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热”背后的冷思考
 
王士强/文    
   
自去年年底以来，湖北诗人余秀华迅速走红，伴随着“脑瘫诗人”、“农妇诗人”等标签的爆炸性效应，余秀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余秀华一时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多的时候一天就有数十家媒体赶来采访，几乎是明星般的“待遇”。余秀华的两本诗集以极快的速度在今年二月份几乎同时面世，其中《摇摇晃晃的人间》首印1.5万册一天时间就卖断货，不得不连夜加印。而《月光落在左手上》也是在短时间内“四次加印，销量突破10万册大关，成为20年来中国销量最高诗集。”在诗歌边缘化愈益明显，许多的诗集只能印两三千、一两千册甚至需要自费出版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余秀华已然成为了一种“现象”，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里面包含着媒体时代、信息时代的诸多秘密，也可以由之出发讨论诗歌在当今时代的处境、诗歌与大众的关系等的问题。“余秀华热”的背后需要进行一定的冷思考。
 
媒体事件中的余秀华
 
余秀华的走红有一定的偶然，也有其必然。说偶然，这其中有《诗刊》编辑对她诗歌的发现与欣赏，有“诗刊社”、“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对她诗歌的推广，有数篇赞扬与批评她的文章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的大量传播，等等，这其中的因素大多属于偶然，而且诸多因素之间环环相扣，缺少任何一环都很难使她进入媒体与公众的视野，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而说必然，则是因为她身上确实汇聚了诸多引人注目的因素：脑瘫、农民、女性、诗人……这些因素单个来说虽具有一定的话题性，但并不足以成为“热点”，而当这些因素汇聚到一起，却足以产生化合反应和爆炸效应，使得余秀华成为了唯一的“这一个”，足以吸引媒体的关注和大众的眼球。
 
媒体对于余秀华的关注当然有它的道理，这其中体现了关注弱势群体、扶助边缘人群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精神，体现了对诗歌精神、对价值立场的坚持与弘扬，也体现了对自强不息、抗争宿命的生命个体的褒扬与礼赞，余秀华的经历甚至也可被解读成一个从无所成到有成就、从失败到成功的励志故事，等等，这里面有着诸多我们时代所需要、所提倡的“正能量”，符合了社会和公众的某种“期待视野”。这也是写诗的余秀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共事件的原因所在，许多公众感兴趣的话题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她身上可以被寄托诸多的价值想象与情感关怀，余秀华也就此成为了社会热点。
 
不过，这里面也有问题，媒体报道中的余秀华往往是被窄化、标签化、符号化的。媒体对其“脑瘫”、“农妇”等身份特征的强调看似客观，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增加卖点的炒作，这里面看似包含着对处于弱势者的同情与关怀，实际上更多的是猎奇、窥视、利用，是对作为“诗人”、作为“人”的余秀华的不尊重与冷漠。媒体一哄而上、大同小异的标签化解读很大程度上是束缚了对余秀华的理解，从而使她成为了一个单向度、失去了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符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她工具化、道具化了。如此，媒体的价值关怀就可能成为一种歪曲和表演，其对苦难的展示也更多成为一种消费和市场行为，这也是当今“全媒体时代”的吊诡之处。
 
余秀华写得到底好不好
 
其实，对作为诗人的余秀华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她写得到底好不好？余秀华因为写诗而为人关注，那么她的诗写得如何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她的诗写得非常好、非常出色，那么整个事件的意义将随之增加，反之亦然。但可惜的是，到目前却并没有多少人认真、理性地讨论余秀华的诗写得怎么样，而更多的是情绪化、印象式的褒贬，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由于余秀华自身的独特经历、所受到的重重限制和遭遇的极端处境，她以诗的形式将之呈现出来便是别具力量、震撼人心的。在我看来，她最好的诗也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思所感的，如《一包麦子》《下午，摔了一跤》《一把刀》《我爱你》《在我们腐朽的肉体上》等，在这些诗中，她将自己的生活、情感、命运融入其中，她的人与她的诗是合而为一的。比如《我养的狗，叫小巫》一诗，表达了沉痛而独特的生命体验，有着让人惊心动魄的力量，不妨引其诗于下：“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他喜欢跳舞的女人/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他说，她们会叫床，声音好听。不像我一声不吭/还总是蒙着脸//我一声不吭地吃饭/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这里面情感生活的无望、婚外情、家庭暴力、世态炎凉、亲情的缺失与缅怀，等等，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过目难忘。它撕开了生活温情脉脉的表面，将内在的真相揭示出来，确如鲁迅所说的“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本身便是勇气与抗争的体现。就艺术表达来说，整首诗也非常洗练，言简而意丰，有很强的艺术张力。即使是看似的“闲笔”，有人认为可以去掉的最后两句，实际上也是增加了全诗的层次与容量，并非可有可无，这里面可能恰恰体现了作者的敏锐与匠心。现在很多人讲“身体写作”，余秀华其实是真正的身体写作，她将她的身体、她的生活、她的一切都交给了她的诗，诗里面包含了她的情感、欲望、疼痛与欢乐，包含了与命运的较劲、抗争与握手言和，写诗对余秀华而言即是写她自己的命运。余秀华的诗本真、执拗、自信、不虚伪、不矫饰，从中可见她的真性情，她敢爱敢恨、爱憎分明，诅咒命运的不公，直面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不堪……许多的诗写得非常感人，也非常有力。如果说诗歌需要在生活与艺术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话，余秀华无疑是有生活的，而其艺术的悟性、想象力、表达能力应该说也不错，即使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余秀华也已经迈进了“诗歌”的门槛，她当得起“诗人”这个称号。
 
不过，要说余秀华的诗写得多么好，甚至冠之以“天才”的名号，恐怕也是有些言过其实了。比如，就她流传最广的那首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言，这首诗虽然受到了大众的追捧，但就诗歌本身来讲应该说只是一首很一般的诗，更大程度上大概只是一首游戏、戏仿之作，立意并不高，“睡你”云云所包含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虽然由于出自女性之口而不无生动俏皮，但并不能真正去除其中所包含的陈腐、低俗的成分。诗中涉及的一些意象如火山、河流、政治犯、流民、麋鹿、丹顶鹤、枪林弹雨等也显得突兀、生硬，影响了情感表达的真挚，整首诗更像是“做”出来、堆砌出来的，不够圆融、自然。有的诗人认为她的诗是“心灵鸡汤”，从总体而言大概还是不无偏激，难于成立。但余秀华有的诗确实是有着一定心灵鸡汤成分的，或者说，距离心灵鸡汤之间并不遥远，比如前面讨论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它单一而平面化的内涵、与大众情欲想象之间的调情、有意或无意中对大众审美趣味的迎合等，都与独立而个性的艺术探索是有距离的，这种现象在余秀华的诗中并非仅见，这大概也是值得余秀华警惕的。此外，余秀华的诗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诗歌语言显得老套、意象不够鲜活、结构比较松弛等，总体而言艺术上的经营还显得不够，仍然比较粗糙、“原生态”，艺术性不强。可以说，她的诗主要还是以生活而不是艺术本身取胜的。诗歌作品当然需要生活，但是仅仅有生活是不够的，艺术本身的完美程度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成色与生命力。现在对于余秀华诗歌的评价两极分化，有的评价很高，比如称之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有的则评价很低，认为其几无是处。在我看来，余秀华的诗既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另一些人说得那么差，她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显露了若干优异的潜力与素质，不过其写作并非完美无缺，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还有诸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我们时代的诗歌处境
 
由“余秀华热”这一事件，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时代诗歌所面临的若干共同问题。诗歌在当今时代的确已经非常边缘，社会公众与诗歌之间已经形成了比较深的隔膜。虽然此前也有若干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例子如“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但几乎没有例外地诗歌在其中都是负面形象，是被嘲笑、被讽刺的对象。这次余秀华进入公众视野差不多成了一个特例，公众对于诗人余秀华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这实属难得。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公众对于诗歌还是有期待，还是认可的，公众仍然需要诗歌。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这一现象中诗歌其实也仍然是“奇观化”的，是“脑瘫”、“农妇”等因素与诗歌的结合才使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诗歌本身的力量使其抵达公众视野、受到公众追捧。诗歌与公众之间仍然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诗歌仍然是边缘的，并未改变其边缘化的处境。当然，这本身也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世界范围之内诗歌的处境都大致如是，对诗歌而言这可能恰恰也是比较合适的位置。余秀华事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偶发的个案，并不会真正改变诗歌在当今时代的位置与作用方式。
 
“余秀华”事件可以带给人们多方面的启示。首先，对媒体来说，关注余秀华当然并没有错，但如何从这一事件中发掘、讨论一些深层次、有意义的公共话题，比如发现并讨论当今时代优秀的诗人诗作、促进诗歌与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等问题，发掘、考辨这一现象背后所关联的社会、文化因素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猎奇、娱乐层面，等等，许多的方面都还是有待展开和深入的。其次，对公众而言，有好的诗歌、好的诗人，公众仍然是接受、认可的，诗人与公众之间有距离，但并非不能对话、无法交流。诗歌仍然是有力量的，可以给人安慰，可以表达内心，社会公众仍然是需要诗歌的。应该有更多的人在心中为诗歌保留一定的空间，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慢”下来，聆听诗歌的声音，经受诗歌的浸润，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丰盈、美好，如此，无论是对于个人生活，还是对于我们的公共生活、文化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再次，对诗人来说，写出好的，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自己内心的作品是最重要的。否则，即使一时的喧闹而为公众所知、获得一些声名，但大多也只是一些恶名、骂名，而且所获得的这种声名也是不可靠的，“不过是浮云”，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诗人还是应该依靠自身诗歌的实力说话。
 
诗人余秀华：考验刚刚开始
 
而对于作为诗人的余秀华来讲，可能时间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现在的余秀华已经成名了，她的诗人形象已经确立，有了不小的知名度，一定意义上“革命”已然成功。然而，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革命的第二天”，中国有一句俗语所讲意思也与之接近：“打天下易守天下难”，所有这些都指向了角色转换对于个人的考验。如果说此前的余秀华已经受住了许多困难的考验，克服重重险阻而走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功的话，那么，更严峻的精神与艺术层面的考验还在后面。在此之后，她既需要面对诗歌本身继续前进、超越自我的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成名”、保持初心、抵制诱惑的压力。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时间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媒体对于余秀华的追捧总会过去，喧嚣会归于平静，余秀华又会回到她的日常生活，回到一个人面对生活、面对命运、面对诗歌的状态。这其中或许她的生活会有所改变，会较少地为衣食所忧，但是，她所面临的精神方面的压力与考验都将更大，她还能保持此前的本真、纯粹与不屈不挠吗？她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与个性，而较少地为权力、体制、金钱所诱惑么？
 
不过，余秀华自己还是比较清醒的，比如在接受采访时，她便认为“余秀华热”很快会过去：“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这是我希望的，也是必然的”，她还说：“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等等，这些都足以看出她还是冷静的，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确，她已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苦难所给予她的滋养应该足以让她看破世间的诸种浮华而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余秀华而言，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不可能放弃的，她自己曾说：“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对诗歌写作而言，苦难、失败、痛苦、抗争都是不竭的资源与宝库，这本身也可以转化成余秀华写作的一大优势，使她写出更多对得起她所经受的苦难的诗篇。
 
“余秀华热”之后如何？这与“娜拉走后怎样”相类似，是一个不无严峻的问题。当今的时代的确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但往往不过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一个社会热点往往很快就被新出现的热点所覆盖、被公众所遗忘。就此而言，作为现象的“余秀华热”终会过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热”其实也是有社会、大众范围与诗歌界、文学文化界的小众范围之分的。对诗歌而言，在大众层面的“热”更多只能是一时的、话题性质的，也是表浅、不可靠的，而在诗歌界、文学文化界内部的“热”，则是更具专业性，更为内在，也更为可信、可靠的。余秀华不可能在大众视野中停留太久，但却可能在诗歌界内部继续并且持续地走红，受到好评、喜爱、尊重。其作品不但在今日，而且在未来依然可能受到众多人的阅读、热议，走进众多人的心里，这样的“热”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热”。大浪淘沙，艺术本身是一件不无残酷的事情，它要面对的是无坚不摧、铁面无情的时间，它要追求的是恒常、永久的生命。故而，对于余秀华来说，今日的“成名”并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起点，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她写出了不少疼痛、锐利、温暖、感动人心的作品，有理由相信，她不会止步不前，而将继续抗争宿命、超越自我，她的诗歌写作值得人们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