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微光

——评张健长篇小说《张不伦的世界》

 

作者：坚勇

 

在当代长篇小说日趋娱乐化、类型化的喧嚣图景中，安徽作家张健的《张不伦的世界》第一部以一种近乎执拗的姿态，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小说不必追逐离奇的情节，不必刻意营造激烈的冲突，它可以只是一段时光的忠实记录，一个生命从混沌中睁开双眼、逐渐辨认世界的过程。然而恰恰是在这种看似平实克制的叙事中，这部作品抵达了一种惊人的深度——它不是关于某个英雄的传奇，而是关于“所有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时代的宏大叙事，而是无数微观生命在历史褶皱中闪烁的微光。

 

一、作为“年代标本”的成长叙事

 

《张不伦的世界》以近乎自传的笔触，记录了主人公张不伦从1974年出生到1987年小升初考试的成长历程，恰好覆盖了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关键十年。这十年间，中国从“文革”末期走向改革开放，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深刻转型。小说选择以儿童视角切入这段历史，是一种颇具匠心的叙事策略——孩子的眼睛既是单纯的，又是敏锐的；他们尚未被成人世界的规则完全规训，因而能够捕捉到那些被成年人习以为常却实则荒谬的细节。

张不伦的“世界”由几个同心圆构成：最内层是家庭与工厂大院，向外扩展至子弟学校、转学后的市区小学，再向外则是通过电视、广播、书籍和成人谈话所感知到的国家与世界。这种空间结构本身就暗示了那个年代个体与时代的特殊关系——在信息尚不畅通的八十年代，一个工厂子弟对世界的认知，往往是层层折射后的光晕，既真实又带有某种失真感。小说对这种认知状态的呈现是精准的：张不伦从新闻联播里知道国家大事，从大人的窃窃私语中拼凑出社会真相，从《儿童文学》和武侠小说里构建自己的英雄梦想。这种“二手经验”的获取方式，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的共同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虽然以儿童视角展开，却并非纯粹的儿童文学。作者在叙述中频繁插入成年张不伦的回望目光，形成一种“双重视角”的叙事张力。比如在描写幼儿园为伟人逝世组织“哭比赛”时，成年叙述者补充道：“这是张不伦第一次明白，想做异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叙述方式使小说超越了单纯的怀旧书写，而带有某种成长教育的寓言意味——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与荒诞规则的碰撞中，慢慢学会如何与世界相处的。

 

二、工厂乌托邦的消逝与挽歌

 

小说最厚重的部分，或许不是张不伦的个人成长，而是对一座国有工厂从兴盛到衰落的全景式书写。张不伦所在的汽车厂，是一个近乎自足的小社会：有食堂、医院、学校、商店、俱乐部，工人们“以厂为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小说中对工厂生活的描写充满了细节的温度——翻砂车间的炽热铁水、工友之间互相帮衬的情谊、厂办幼儿园里虽然粗糙却充满人情味的保育方式、职工医院里那些身怀绝技的“赤脚医生”们……这些场景构成了一幅温热的社会主义工业生活图景。

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怀旧的温情层面。通过对宗路、查公公、荣宝宝、连老头等“老队员”群像的刻画，小说揭示了这座工厂的深层悖论：它既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单位，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安置场。那些被“改造”或“发配”而来的上海精英，带着他们的技术、才学和伤痕，在这座工厂里度过了大半生。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缩影——个体命运如何被时代大潮裹挟、重塑，又如何在不完满的境遇中寻找生存的缝隙。

宗路的故事尤其耐人寻味。他从上海警长到“改造对象”，再到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揭榜”的销售奇才，最后因走私案入狱，人生的起落几乎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周期同步。这个人物身上浓缩了太多历史信息：五十年代的“运动”、八十年代的“下海”、九十年代的市场乱象。作者对他的塑造没有简单的好坏二分，而是呈现了一个复杂、多面、充满矛盾的“时代之子”。宗路晚年重拾当年飞扬跋扈的姿态，这一细节尤其令人唏嘘——历史似乎画了一个圈，但圈内的人已不是当年的自己。

小说对工厂改制、工人下岗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却极具分量。金队长所在运输公司的改制故事，二老歪一家的悲剧，构成了对“改革阵痛”最沉痛的注脚。作者没有直接批判或控诉，而是通过具体人物的具体遭遇，让读者感受到制度变革背后那些被碾碎的个体生命。当金队长多年后得知孙彪父辈的官场关系网时，他只是“在躺椅上眯着眼，想了一下午的心事”。这种克制的处理，比任何激烈的批判都更具力量。

张不伦的个体成长与工厂的集体命运在小说中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工厂的兴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而每个人的选择也在塑造着工厂的命运。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充满张力的关系，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核心经验之一。《张不伦的世界》以一种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将这种经验转化为了一部微观意义上的史诗——它不书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只书写那些在历史的夹缝中沉默而坚韧地活着的人们。

 

三、童年书写的双重面向

 

张不伦的童年世界，被作者书写得饱满而鲜活。爬火车、钓龙虾、放鞭炮、打群架、偷看手抄本、收藏烟盒……这些细节构成了八十年代工厂子弟的“童年图谱”。作者对这些游戏和趣事的描写，带着一种近乎人类学的细致与耐心，比如对钓龙虾的全过程、对自制水枪的制作方法、对“打宝”的游戏规则，都进行了详尽的记录。这种写法一方面使小说具有了“民俗志”的价值，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作者对那个已逝世界的深切眷恋。

然而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同时呈现了童年的“光明面”与“阴影面”。张不伦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的童话，他经历了绘画比赛被“黑幕”夺走第一、被老师体罚、转学遭遇不公等一系列“幻灭”时刻。这些事件对一个孩子价值观的冲击是巨大的——“他突然发现自己即使再用功，用的方法再好，在规则可以随意被人破坏的情况下，一切努力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种觉醒是痛苦的，却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小说对教育体制的描写尤其值得玩味。子弟学校的孙老师、董老师，市里长二小的袁老师、江老师、林老师，形形色色的教师形象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教育生态。他们有缺点，有脾气，甚至有体罚学生的“恶习”，但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对学生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护犊子”情怀。孙老师在张不伦受委屈后的维护，董老师虽然严厉却私下向新班主任推荐他，袁老师背着他冲向医院……这些细节中蕴含的师生情谊，是那个年代教育中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今天高度职业化、绩效化的教育体系所难以复制的。

 

四、时代细节的文学价值

 

《张不伦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簿。小说中密集地嵌入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春晚、《少林寺》、《霍元甲》、《射雕英雄传》、《血染的风采》、费翔、挑战者号爆炸、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元素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与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有机融合。比如张不伦从《射雕英雄传》中获得的审美启蒙，影响了他后来对“长头发姑娘”的偏爱；《高山下的花环》中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故事，塑造了他对英雄主义的理解；霍金的演讲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却激发了他对宇宙的好奇与恐惧。

这些文化符号的嵌入，使小说具有了某种“年代剧”的质感。作者显然对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许多细节经得起考据——比如对城隍庙市场、长江饭店、逍遥津公园的历史沿革的描写，对合肥啤酒厂“刘世祥厂长又笑了”广告语的还原，都显示出作者对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视。这种“在地性”使小说超越了一般成长小说的普遍性叙事，而具有了特定时空的独特质感。

但小说的野心不止于“怀旧”。在描绘这些文化现象时，作者常常不动声色地加入评论，使怀旧与反思并行。比如在写到“严打”时，作者通过张不伦的观察，呈现了那个年代社会治安的混乱与法治的粗放；在写到王仁贵枪杀陈自平的案件时，叙述者追问“你信因果吗”，将一个个案提升到了对命运与报应的哲学思考。这种写法使小说在温情脉脉的童年叙事之下，始终流淌着一条冷峻的暗河。

 

五、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

 

小说采用编年体结构，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逐年逐月地推进叙事。这种结构看似传统，但对于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来说，却是一种恰切的选择。它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主人公的成长，也便于作者在绵密的时间线上嵌入丰富的历史事件和社会信息。缺点是某些段落略显散漫，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不够紧密，但这或许正是童年记忆的本真状态——童年的记忆本就是碎片化的、跳跃的，而非逻辑严密的因果链条。

语言方面，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杂糅”风格。叙述语言平实流畅，带有口语化的亲切感；人物对话则大量使用合肥方言和工厂黑话，如“不隆”（一根筋）、“虾们”（小孩子）、“跑反”（逃难）等，增强了地方色彩和时代感。作者还善于运用“括号插入”的手法，在叙述中突然加入评论或解释，形成一种与读者直接对话的效果。这种写法有时会打断叙事节奏，但整体上增加了文本的亲切感和反思性。

值得商榷的是小说的篇幅。全书近三十万字，时间跨度仅十三年，细节铺陈极为充分。这种写法使小说的“密度”很高，读者仿佛被浸泡在八十年代的生活细节中，获得了极强的沉浸感。但对于追求情节紧凑的读者来说，这种写法可能会显得拖沓。此外，小说中某些人物（如孙玉琪、海兵等）的后续命运交代得过于简略，与前半部分的细致描写形成反差，略显失衡。

 

六、结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辩证

 

《张不伦的世界》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关于“记忆如何被讲述”的文本。作者张健是安徽合肥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多年的文学实践使他深谙叙事之道——在小说、散文等多个领域均有积累，这使得作品兼具小说的叙事张力与散文化的抒情质地。小说中的“张不伦”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小说中的事件既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又经过了文学化的处理和重构。这种虚实之间的张力，正是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所在。

小说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无论是张爸爸、张妈妈这样的普通工人，还是宗路、查公公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是金队长这样的草莽英雄，还是魏林棋、孙玉琪这样的童年伙伴，作者都给予他们充分的篇幅和尊重。在这个意义上，《张不伦的世界》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群像谱。

小说的结尾，成年的张不伦在酒桌上写下那篇《如还是少年》，感慨“可惜，已不是少年”。这种怅惘不是对青春的廉价感伤，而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告别——那种工厂大院式的、熟人社会的、慢节奏的、物质匮乏但人情温暖的生活方式，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而渐行渐远。张健用四十多万字为那个世界立传，既是向自己的童年致敬，也是向一个正在消逝的时代告别。

这部作品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是对过去的简单美化，而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年代——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荒诞与温情，它的希望与阵痛。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时代，这样一种回望，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清醒地理解：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又是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的。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