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百年百合：茹志鹃文学世界的精神图谱与历史坐标
袁竹
2025 年，我们迎来茹志鹃诞辰百年。这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 "清新俊逸" 开篇、以 "犀利反思" 续章的作家，用一生的创作实践构建了独特的文学世界。从 1943 年《申报》副刊上的初啼之作《生活》，到 1979 年首开 "反思文学" 先河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再到晚年倾心培育文学新苗的园丁事业，茹志鹃的文学轨迹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却又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审美品格。她如同一株坚韧的百合，在特殊的历史土壤中绽放出独特的芬芳，其作品既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变迁，更确立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学范式。在百年后的今天重读其作，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致敬，更是对一种真诚、细腻、富有勇气的文学精神的重温。
一、生命基因与文学启蒙：苦难中的精神觉醒
文学创作的根系往往深植于早年的生命体验，茹志鹃的文学世界同样带着童年与青年时代的深刻烙印。1925 年出生的她，恰逢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幼年家境贫寒，11 岁才断续接受教育，少年生活漂泊不定，充满了艰辛与苦涩"。这种颠沛流离的早年经历，没有消磨她对生活的感知力，反而锻造了她坚韧的性格与敏锐的观察力 —— 这两种品质后来成为她文学创作的核心素养。
（一）底层经验与女性意识的初萌
茹志鹃的文学起点带着鲜明的现实印记。1943 年发表于《申报》副刊《白茅》的第一篇作品《生活》，虽不足千字，却已显露出成熟的创作潜质。小说中女大学毕业生谋生无门、愤而撕毁文凭的情节，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控诉，也暗含着年轻作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最初思考。这种 "关注自我、关注女性" 的创作端倪，并非偶然的文学选择，而是源于作者自身对女性命运的切身体悟。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生存空间本就狭窄，而战乱与贫困更让这种困境雪上加霜，这种生命体验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最初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发表时，18 岁的茹志鹃已投身革命洪流，成为新四军的一员。这种双重经历 —— 既是底层苦难的亲历者，又是革命队伍的参与者 —— 构成了她独特的视角优势。她既能体察普通民众尤其是女性的生存艰辛，又能理解革命对个体命运的重塑力量。这种视角优势在日后的创作中逐渐显现，使她既能写出革命的理想光辉，又不回避个体的情感褶皱。
（二）革命熔炉中的文学淬炼
新四军的经历是茹志鹃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在部队里，她先后担任话剧团团员、文工团组长等职，"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见证了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也感受到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这些宝贵的经历不仅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塑造了她的文学价值观。在通宵行军的间歇，"就着月光，垫着背包，写下歌词、快板、广场秧歌剧等作品"，这种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创作的经历，让她深刻理解了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联。
1947 年，她创作的歌词《跑得凶就打得好》获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这一奖项既是对她创作才华的肯定，也标志着她的创作开始融入革命文艺的主流。但与当时强调宣传功能的革命文艺不同，茹志鹃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带着对人的情感世界的关注。即使是歌词创作，她也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而非空洞的口号宣讲。这种创作特质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1950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1952 年创作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虽题材仍聚焦于革命与建设，但已开始注重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为日后《百合花》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1955 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是茹志鹃创作生涯的又一重要节点。编辑工作让她得以接触大量文学作品与创作人才，开阔了文学视野；而作协的平台更让她能够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这种从实践到理论、从创作到编辑的双重经历，使她对文学创作有了更系统的理解，也为她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提供了条件。
二、《百合花》的美学革命：战争叙事中的人性之光
1958 年，《百合花》的发表在中国当代文坛引发了广泛关注。这部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在当时强调宏大叙事与阶级斗争的文学语境中，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与人性深度，成为一道清新的风景。茅盾以 "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 给予高度评价，侯金镜则用 "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 概括其艺术特色。《百合花》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艺术表达的精巧，更在于其对战争叙事传统的突破与革新。
（一）叙事策略的突破：从小视角看大时代
茹志鹃在创作谈中曾说："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 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百合花》的叙事策略。与同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如《红日》《林海雪原》等不同，《百合花》没有描写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没有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将目光聚焦于 "一条被子、一个通讯员、一个新媳妇" 这些 "小东西" 上。小说以 1946 年某次总攻前夕为背景，通过小通讯员送 "我" 到前沿包扎所、向新媳妇借被子的琐碎情节，串联起一个关于人性与情感的动人故事。
这种 "以小见大" 的叙事策略，并非简单的选材技巧，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革新。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战争叙事往往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与阶级的对立性，人的情感世界被简化为阶级情感的附属品。而茹志鹃却认为，战争中的人性光辉与人情温暖同样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通讯员的羞涩质朴、新媳妇的善良热情，以及他们之间由误解到理解、由疏离到亲近的情感变化，小说展现了战争年代普通人身上的美好品质。这种对个体情感的关注，使战争叙事从宏大的历史叙述回归到具体的人的生存体验，丰富了战争文学的内涵。
小说对通讯员牺牲场景的处理更显匠心。通讯员为保护群众英勇牺牲的情节，没有通过正面描写来渲染悲壮，而是通过担架员的转述完成。这种 "侧写" 手法既避免了战争场面的血腥描写，又通过 "我" 与新媳妇的情感反应，强化了牺牲的悲剧性与崇高感。正如茅盾所言，作品 "结构谨严、没有闲笔"，却 "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这种抒情性正是源于对个体情感的细腻捕捉。
（二）象征体系的建构：百合花的多重意蕴
标题 "百合花" 是贯穿小说的核心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内涵。从表层看，"百合花" 是新媳妇嫁妆被子上的图案，是一个具体可感的物象；从深层看，它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既象征着新媳妇 "朴实美丽、纯洁无瑕" 的品格，也象征着小通讯员天真烂漫、舍己为人的美好心灵，更象征着军民间 "超越了人世间一切血缘亲情的最圣洁最美好的感情"。这种多层次的象征体系，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意境更加深远。
百合花作为象征意象，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的 "非政治化" 特质。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象征往往与政治概念直接关联，如红旗象征革命、灯塔象征真理等。而 "百合花" 的象征意义更多指向人性的美好与情感的纯粹，这种对人性本质的关注，在强调阶级性的文学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暗示着，即使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战争环境中，人性的光辉依然能够超越阶级与身份的界限，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
被子这一核心道具与百合花意象相互呼应，构成了完整的象征体系。被子作为新媳妇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而当她最终将被子盖在通讯员的遗体上时，这种个人的美好期盼升华为对革命战士的崇高敬意。被子的流转过程，既是情感的传递过程，也是人性的升华过程。这种通过日常物品承载深刻情感的写法，体现了茹志鹃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洞察力。
（三）美学风格的确立：清新俊逸的艺术品格
《百合花》的发表标志着茹志鹃 "清新俊逸" 创作风格的正式确立。这种风格既体现在语言表达上，也体现在情感基调上。在语言上，小说的叙述语言质朴自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极具表现力。如描写通讯员 "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寥寥数字便将其羞涩腼腆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描写新媳妇 "不笑了，一边听，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通过细微的动作展现了她内心的犹豫与不舍。这种语言风格既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也体现了她对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的艺术追求。
在情感基调上，小说呈现出 "委婉柔和、细腻优美" 的特点。侯金镜指出，作品 "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这种抒情性并非脱离现实的感伤，而是源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对情感的真诚尊重。无论是 "我" 对通讯员的关切，还是新媳妇对通讯员的愧疚与敬意，都表达得克制而深沉，这种 "于无声处听惊雷" 的情感表达，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百合花》的成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1961 年 5 月至 7 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先后四次举行茹志鹃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侯金镜、王西彦等评论家从题材与风格、人物创造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一致肯定其创作成就。这些讨论不仅确立了茹志鹃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更推动了当时文学创作对题材多样化与风格个性化的探索。1959 年与 1962 年，茹志鹃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与《静静的产院》，进一步巩固了其独特的创作风格。
三、日常叙事的诗学：宏大历史的微观书写
如果说《百合花》是茹志鹃文学风格的集中展现，那么她的其他短篇小说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常叙事诗学体系。在这些作品中，茹志鹃始终坚持 "将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 的创作理念，"在一个简单、平易的事件、人物身上，使人看到整个时代脉搏的跳动"。这种创作理念既体现了她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一）题材选择的突破：从重大题材到日常生活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重大题材" 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建设、农业合作化、革命历史等题材受到重点关注，而日常生活题材则被视为 "渺小" 或 "琐碎"。茹志鹃却大胆突破这种题材限制，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家庭关系、邻里交往、个人成长等细微之处开掘时代主题。这种题材选择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 —— 文学不仅要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更要记录普通人的生命体验。
《妯娌》通过两位青年团成员媳妇的相处之道，展现了革命理念对家庭关系的重塑。小说中，两位媳妇 "以 ' 团员的原则 ' 相处，互相谦让、争相为国家作贡献"，让婆婆担心妯娌失和的顾虑成为 "多余"。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看似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折射出革命理念如何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改变着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鱼圩边》则以两个儿童 "争相冒充社员的天真举动"，展现了 "农业合作化" 这一重大历史进程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影响。小说没有描写集体劳动的宏大场面，也没有宣讲政策条文，而是通过儿童的视角，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对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里程》对合作社运动的书写更具深度。小说中的王三娘从 "心安理得地收下乡亲们的报酬" 到主动提出 "不要钱"，并 "在风雨中奋力修好渡口的跳板"，这一转变过程不仅是个人思想的进步，更是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如何逐步深入人心、改造个体思想的宏大历史进程" 的微观缩影。茹志鹃通过王三娘的个体经历，让读者看到宏大历史如何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留下印记，这种书写方式比直接的政策宣讲更具感染力。
（二）人物塑造的革新：从英雄范式到普通个体
与题材选择的突破相呼应，茹志鹃在人物塑造上也打破了当时的英雄范式，将普通人推到文学舞台的中心。她笔下的人物 "鲜有传奇色彩，多是些普通人：童养媳、新媳妇、老大娘、通讯员、文工团员……" 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却承载着时代变迁的密码，他们的命运起伏与情感波动，构成了历史的生动注脚。
茹志鹃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或革命的陪衬，而是具有独立性格与主体意识的个体。《在果树园里》的童养媳小英，"从家庭中出走，成长为公社果园组组长"，她的蜕变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 "新中国女性挣脱封建枷锁、走向独立的缩影"。《如愿》中的何大妈，从 "锁在锅子边" 的家庭妇女到 "生产组小组长"，她的角色转换展现了新中国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春暖时节》的静兰则通过参与福利合作社，从 "因丈夫忙于工作而感到关系疏远" 的家庭主妇，成长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女性，她的经历道出了 "时代转型中女性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即使是对英雄人物的塑造，茹志鹃也坚持 "去传奇化" 的原则。《百合花》中的通讯员虽然做出了舍己为人的英雄壮举，但他的性格中充满了普通人的特质：与 "我" 同行时 "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问他籍贯时 "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拿被子时 "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他肩上步枪筒里插着的树枝，更显露出 "对生活的热爱与少年人的烂漫"。这种 "英雄性" 与 "平凡性" 的统一，使英雄人物更具真实感与亲和力，也丰富了 "英雄" 概念的内涵。正如评论家所言，这个英雄 "迥异于同时革命题材小说中的典型英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英雄主义基调和人物程式化的模式"。
（三）心理描写的深化：个体情感的精准捕捉
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是茹志鹃实现 "以小见大" 的关键技法，也是其作品具有持久魅力的重要原因。在她的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不再是简单的情感标签，而是复杂多变的动态过程，这些心理活动既展现了个体的性格特质，也折射出时代的精神风貌。
《百合花》对新媳妇心理的刻画堪称经典。当 "我" 解释借被子的缘由时，她 "不笑了，一边听，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 这个细节既写出了她对被子的珍视，也暗示了她内心的犹豫；当她最终决定借出被子时，"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 寥寥数笔便展现了她从个人利益到集体利益的心理转变。这种心理描写没有依赖直接的心理独白，而是通过动作与神情的细节暗示，体现了茹志鹃高超的描写技巧。
《静静的产院》中谭婶婶的心理变化同样细腻动人。面对荷妹的新做法，她从 "觉得有些不大入味" 到 "有些生气了"，再到 "心里还是闷闷的"，最后 "眼前忽然豁亮起来"，这种复杂的心理过程，既塑造了一个 "真实可信的老一辈劳动者形象"，也 "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人们面对新事物时的普遍心态 —— 既有对传统的眷恋，又有对进步的渴望"。茹志鹃对这种普遍心态的精准把握，使作品超越了个人经验的局限，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这种心理描写的深化，本质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语境中，个体的心理活动往往被视为 "个人主义" 的表现而受到忽视。茹志鹃却认为，个体的情感体验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深入挖掘个体的心理世界，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种创作理念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人文价值。
四、女性视角的建构：性别维度的时代观照
冰心曾敏锐地指出，茹志鹃 "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后的中国妇女的"。这种独特的女性视角，是茹志鹃文学世界的重要特质，它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叙事维度，更为理解中国女性的历史命运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范本。在男性主导的叙事传统中，茹志鹃的女性视角犹如一束强光，照亮了被遮蔽的女性经验世界。
（一）叙事视角的革新：第一人称的女性声音
茹志鹃偏爱采用第一人称女性视角进行叙事，这一叙事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她的小说中，"我" 往往是女战士、女护士、女干部等女性形象，如《高高的白杨树》中的见习护士、《三走严庄》中的年轻女干部、《阿舒》中的女同志等。这种第一人称视角使叙事更具真实性与亲切感，也为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便利。
通过女性 "我" 的眼睛与心灵，茹志鹃得以更深入地观察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世界。在《高高的白杨树》中，见习护士 "我" 与张爱珍、小凤儿等女性人物的近距离接触，使小说能够细致地展现女性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相互理解；在《三走严庄》中，女干部 "我" 对收黎子成长过程的见证，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女性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与蜕变。这种女性之间的相互观察与理解，构成了独特的 "女性话语空间"，在男性主导的文学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人称女性视角的采用，还使小说的抒情性更加浓郁。女性 "我" 的情感体验往往更加细腻敏感，对人物的情感变化也更具洞察力。如《百合花》中的 "我" 作为女性医护人员，既理解通讯员的羞涩腼腆，也体谅新媳妇的不舍之情，这种双重理解使小说的情感表达更加层次丰富。正如冰心所言，茹志鹃的作品 "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这种对细节的把握与女性视角的采用密切相关。
（二）女性形象的谱系：成长中的女性主体
茹志鹃在作品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谱系，展现了中国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从年轻姑娘到老大妈，从童养媳到女干部，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涵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成长意识与主体意识。
年轻姑娘形象是茹志鹃作品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高高的白杨树》中的小爱珍 "热情淳朴、把兔子当宝贝"，《新当选的团支书》中的小何 "风风火火、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果树园里》中的小英 "敢于走出旧家庭，改变自己命运"，《阿舒》中的阿舒 "爱笑爱美、不知忧愁"。这些年轻女性 "刚刚步入社会，所经历的工作、生活都充满着关爱和幸福"，她们 "带着纯洁天真、无忧无虑的心情来感受周围的一切，持有对光明和美好的坚定信念"。这些形象既展现了新中国年轻女性的精神风貌，也寄托了茹志鹃对青春与理想的美好向往。
老大妈形象则展现了老一辈女性的成长与蜕变。《关大妈》中的关大妈从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 "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游击队员" 的革命母亲，被游击队员们称为 "妈妈"；《如愿》中的何大妈从 "愁柴愁米" 的家庭妇女到 "热心街道生产" 的生产组小组长，完成了从家庭角色到社会角色的转换；《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 "坚定地拿起了产钳，在荷妹帮助下第一次成功完成了手术"，展现了老一辈劳动者对进步的追求。这些形象打破了 "老年女性保守落后" 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成长可能性。
女性的成长尤其是心理成长，是茹志鹃关注的核心议题。《三走严庄》中的收黎子 "在土改斗争、解放战争的锻炼中，由娴静、温顺的年轻媳妇，成长为勇敢、干练的支前队长"；《百合花》中的新媳妇从 "忸怩羞涩" 到主动借出被子，再到为通讯员入殓，"逐渐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也完成了自我超越"。这种心理成长的过程，本质上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它标志着女性从被动接受命运到主动把握命运的转变。
（三）女性价值的重构：从家庭到社会的跨越
茹志鹃的女性叙事不仅展现了女性的成长历程，更致力于重构女性的价值体系。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相夫教子" 是女性的主要职责。而在茹志鹃的作品中，女性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女性通过参与社会劳动与革命实践，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
《如愿》中的何大妈的转变具有典型意义。解放前，她的生活围绕着 "柴米油盐" 展开，价值实现局限于家庭内部；解放后，她 "放着清福不享，热心街道生产"，从 "锁在锅子边" 的家庭妇女成为生产组小组长。这种角色转换使她 "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社会的关系"，认识到女性不仅能在家庭中发挥作用，更能在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我价值。《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她从排斥新的接生方法到主动学习手术技术，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更实现了从传统接生婆到现代医护人员的身份转变。
这种从家庭到社会的跨越，不仅是空间的转移，更是价值观念的革新。茹志鹃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挑战了 "女性天生适合家庭" 的传统观念，证明了女性在社会生产与公共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对女性价值的重构，与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相呼应，既记录了妇女解放的历史成就，也推动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认识。正如冰心所言，茹志鹃的作品让女性形象 "眉宇清扬，容光焕发"，这种精神面貌的变化，正是女性价值重构的生动体现。
五、反思与超越：新时期文学的先锋探索
"十年动乱" 期间，茹志鹃的作品遭受了严厉的批判，"一会是 ' 中间人物 '，一会儿是 ' 反重大题材 '，' 反火药味论 ' 也有些象，' 无冲突论 ' 也搭点界"。但这种攻击性的批判并没有摧毁她的创作信念，反而让她在十年停笔的沉淀中获得了更成熟的创作心态。1979 年，《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发表，标志着茹志鹃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她以犀利的笔触与创新的形式，首开 "反思文学" 的先河，展现了一个成熟作家的历史勇气与艺术魄力。
（一）历史反思的勇气：对极左政策的深刻批判
《剪辑错了的故事》的突破性首先体现在其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上。小说通过农民老寿的视角，将革命战争年代与 "大跃进" 时期的干群关系进行对比，尖锐地批判了 "脱离实际的极左政策和官僚主义对基层生活的破坏"。这种批判在 1979 年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它打破了对历史的单一叙事，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小说采用 "时空交错" 的叙事结构，将三个不同时期的场景并置：革命战争年代，干部与群众 "肝胆相照的鱼水深情"，干部 "啃着窝头" 与群众同甘共苦；"大跃进" 时期，干部脱离实际搞浮夸，"逼着群众把口粮都交上去炼钢铁"；未来战争中，老寿想象着干群关系回归鱼水深情的场景。这种对比鲜明的叙事，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张力，更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断裂带来的心理冲击。老寿的困惑与痛苦 ——"这革命到底是为了啥？"—— 不仅是个体的疑问，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反思。
这种历史反思的深刻性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批判，而是深入挖掘了问题的根源。小说通过张书记这一形象，展现了官僚主义如何侵蚀革命干部的理想信念，如何使干群关系从 "鱼水情深" 变为 "油水分离"。这种对体制性问题的批判，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具有先锋性。正如黄秋耘所言，茹志鹃 "对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积累中的种种复杂的矛盾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她无畏地面对现实，以犀利的艺术笔触勇敢地去剖析、挖掘和鞭挞"。
（二）叙事形式的创新：碎片化剪辑的艺术张力
《剪辑错了的故事》在叙事形式上的创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框架，采用 "碎片化剪辑" 的叙事手法，以老寿的心理活动为主线，通过 "现实与回忆、真实与幻觉的交替呈现"，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叙事空间。这种叙事形式的创新，不仅是艺术技巧的探索，更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历史反思的主题。
碎片化的叙事形式与历史断裂的主题形成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小说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场景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而是随着老寿的心理活动随意切换，这种混乱的叙事秩序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历史断裂带来的认知混乱。如老寿看到 "大跃进" 时期的干部吃红烧肉时，突然回忆起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啃窝头的场景，这种突然的时空跳转，既表现了老寿内心的震惊与困惑，也强化了两个时期的对比。
这种叙事形式的创新，拓展了短篇小说的表现空间。在传统的线性叙事中，历史反思往往难以摆脱说教的痕迹；而碎片化的叙事则通过场景的并置与对比，让读者自己体会历史的变化，这种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的表达效果，更具艺术感染力。同时，这种叙事形式也展现了茹志鹃开阔的艺术视野，她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技巧，却又将其融入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反思主题的延伸：从历史到人性的追问
《剪辑错了的故事》之后，茹志鹃又相继创作了《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家务事》等一系列作品，将反思主题从历史批判延伸到人性追问，展现了更广阔的反思视野。这些作品虽然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但 "直接、明显涉及社会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
《草原上的小路》通过草原石油城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揭露和谴责某些干部官复原职后，把人民群众甚至曾经共患难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的疾苦和冤屈统统置诸脑后，只求保住自己的 ' 乌纱帽 '"。小说将个人爱情与官场生态相结合，既展现了年轻人的爱情理想，也批判了官僚主义的腐朽本质。《儿女情》则通过革命老妈妈田井与儿子的矛盾，探讨了革命理想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田井 "凭一己之力把儿子抚养成人"，希望安排好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却遭到儿子的拒绝，这种矛盾既反映了代际观念的差异，也追问了革命的终极意义 —— 革命到底是为了人的幸福，还是为了抽象的理想？
《家务事》的反思更为细腻，它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 ——"丈夫支援小三线，大女儿去插队，' 我 ' 要去干校参加 ' 斗批改 '，留在家里的只有八岁的小女儿淘淘一人"—— 展现了 "十年动乱" 对普通家庭的摧残。小说没有描写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是通过家庭的破碎、亲情的疏离，展现了动乱的破坏性。这种从 "家务事" 看 "国家事" 的写法，体现了茹志鹃一贯的创作风格，也让历史反思更具人情味与感染力。正如她在《漫谈我的创作经历》中所说："在任何社会里，超脱于政治、经济以外的，单纯的家务事、儿女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在那里发生变化，每个人命运的变化都跟国家的大事相关联着"。
六、文学薪火的传递：作为园丁的茹志鹃
1985 年创作《喜筵》之后，茹志鹃的工作重心逐渐从个人创作转移到文学组织工作与青年培养上。担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兼《上海文学》副主编期间，她将主要精力放在了 "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 上，成为文学薪火的传递者。这种从作家到园丁的角色转换，不仅展现了她的人格魅力，更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青年人才的发掘：不拘一格降人才
茹志鹃发掘青年人才的眼光独到而精准，她打破身份、学历的限制，只要发现对方具有文学才华与创作潜力，就会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1985 年，在她的主持下，作协上海分会从上海工厂调进了四位有才能的年轻人 —— 作家赵长天、剧作家宗福先、评论家吴亮、评论家程德培。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新民晚报》为此开设专栏 "作协新来的年轻人"，连续四天进行专访。这四位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当代文坛的重要力量，证明了茹志鹃发掘人才的远见卓识。
对宗福先的培养堪称一段佳话。1971 年，还是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的宗福先，因哮喘病发请了八个月长病假，期间创作了 37 万字的小说《政策》。经人介绍，他将稿件送到茹志鹃家里，没想到茹志鹃不仅认真阅读了稿件，还亲自上门反馈意见。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作品的缺点："你根本不懂怎么创作，37 万字的小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同时又肯定了他的才华："你年纪那么轻就有这么好的语言，你还有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社会表达了一种不同的看法，有这两条你就可以走上创作的道路"。这番话既指出了问题，又给予了鼓励，让宗福先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后来宗福先创作的《于无声处》成为新时期话剧的经典之作，与茹志鹃的早期鼓励密不可分。
对铁凝的发掘同样体现了她的敏锐眼光。1978 年，年轻的铁凝创作了小说《夜路》，被人推荐给茹志鹃。茹志鹃 "敏锐地发现了铁凝的文学才华"，不仅将《夜路》发在《上海文艺》当年第 5 期的头条，还为小说撰写了评论《读铁凝的〈夜路〉之后》。这篇评论是国内第一篇研究铁凝小说的文章，对铁凝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为她的文学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文学新人的培养：铺路搭桥甘为人梯
茹志鹃培养青年作者的方式多样而务实，她不仅给予具体的创作指导，更注重为他们创造展示才华的平台与发展的机会。1985 年，她拍板创办了 "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以学习班的形式邀请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给上海青年作者上课。这种集中培训的方式在当时 "领全国风气之先"，促使金宇澄、阮海彪、殷慧芬等一批青年作者脱颖而出。这些作者后来成为上海文学乃至全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成长离不开茹志鹃搭建的平台。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担任《文艺月报》编辑时，茹志鹃就开始了青年培养工作。她深入基层，发掘新人，"从谈素材、构思，一直到修改具体作品，推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作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写作学习班的辅导员，她更是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人作者的培养中。这种深入基层的培养方式，使她能够接触到最鲜活的创作力量，也让青年作者能够得到最直接的指导。
茹志鹃的培养工作始终坚持 "尊重个性、鼓励创新" 的原则。她从不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强加给青年作者，而是鼓励他们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对女儿王安忆的培养更是体现了这一原则。她奉行 "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 的原则，任凭女儿在文学道路上驰骋。即使在王安忆成名之后，她也很少干预其创作，甚至 "不看其作品，更遑论具体指点"。这种 "放手" 的培养方式，反而让王安忆 "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1980 年，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与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同时获奖，成为文坛佳话。王安忆后来成为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与茹志鹃的这种培养理念密不可分。
（三）文学精神的传承：从创作到人格的影响
茹志鹃对青年作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创作层面，更体现在人格与文学精神层面。她的创作态度 —— 对生活的真诚观察、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 成为青年作者学习的榜样。她的人格魅力 —— 正直、善良、乐于奉献、不慕名利 —— 更赢得了青年作者的尊敬与爱戴。
邓友梅在《阿姐志鹃》中回忆，曾问她为什么要担任会影响写作的行政工作，她回答："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来，他们有才能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为他们铺路。" 这番话朴实而真诚，展现了她的奉献精神。这种 "甘为铺路石" 的精神，影响了一代青年作者，让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写作，更学会了如何做人。
茹志鹃的文学精神通过青年作者的创作得到了传承与发展。王安忆的创作继承了母亲 "以小见大" 的叙事传统，在《长恨歌》《富萍》等作品中，通过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展现时代的变迁；铁凝的创作则延续了茹志鹃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在《玫瑰门》《大浴女》等作品中深入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些青年作者的创作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茹志鹃文学精神的印记，这种精神的传承，使茹志鹃的文学影响得以延续。
七、百年回响：茹志鹃的文学遗产与历史地位
百年岁月流转，茹志鹃的作品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她的多部作品被选为红色经典，收入各种教材，成为几代人的文学记忆；她笔下的人物形象 —— 羞涩的通讯员、善良的新媳妇、坚韧的何大妈 —— 依然鲜活地存在于读者心中。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坐标系中，茹志鹃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与深刻的思想内涵，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的文学遗产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宝库，更为后世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启示。
（一）文学范式的建构：日常叙事的经典范本
茹志鹃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她建构的日常叙事范式。在强调宏大叙事的时代，她坚持从日常生活中开掘文学的价值，通过 "以小见大" 的叙事策略，将普通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这种叙事范式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泛与僵化，又克服了日常叙事的琐碎与浅薄，实现了个人经验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这一叙事范式的核心要素包括：一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视，如《百合花》中的被子、《里程》中的渡船、《静静的产院》中的产钳等，这些日常物品成为承载情感与意义的重要载体；二是对个体情感的关注，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情感感染力；三是对时代主题的含蓄表达，不直接宣讲政治理念，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与情感变化间接体现时代精神。
这种叙事范式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汪曾祺的市井叙事、池莉的新写实小说、王安忆的上海叙事，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茹志鹃的日常叙事传统。他们都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文学意义，通过普通个体的经历展现时代的变迁。这种叙事范式的传承与发展，证明了茹志鹃文学创作的前瞻性与生命力。
（二）女性文学的开拓：性别叙事的重要起点
茹志鹃在女性文学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同样不可忽视。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形成独特女性视角的作家，她的创作打破了男性主导的叙事传统，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她塑造的女性形象谱系，展现了中国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成长与蜕变，为理解女性的历史命运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参照。
她的女性叙事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女性的个体成长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避免了女性叙事的封闭性与狭隘性；二是注重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构建了独特的女性话语空间。这两个特点对后来的女性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张洁的《方舟》、谌容的《人到中年》，还是铁凝的《玫瑰门》，都延续了这种将女性命运与时代相结合的叙事传统。
茹志鹃的女性叙事还为当代女性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女性文学既要关注女性的特殊经验与情感世界，又要避免陷入 "性别对立" 的误区；既要强调女性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又要重视女性与社会、时代的联系。这种平衡的女性叙事理念，使她的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三）文学精神的启示：真诚与勇气的创作态度
茹志鹃的文学精神 —— 对生活的真诚、对艺术的执着、对历史的勇气 —— 对当代作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她的创作中，真诚是第一位的，她始终坚持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观察出发，不迎合潮流，不回避矛盾。无论是《百合花》对人性美好的真诚赞美，还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对历史错误的勇敢反思，都体现了这种真诚的创作态度。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是她创作成功的重要原因。她注重艺术技巧的探索与创新，从《百合花》的象征手法到《剪辑错了的故事》的碎片化叙事，她始终在寻求最适合表达主题的艺术形式。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使她的作品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
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勇气，更展现了她的作家担当。在 "左" 倾思想盛行的年代，她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不随波逐流；在历史反思的年代，她又勇敢地突破禁区，直面历史的伤痛。这种勇气源于她对文学价值的坚定信念，正如她在《〈百合花〉后记》中所说："这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世界观。我愿意他们存在下去，因为他们有存在的价值"，"文学作品的质量有高低之别，而不存在重大与渺小之分"。
结语：永远盛开的百合花
百年诞辰之际，重读茹志鹃的作品，我们依然能被其中的人性光辉与艺术魅力所打动。《百合花》中那条洒满百合花的被子，依然象征着人性的美好与情感的纯粹；《剪辑错了的故事》中老寿的困惑与追问，依然引发着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她笔下那些普通而鲜活的人物，依然在诉说着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永恒。
茹志鹃如同一朵盛开在文学殿堂的百合花，她的作品 "散发出淡雅而永久的芬芳"。这种芬芳既来自她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更来自她真诚细腻的人文情怀与勇敢无畏的历史担当。在文学潮流不断更迭的今天，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她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从人性出发、从艺术出发，始终坚守着文学的本质与价值。
百年百合，历久弥香。茹志鹃的文学世界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精神宝库的珍贵财富。她的文学范式、女性叙事与创作精神，将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与读者，激励着人们在文学的道路上追求真诚、坚守良知、探索创新。这朵永不凋零的百合花，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起点中文网”刋载长篇小说《钍帝》《梦海拾星》《逆袭修道》《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梦境的未来探秘人》等；七猫《纵横中文网》连载长篇小说《灵枢》《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霓虹下的旧手机》《外卖小哥奇遇保时捷女》，“喜马拉雅”发表长篇小说《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文学评论《四秩风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代华章与未来新程》《从航海罗盘到数字星图：中国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构与范式革命》《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于时光褶皱处，探寻人性微光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发表《数字浪潮下，中国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笔耕铸魂，八十载文学烽火 ——徐光耀的文学史诗》《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镜像与文学回响——叶辛“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大地与灵魂的叙事诗 ——论刘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探秘张俊彪》等文学评论。“华文月刊”网络平台2025年10月连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五：探秘张俊彪：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十评张俊彪〉选载之六：跨越鸿沟的书写：当陇东遇见桑给巴尔》《〈十评张俊彪〉选载之七：论古尔纳与张俊彪的文学对话及人类精神共振》，“华文月刊”杂志2025年第11期刊发长篇文艺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雄浑史诗——评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