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何以流向地中海？

——评水孩儿《黄河好人》的跨文化传播意义

 

文/郭超

 

得知水孩儿的长篇纪实文学《黄河好人》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6年度“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国际传播项目，并将于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海外读者见面会，我由衷为她感到高兴。作为评论家，我曾见证水孩儿从唐山大地震废墟中爬出来的生命韧性，也见证过她以四年时间扎根黄河岸边、与救援队员同舟共济的创作历程，如今看到她的作品跨越欧亚大陆，抵达地中海畔的伊比利亚半岛，这不仅是水孩儿个人的文学荣光，更是中国纪实文学“走出去”的一次重要实践。

 

《黄河好人》凭什么走向世界？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西班牙读者将从中读到怎样的中国故事？我想，这恰恰是我们讨论这部作品国际传播价值的起点。

 

《黄河好人》讲述的是内蒙古包头市黄河畔画匠营子村渔民王金清（书中化名王三）及其组建的黄河水上救援队，三十余年间义务挽救三百余条生命的真实故事。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具地域色彩的中国故事——黄河、渔民、北方农村、民间救援队。但细读之下会发现，水孩儿书写的核心，其实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密码：普通人对生命的敬畏，平凡人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以及一个好人如何影响一群人、继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感召力。

 

这正是《黄河好人》能够跨越文化壁垒的根本原因。西班牙读者或许从未听说过黄河，但他们一定理解“救人”意味着什么；他们或许不熟悉中国的“道德模范”评选机制，但他们一定能感受到三十余年如一日的坚守有多么不易。水孩儿在创作谈中写道，王三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救人，作家救心。”救人者挽救的是生命，作家疗愈的是人心——这种对生命价值的共同守护，恰是跨越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黄河好人》并未将王三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符号。水孩儿采取了群像式的叙事策略，全书以十三章篇幅分别书写十三位救援队员。有“专治盐碱地”的王强，因照顾残疾哥哥暂时离开救援队；有把救援当成“光荣职业”的岳贵福；有年龄最小的王宇超，作为救援“后备军”随时待命；还有被称作“救援队花木兰”的王春霞。这些人物各具面目、各有来路，他们有家有口，有生活的窘迫，有现实的牵绊，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普通人，在黄河边构成了一个可触可感的道德共同体。

 

这种叙事策略对于跨文化传播至关重要。西方读者对“中国英雄”的想象往往带有意识形态滤镜，但当他们读到王强一边种着一百多亩饲料玉米、一边在黄河边义务救人时，读到柳占军从砖厂下岗后在河边干烧烤、后来加入救援队时，他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中国好人”，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与生活博弈的普通人。普世价值从来不是抽象的说教，它恰恰蕴藏在这些具体而微的生命选择之中。

 

在文学技法层面，《黄河好人》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启示：越是扎根泥土的书写，越具有走向世界的力量。

 

水孩儿的写作姿态是“俯身”的。她用将近四年时间跟踪采访王三救援队，甚至成为救援队的“老十四”——这个细节本身就意味深长。作家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亲历者。这种深度的田野介入，使得《黄河好人》获得了其他纪实作品难以企及的质感。

 

我印象尤深的是书中对救援队员柳占军的描写。在一次打捞轻生者的过程中，柳占军带着徒弟赵海军驾橡皮艇沿黄河搜寻，中午在岸边树荫下啃面包、就黄瓜，师徒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赵海军问师傅，为什么咱们不用快艇？柳占军答：快艇底是尖的，吃水深，到不了浅滩；橡皮艇底是平的，能开到岸边草丛里找。这段对话看似平常，却传递出极其丰富的信息：救援队员的专业判断来自日复一日的水上经验，他们用的不是高科技装备，而是因地制宜的“土办法”——但正是这种“土”，恰恰体现了他们对黄河水文的了如指掌和对每一个生命的全力以赴。

 

水孩儿没有刻意渲染救援场面的惊心动魄，也没有煽情地书写被救者的感恩戴德。她采取了一种近乎“零度叙事”的克制笔法，大量运用救援日志、对话实录、人物口述等“元文本”，让事实本身说话。这种写法既符合纪实文学的文体规范，也暗合了国际读者对“非虚构”作品的阅读期待——他们更愿意相信“展示”而非“告知”，更信任细节的力量而非宏大的抒情。

 

此外，书中对黄河文化的书写也具有跨文化对话的潜能。比如柳占军提到的捞尸人传统：船头系红布、祭拜河神、雨天不出船等。这些民俗细节对国内读者而言或许只是“地方性知识”，但对西班牙读者来说，却是理解中国人水关系、生死观念的绝佳入口。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的巴塞罗那，当水孩儿向西班牙读者讲述这些故事时，我相信他们会从中读出中国农民对黄河既敬畏又亲近的复杂情感——这恰恰是文明对话最珍贵的部分。

 

《黄河好人》此次入选“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国际传播项目，并在巴塞罗那举办读者见面会，意义非同寻常。

 

据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公告，“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在24个国家开展活动200多场，形成了海外新媒体传播矩阵。这一平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面向海外读者的在地化推广——在巴塞罗那；在西班牙语世界，需要考量的是翻译质量和文化适配。可以想见，《黄河好人》中那些充满北方方言色彩的对白、那些植根于黄河农耕文化的意象，如何转化为西班牙读者能够顺畅接受的表达，将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但挑战背后是更大的机遇。巴塞罗那此前已举办过中国作家盛可以文学交流会、中国出版界代表团参访等活动。4月23日又是世界读书日——这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阅读庆典，源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乔治节”，在西班牙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水孩儿选择在这一天与西班牙读者见面，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时刻：当黄河遇见地中海，当中国故事汇入世界文学的洪流，文学便成了不同文明之间最柔软的桥梁。

 

我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践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那些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往往是具有强烈地方性和具体性的故事，而非试图“代表中国”的宏大叙事。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余华的民间记忆、刘慈欣的科幻宇宙，无不如此。《黄河好人》延续了这一路径——它没有试图回答“中国是什么”，而是诚实地讲述“一群中国普通人在做什么”。当国际读者被王三和他的救援队所打动，他们便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一次深度认知。这种认知不是被灌输的，而是在情感共鸣中自然生成的。

 

作为从唐山大地震废墟中爬出来的作家，水孩儿对生命的理解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刻。她曾说，创作《黄河好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她“努力凿开一丝缝隙，最后让读者看到的是光”。这束光，照见了黄河岸边那些沉默的守护者，也照见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可能。

 

4月23日，当水孩儿站在巴塞罗那的讲台上，面对金发碧眼的西班牙读者讲述王三的故事时，我相信那些关于勇气、善良与坚守的叙事，会像黄河水一样，在异国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河道。西班牙读者或许记不住“王金清”这个名字，但他们会记住：在中国北方的一条大河上，有一群普通人，三十多年来从未停止救人。这便够了。

 

《黄河好人》的出海，也给我们留下一个更深的启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不能只靠“宏大”取胜，更要靠“具体”动人。一个人救一个人，一群人守一条河，这种朴素的叙事，比任何宏大的话语都更具穿透力。期待水孩儿的巴塞罗那之行圆满成功，也期待更多中国作家能够像她一样，用脚板丈量土地，用真心书写人民——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地“走进去”，而非仅仅“走出去”。

 

作者简介：郭超，笔名池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包头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艺术家》杂志特约评论家。作品散见于《包头日报》《呼和浩特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作家网》等。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