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世人很难想到，印刷术和造纸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非遗地竟然藏在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大山深处，竟然就在名不见经传的福建连城。连城的四堡镇和姑田镇，分别是雕版印刷和手工造纸的圣地。
 
　　一
 
　　春秋战国时期，先贤们把文字写在竹片上，再编成册，谓之简。那种用来写字的丝绸叫做纸。丝绸很贵而竹简又太笨重。公元一世纪，西汉出现了一种“麻纸”。这时的麻纸只是纺织业漂絮沤麻的副产品，质量粗劣，还不能用于书写。到了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除了用麻作原料之外，还采用了树皮等一些含纤维的植物，并采用石灰碱液蒸煮的加工技术，大大提升了纸的质量和产量。此后，“蔡侯纸”代替了竹帛，在全国推广。公元六世纪，我国的造纸术不断外传，使朝鲜、日本、古印度、阿拉伯、欧洲等地先后学会了造纸。造纸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造纸原料从麻和树皮发展到以竹为主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用麻、皮做原料的“蔡侯纸”取材困难，生产力低下，价格昂贵。由于当时工艺水平所限，蔡侯纸的规格很小，大多为30×40cm。王羲之的《兰庭序》已是大开张，其规格也仅有26×70cm。蔡伦曾经尝试过用竹子造纸，但因竹纸制造工艺十分繁杂，需要经过破竹、浸煮、发酵、碾碎、调浆、过帘、烘干等七十多道工序，其中 ，竹料由青丝变为白坯的难题难以破解，只得作罢。晋代开发出用竹子造纸的技艺，但无法将竹纤维完全打碎，造出的竹纸脆而易碎，且不吸墨。竹纸的大批量生产始于宋代，这时竹纸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造出了四尺、六尺、八尺、丈二等大尺幅的竹纸。
 
　　自宋以来，江西铅山连四纸、四川夹江纸、浙江富阳纸，此三种竹纸闻名全国。江西铅山在竹纸制造中的最大贡献一是发明了纸药，二是创造出天然漂白技术。所谓纸药，是一种纸浆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原材料的土名叫榔根，学名叫江南油杉，其根部浸水后会流出透明胶状液体。纸药与纸浆混合后，能够有效地阻止纸浆颗粒的沉降，在一定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保持纸浆的均匀度。纸药又称悬浮剂。天然漂白是利用阳光和雨露使竹丝由青变白的技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竹丝的耐久性，使人工造纸千年不腐不坏。纸药和天然漂白技术的应用是中国造纸技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古法造纸的一座丰碑。相传明朝中叶江西铅山生产出的连四纸质地细腻均匀、色泽洁白、防虫蠧、防老化，而且润墨性良好，不仅成为宫廷御用纸张，而且成为民间书籍文献、民章宗谱、信笺书画、碑帖扇面的首选用纸。宋代诗人梅尧臣留有夸赞铅山竹纸的诗句：“敲冰举帘匀割脂”、“一幅百金曾不疑”。铅山竹纸当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宋•米芾《三伏帖》用的就是铅山竹纸。
 
　　明末，连城姑田镇人蒋少林对铅山造纸的竹丝漂白工艺进行了大胆地改造。铅山竹丝漂白工艺是漂了洗，洗了再漂。这种工艺由于漂洗过度，造成最佳竹丝的大量流失。蒋少林发明了竹丝只漂不洗的制桨法，不仅漂白效果恰到好处上，而且使得最佳竹丝保存率大幅提升。蒋少林还对铅山捞纸法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发明了“按放帘头”这种高超工艺。铅山捞纸法操作过于简单，焙干后的纸张厚度0.8——1.0mm，透光观看，有纤维交织痕迹。蒋少林发明的捞纸法基本操作与安徽泾县捞纸法大致相同，一张纸连捞三次，称为“三套水”。泾县宣纸原材料是檀皮，檀皮纸浆中的纤维长度在1.7——3.7mm之间，这种泾纸的拉力要比竹丝纸好得多，成功率也高。竹丝纸浆中的纤维长度在1.0——1.7mm之间，不到泾纸纤维拉力的一半，使得捞纸难度大为增加，若完全采用泾县捞纸工艺，纸张的破损率很高。蒋少林发明的“按放帘头”工艺不仅使得纸张纤维的均匀度超过了泾纸，而且破损率降为零。“按放帘头”这一高超捞纸法极难掌握，许多做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纸工还当不了捞纸师傅。这种捞纸法打造的连史纸厚度仅有0.6mm，透光观看，看不到纸张中的纤维，所看到的只有精致的帘纹，非常漂亮。用手触摸这种连史纸，光洁如玉，被世人称为“纸中丝绸”。因为纤维越短，纸张的稳定性就越好，存放的年份就越久。所以，这种手工竹纸放三五年后，色泽更加温润自然，存放十年以上，其韵味越法悠长，纸价也会翻倍增长。专家认为，连城连史纸是竹丝天然漂白工艺与高超捞纸法完美结合的产物，是竹纸生产中的典范，代表了中国古法造纸的最高水平。
 
　　二
 
　　连城连史纸一旦占据了古法造纸技术颠峰，其市场优势便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除工艺优势之外，连城还有两大优势无人可比。其一是清末时散在于汉文化圈的海外客家人已达1亿之众，这是人文优势。其二是连城山涧泉壑错纵，大小溪流300余条。主要溪流8条，分属闽江、九龙江、汀江三大水系。在宋元明清时代，陆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水路交通之便就是非常重要的的地理优势。连城的姑田镇地处三江源头的核心区，其境内和周边的姑田溪通闽江达福州上下杭出海码头；蒲竹溪通九龙江达漳州、泉州、厦门出海码头；朋口溪通汀江达潮安，转雇挑夫过山十里，由广东石上，改轻舟经大埔潮汕而出海。上述优势的集合就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巨大力量，推动着以连城为中心的手工造纸业高速发展。清代至民国时期，汀州府衙周边有纸槽800多个，所属上杭600多槽，永定600多槽，宁化500多槽，清流400多槽，明溪300多槽，连城最盛，多达1000多槽。连城县志曰，手工造纸业是客家经济文化的灵魂。
 
　　谓之“灵魂”，是说造纸业与客家的社会发展特别是与每个家庭的生计戚戚相关。连城造纸的第一道工序是竹农伐取嫩竹，剥皮后取其青丝。第二道工序是通过蒸煮将青丝做成黄坯。然后，竹农雇挑工将黄坯挑下山，卖给造纸的槽户。槽户首先要将黄坯送到专有的晒场，曝晒100天，通过这种“天然漂白”法，将黄坯变为白料，这是造纸的第三道工序。第四道工序是造纸。造纸需经过打浆、洗浆、滤浆、打槽、压槽、漂槽等预备流程，然后才能进入捞纸、焙纸这两个关键流程。捞纸（又称抄纸）还有匀槽、加纸药、抄纸、榨纸等手续。从大里说，造纸只有砍竹、作料、抄纸三个阶段；从细里说，从竹农砍竹到造出一张纸来，要历经10个月70多道流程。完成这一道道流程，槽户才能把血汗换来的连史纸卖给纸商。山农、挑夫、料户、槽户、纸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链。
 
　　辛勤换来财富，优势赢得市场。于是，大量的白银输入姑田。连城纸商120多家，仅姑田一镇纸商多达50多家。姑田一度成为闽西北商贾云集的物贸集散地。这里有来自苏浙、粤东、上海等地的商人，他们把连史纸和土特产贩运到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姑田每月逢五逢十为圩期，一月六圩。每当圩日，邻镇邻县的村民及商贩都纷纷入市交易。赶圩的人数多达五六千人。从早晨八时到午后四时，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于是，姑田开设了7家酒店，还有电报局；经营日用百货的大字号4家；经营客栈、药铺、面馆、医科、米行、肉行的店铺鳞次栉比。在清代，江西赣州有一条专售姑田竹纸的姑田街，江右汉口有20多家专售姑田竹纸的纸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潮州专事姑田纸出口的纸行多达32家。姑田富甲一方，大纸商富可敌国。
 
　　丰头村是姑田镇上堡村的一个自然村，明末清初全村800多人，开了36个纸槽，家家户户、男男女女全部从事纸业生产，男人作料，女人礁料，雇人种田，买米下锅。当地有谚语曰：“猪肉当青菜，纸样当田契”。潮州姑娘羡慕这种富余的生活，清末至民国时期，就有120多位“潮州婆”嫁给姑田镇造纸的农民。
 
　　沧海桑田，连城的古法造纸业也历经磨难。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对连城山区一带用兵，继而发生瘟疫，兵连祸结，百姓逃亡，姑田纸业出现第一次停产。1938年，福州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厦漳泉沦陷，广州沦陷，连史纸外销基本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连城个体纸槽户组成联合组，生产单元由个体变为集体。1954年，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建交，连史纸产销量大幅回升。1955年，姑田连史纸产量达18000担，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9倍。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从小学到大学，写字是必修课，用的是连城连史纸。连史纸由省外贸系统统一收购包销，姑田成为福建外贸创汇的重要基地。1972—1981年，“连城宣纸”不准内销，一律出口，因此失去了国内市场，导致国人只知道泾县宣纸，却不知道帝王级的姑田连史纸。
 
　　1991年10月，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由农业部福建华闽投资公司出资270万元，连城县政府投资85万元，合资成立“连城宣纸厂”，生产机制宣纸，宣纸质量大幅下降。加上1997年，日本把书法必修课改为选修，日本市场急速萎缩。连城宣纸厂面临危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工资水平大幅提升，造纸所需的人工和材料成本连番上涨，姑田手工造纸作坊纷纷倒闭。1992年，姑田只剩10个纸槽生产手工宣纸。1995年，以私营或租赁形式生产手工宣纸的作坊只剩下5家，产品销往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海外华人社区。2007年之后，手工宣纸作坊只剩下2家。一家是邓金坤的“姑田宣纸厂”，另一家是华金鑫的“永存堂手工宣纸厂”。显赫一时的姑田连史纸似乎走到了穷途末路。
 
　　危难之际，手工造纸世家出身的邓金坤挺身而出，1999年，他租赁了“姑田造纸厂”，立志让姑田手工造纸业起死回生。邓金坤认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已走入历史博物馆：古代火药已被TNT高爆炸药以及氢弹、原子弹取代；指南针定位系统已被卫星定位系统超越；雕版印刷已被电脑排版系统淘汰，唯独古法造纸术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邓金坤说，现代造纸，无论是新闻纸、印刷纸、打字纸、有光纸还是图画纸、牛皮纸等，哪一种能够保存千年？大多数不过十年、二十年就变黄发脆了，这种纸质书籍难过百年。更何况，水墨丹青及中国书法艺术和手工宣纸是骨肉情缘，只要“丹青不知老将至”，中国的手工宣纸仍将是朝阳产业。
 
　　华金鑫的《永存堂手工宣纸》，向日本展示出姑田手工宣纸的永存价值，赢得日本受众的信任和青睐，再次打开日本市场。
 
　　2006年7月，复旦大学组成“江南竹纸调查组”，以陈刚教授为首的科研人员，对铅山老连史纸、连城老连史纸、长汀老玉扣纸、安徽泾县净皮宣纸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科学分析，并发表了名为《竹素守望》的论文。论文指出：1、传统连史纸制作技艺中的弱碱蒸煮和天然漂白工艺，对纸张的耐久性和防色变性至关重要；2、机器造纸中采用的漂白工艺（采用次氯酸盐、氯水漂白）对宣纸的耐久性破坏极大，造成宣纸纸张色变和质量下降；3、连城老连史纸最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这篇论文，更加坚定了邓金坤和华金鑫继承和发展姑田手工造纸工艺的自信心。
 
　　2007年1月，邓金坤以姑田宣纸厂厂长的身份在连城四堡镇“四堡雕版印刷展览馆”旁开设了一个宣纸作坊，以配合雕版印刷的展示工作，并派两位手艺精湛的老师傅到四堡传授造纸技术。以此为契机走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之路。同年9月，“连城宣纸介绍”一文入选姑田中学教材。同月，连城宣纸制作工艺被福建省政府列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4月，姑田宣纸厂加入福建省纸业协会，成为闽省唯一手工纸厂会员，并借助协会的支持，开辟了日本市场。是年11月，邓金坤应“连城宣纸”销售商——日本协和贸易株式会社的邀请，赴日访问，姑田连史纸“寿纸千年”的美誉再次唱响东瀛。
 
　　2009年起，邓金坤开始了国内网上销售，经过十年的努力，在全国各地做成了60个供销点。2014年，为了打出自己的品牌，“姑田造纸厂”更名为“美玉堂连史纸有限公司”。美玉堂连史纸只有0.6mm厚度，薄而均匀，柔软精美；纸质洁白，千年不变；防热防蛀，受墨性极佳，被誉为价值如同美玉的千年寿纸。美玉堂连史纸很快占领了中国篆刻领域的主要市场，成为中国当今最佳印拓纸。因为四库全书用的是姑田连史纸；大量闽刻版古书用的是姑田连史纸；台湾第一部府志用的也是姑田连史纸；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刷厂用的也是姑田连史纸，并注有“连史纸精印”字样。目前，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全国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一致认定，姑田连史纸是古籍修复的最佳用纸。因此，续而在古籍修复领域，美玉堂连史纸就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画领域异军突起，喜爱者无数，其中许多人都想购得一刀美玉堂连史纸。目前，美玉堂的生产能力是每年6000刀，供不应求，只得放弃国外市场。国内市场，取消批发业务，仅供零售。美玉堂还效仿茅台酒厂做年份酒的做法，做起年份纸生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玉堂年份纸已卖到每刀万元。
 
　　2016年，邓金坤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非遗继承人研修班”。之后，他在姑田建起一个“连史纸非遣体验馆”，制浆工艺部分在邓金坤的家乡——姑田上堡丰头村，抄纸焙纸槽房设在姑田上堡村，相距只有500米。建成至今，已有万余人前来参观体验，有来自北京、上海、厦门、深圳的客人，也有不少国外华人、留学生，德国的华人社团曾组织了一个参访团，专程体验中国古法造纸术。
 
　　三
 
　　邓金坤的梦想有两个，一是让姑田古法造纸术成为国家级非遣项目。二是把姑田古法造纸工艺推向全国，再次让中国的古法造纸文化造福中国，造福人类。
 
　　己亥深秋，邓金坤陪同我参观美玉堂设在姑田上堡的纸槽作坊。1955年后，姑田捞纸工艺进行了改革，取消了槽头工，捞纸由两人改为一人，纸张更加均匀，簾印图案更加美观。美玉堂的捞纸师傅是位80岁的长者，清瘦，却精神矍铄，纸簾在他手中如同织女的神梭上下翻飞，让观者心荡神摇。我凝神望去，他那娴熟的动作犹如张大千作画，起、行、收，逆、顿、挫，神来之笔挥洒自如，他捞出的纸张件件已是神品。
 
　　来到丰头村，终于见到了闽江源流的“溪头水”，这是最干净甜美的泉流，清沏见底，湍急而下。在湍流的围堰处有一个硕大的水车，是为漂洗纸浆用的，它高耸着，威武而挺拔。虽然没有运转，但其粗犷坚定的风格，已显出姑田人家的气质。水车不远处就是碓纸的草寮，这让我想起晚清著名诗人丘逢甲的诗句：“知是烟痕是露痕，四山一碧竹连村。家家制纸临溪屋，水礁声中昼掩门。”何等绝美而喧嚣的场面啊！清代诗人赵廷辉也留下了“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的诗句。眼前的丰头村已经没有造纸纸槽，竹林萧萧、四山苍茫，格外寂静。当我踏上去往草寮的小路时，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挑夫、料户、纸商急匆匆的脚步声，难免不让人怦然心动。那座礁纸的草寮掩映在树林之中，一旁还有些荒草和野花，它仿佛在溪旁田野中静守了千年时光，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春雨秋雾，世间沧桑。实际上，这里就是姑田造纸人微缩的人生。它之所以成为体验馆，成为姑田手工造纸的一个标本，是让人们看到中国造纸文化的源流；看到传承者邓金坤们的奋斗；看到他们异常顽强的不放弃精神，以及手工造纸业复兴的梦想。
 
　　作者简介
   
　　王晓岳，从军27年。军事学院天文大地专业毕业后，在青藏高原爬冰卧雪8年，从事野外测绘工作。调兰州军区后，先后在国防大学、南京政治学院进修，继而任军区领导理论教员，后又随调福州军区工作。转业后，先后在省经贸委和省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处长、半月刊杂志社社长、编审。中国作协会员，在省内外发表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并有《八闽任扶摇》、《历史在这里走过》等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