者也不做具体某一个作家作品的解读评析，将某一类型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放在文化现代性视野里去关照，你会更加得心应手。

一百多年来，“现代性”主题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己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底色没法忽略，没法回避，但是我们放在具体文化视野里进行的反思的，做得并不够，我们生活真实的境遇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很多作家尚有待深入体察。多年前，我给海西的编辑老师推荐过一篇朋友的小说《苦恼人的笑》，那里面写到开会的主题，多年来我们当下的生活里的会开得特别多，这是一个当下的现实，但这个题材很少有人真正用心写过，几十年里，会上说的都是那些话，“促进”了什么，“增强”了什么，全是话语空转，但是这样一个当代人的现实处境，很少有人去认真地反思，我们的大多数作家还在写蓝天白云、青海湖如何美丽之类的，都是前现代话语体系下的一种写作，包括民族神话遗留下的写作，还不具备真正的现代品格，还没法完成从“讲述一个故事”到“思考一个故事”“剖析一个故事”的转变，也有些作家触及到了一些现代性主题，或运用借鉴了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但创作主体心性上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心性的人，所以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写作，放在守先的批评语境里，当研究对象缺少相应的现代品质时，批评理想是会落空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别看我们自称为文化大国，其实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真正有文化含金量的，有思想含金量的作家极少，能称得上思想性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出产的土壤还不成熟，我们期待思想性大作家出现。《超我光焰》能思考这些问题，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我们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有它自己的地域独特性。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生态，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守先写了不少乐都本土作家，这些作家可能不在大的文化系统里，但是这种文化生态的建构却非常重要，每个大作家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局域的文化生态的建构、相互鼓励很重要。没有伯乐，千里马有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关键时候需要鼓励奖掖文学新人，作为乐都人，守先也关注了身边的人和事，在这方面，令人欣喜的是，守先的文章有了包容和变化。大概是2018年前后，我曾在一次发言中批评守先：你不要老拿着棒子往啥人身上都抡，那个对象身上也没有你要征讨的那个特质，挨你棒子的那个特质它当不起！他身上没有，你能给他阐释出什么呢？比较好的是，现在守先能兼顾了，守先也能从具体的审美的层面给予耐心指导了，对于守先来说也算完成了一个心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实践，其秉持的“启蒙现代性”话语体系，也是当代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众多理论建构之一，在一个文化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也不一定大家都认同，但它也提供了一种切入现代生活的视角，正如他对昌耀诗歌的评论《无须“神话”已“圣化”的昌耀》中所显示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批评需要敞开不同视角下的不同解读，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只有一种声音、或只有一种批评的声音，其实守先的这种不人云亦云的品质，我很看重！愿守先以此为新的起点，取得新的更大的批评成就。

 

作者简介：

阿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理事，青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著有《雪上的日子》，合著人文晚生代从书《断念之后》《失重的思想》等作品。

 

郭守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税务学会副秘书长、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评论集《士人脉象》、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

 

本文由史映红推介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