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者哈斯乌拉
 
　　作者：邢原平
 
 
哈斯乌拉
 
　　近日在手机上重新阅读了哈斯乌拉的两篇小说，《虔诚者的遗嘱》和《两匹马的草原》。坐在阳台上，看好书、抽好烟、喝好茶，正是我年轻时便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场景之一，如今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但眼睛却是没了年轻时的光泽，变得老花而浑浊，特别经不住手机光线的刺激，只得看过一片文字，再看窗外的风景养眼，顺势回想哈斯乌拉年轻时的样子和与他交集的日子，结果便是本该惬意的唯有阳光陪伴的读书时间被怀旧的情绪浸染了，变成了被水浸过又褪色的照片，带着皱褶，带着伤感，还有些卷曲。
  
　　细细想来，“书山有径勤为路”之格言固然可以浓缩文人成功的奥秘，但缺少了扶持和点拨，文学中人完全可能迷路于充满荆棘的山野。我特庆幸在创作路上遇到过多位“引领者”，似乎是上帝安排好了，每当我走到人生岔路口、踌躇不前时，总会有位引领者对我说，嗨，走这边！哈斯乌拉便是我的一位引领者，也就是世俗说法中的贵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大潮汹涌澎湃，弄潮者众多，内蒙如是。大概是在1982年《草原》杂志社在军区招待所开过一场笔会。与会者多数都是来自各盟市、各行业的业余作者，我是铁路工人，哈斯乌拉是锡盟宣传部副部长。哈斯乌拉比多数与会者年长，蒙汉兼通，严肃时谈文艺大政方针头头是道，说起笑话也令人捧腹，尤其是在酒桌上还能放喉高歌，自然而然地成了业余作者们的领头羊。我还记得那时候开笔会，还要成立临时党支部，哈斯乌拉是委员之一，开班式上宣布这个消息时，我还肉跳一下，发现写小说其实是个很很很严肃的事，肩负“灵魂工程师”的伟大使命，而我自己却是个木匠，连钢笔字也写不好便闯入文坛，不免自卑而胆怯，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其实是所有作家在初学阶段都要面临的困境：灵光蜿蜒于思想深处指引了方向，却又转瞬即逝，令人茫然，不知道何去何从，思维停滞，造句生涩，所有的笔端爬行只是为了熬到灵光再次照亮前进方向。很不幸，不少作者都是因为熬不到灵光再现，理想死了心灵封闭的黑暗之中。
  
　　我当时却以为这是我自己的问题，认为自己缺乏才华，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认为自己连钢笔字都练不好的问题足以说明我根本不配当作家，但我又不敢把心病说出来，生怕大家耻笑，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好在我还善于藏拙——多看、多听、少说便是。
  
　　很偶然，一帮业余作者吃完晚饭散步时聊天说到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这是大家的通病，并非我独有，哈斯乌拉承认他也有这种心理问题，将之归纳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还记得，我们此时走到了赛马场跟前的松树林跟前，看着日落西山，被这个问题折磨着缄默不语。哈斯乌拉忽然大声朗诵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那瞬间，我忽然发现创作之路其实就是个咬牙坚持的事，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饿死我，文革没有摧毁我，还有什么苦难不可经历？由是，我创作完成了第一个中篇小说《硕果》并在《草原》发表。现在想来，精神导引其实就是用自己的热情融化别人的自信与才华，使之升腾为焰。哈斯乌拉的奔放的诗人气质注定了他要成为引领者。这种引领并非指导，而是情怀的温润与真诚的感染。
  
　　有个笑话也一并记下：那场笔会行将结束时，哈斯乌拉忽然得了阑尾炎，半夜三更被送到医院做了手术，大家见到他转危为安，便编了歇后语逗乐子：哈斯乌拉开笔会——挨刀。    
　　1984年我考入内师大文研班读书，在此前后，哈斯乌拉从盟市调到内蒙文联担任秘书长，成了内蒙文艺界的领导之一。当时的内蒙文联汇集了一大批名家，急需能干事的年轻人充实机关。当时还是给老干部落实政策、给子女安排工作的“文革善后”时期，不少文艺界的老师们都想把子女安排到文联这个“清闲”单位。哈斯乌拉身为秘书长，一方面尽力“落实政策”，另一方面也顶着更多要求形成的压力，坚持从“文研班”选人，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启用文学人才，不仅有利于机关工作，更会为内蒙文学的发展注入活力、注入后劲。由是，我和另外几位文研班同学被选调进了文联。如今来看，我们几位的创作成就和机关工作能力完全可以证明领导们的当初决定的确是高瞻远瞩，可以印证“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之古训放之四海而皆准。
  
　　此事诚然是当时的文联领导班子做出的集体决定，但哈斯乌拉作为组织决议的执行者，还是把更多的爱才之情撒在了我身上。一个周折性的细节，我向来埋在肚里不说，因为当事人已经作古多年了，现在不妨合盘端出了。当文联党组做出调我们几人到文联的决定之后，当时主管人事的一位副主席死活不肯在我的商调函上签字盖章。哈斯乌拉身为秘书长去找这位副主席，要求公事公办，这位副主席竟然将我的商调函扔在了地上，不给任何理由，只是简单两字：不办！
  
　　许多年后，哈斯乌拉告诉了我当时的情景，他当时是蒙着眼泪捡起商调函走了出去，因为他知道权力有时候就是这么任性，委屈才好求全——他唯有用一时的委屈来为我换取转圜空间。但当时，哈斯乌拉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内幕，只是让我去请求和这位副主席私交不错的德高望重的评论家孟和博彦先生替我说话，问题才得以解决。——祈愿孟和博彦先生的在天之灵随鹤而舞。
  
　　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免有来回奔波，这种奔波又不免充满焦灼与不安，我到呼市火车站坐火车时，遇到过一位算卦人。真是有病乱求医，心乱找神仙，我竟然请之算卦。算卦人兜头一句，你有事。我问，啥事？他说，调动。我心悸而问，能不能成？他的回答斩钉截铁，能成！
  
　　竟然就悬心落地。竟然就心想事成了。要知道，我本来是个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木匠，能调到内蒙文联并且转变成为干部，可谓是一步登天。命运转折来得太快，也还不免令人怀疑人生，在调到文联的头几年中，我还时常被恶梦惊醒，在迷迷糊糊中怀疑调动手续办完没办完，确认自己已经是文联的干部了，才能重新入睡。呵呵一笑。
   
　　我们几个文研班同学调到文联是1986年秋天的事。1987年是内蒙古建区四十周年的大庆之年。哈斯乌拉身为文联秘书长忙于机关事务，已经顾不上写小说了，却是提出了“文学献礼”的要求，要求各部门通力配合，在全国性的文学期刊上集中推出内蒙古中青年作家、诗人的一批作品，整体呈现内蒙文学创作实力。当时的文联组联处处长韦魁元受哈斯乌拉的委托组织工作班子，刚到文联的白雪林和我有幸成为工作班子成员。还记得在工作班子成立会上，我们提出了召开以年轻业余作者为主的“春之声”笔会的设想后，哈斯乌拉非常激动，当场拍板，决定开干。“反复召开笔会创作、修改作品、请外省市刊物编辑来选作品、将作品打包送到著名刊物请求支持”的“春之声”计划显然需要不少资金才能实现，当时的文联办公经费却是捉襟见肘。坐镇指挥的哈斯乌拉当即表示，经费问题由他来解决，“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这事办精彩”。
  
　　结果果然精彩！内蒙古文学创作力量在“春之声笔会”的催发下强势出现在了中国文坛上，多家全国性文学期刊刊发了内蒙古作家、诗人的作品专号、专辑，发表文字量总计五十万。肖亦农的《红橄榄》力压群芳刊发《十月》头条，震惊全国。路远一鸣冲天，从锡盟的业余作者变成了全国著名作家。我也在《青年文学》的内蒙专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静静的雪谷》。这在内蒙当代文学史上，恐怕是唯一一次组织严密、范围广阔、措施得当、结果明确的“文学创作活动”，称之为浪潮毫不为过。哈斯乌拉正是这一文学活动的引领者。                                                  
 
　　应《蒙古写意》人物传纪之约而撰。
 
 
本文作者邢原平
 
作者：邢原平
来源：中国观网华北区
 
（责任编辑 石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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