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与城
作者:黎承木
岁末,枯叶三三两两立在枝头上。冬日寒意渐深,惹得整片森林都沉了声。只有偶尔风起时,能听见银杏树沙沙作响,抖落一地碎金。
三伯紧了紧旧棉衣,那不耐抽的烟不知何时已然燃尽,微小的灼伤感丝毫影响不到他的思绪。一整天望着云卷云舒、来来去去,看山影远了又近,脑海里始终甩不掉那句话:“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跟素芬已经商量好了,这次你必须来北京。”
看着地里仅剩的几棵白菜和一畦小葱,一声叹息终究从三伯口中叹出。今年秋末农忙后,他特意把地翻了一遍,想着晾好土,来年的玉米定能长得壮实。可如今儿子儿媳非要他去北京,说起来,这一切都是那场病闹的。
三伯是村里最让人羡慕的人。堂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堂嫂是北京姑娘,和堂哥是同学,两人都在事业单位任职,还有个年幼的孩子。因工作繁忙,他们很少回村,只在祭祖时偶尔回来一两趟——自从堂哥去北京读书,我总共也只见过他五六次。堂哥算是完成了阶层跨越,成了我们村唯一跃过龙门的“鲤鱼”。
要说三伯也去过北京,他是父辈里唯一一个进过北京城的人。回来时他说:“种了一辈子地,能去一趟北京城,见着毛主席,值了!”
可三伯终究只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堂哥结婚,老家办过酒席后,又去北京办答谢宴;第二次是侄女出生;最后一次,便是因为生病。用三伯的话说:“北京城有北京城的好,村里有村里的好。北京寸土寸金,啥都得买,我在村里想吃啥就种啥,我是个农民,终究舍不得那一亩三分地。”
其实大家都懂,这话是真心的。正是这一亩三分地,把堂哥送进了北京城。三伯母走得早,我从未见过,只剩三伯拉扯着堂哥堂姐长大。那时孩子还小,三伯怕再娶会影响孩子成长,听父母说,当年不少人给三伯说亲,他都一一回绝了。那些年,他又当爹又当妈,硬生生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堂哥堂姐也争气,成了父辈教育我们时常提起的“别人家的孩子”。
堂姐先考上厦门大学,后来留在厦门工作、成家。办酒席那天,三伯乐得合不拢嘴。第二年,堂哥又考进了北京大学——这一下,三伯在十里八乡彻底露了脸。县里、镇里、村里的领导都来了,三伯家是我们村唯一一户两个孩子都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家,县里还特意送了奖励,镇长拉着三伯的手,要和他合影留念。我至今记得三伯当时那兴奋的模样。
堂哥在北京安家后,多次让三伯去同住,可三伯始终守着家里的老房子,不愿挪动。堂姐和堂哥劝他:“你选一个地方,厦门也好,北京也罢。”三伯却带着醉意呵斥:“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守着这房子,这里是我的根。你们的妈就躺在那山坡上,孤零零的,我要是走远了,想跟她说话都没处说。”
这话一出,我就知道堂哥他们劝不动了。央求无果,只能任由三伯留在村里。堂哥堂姐每年给的钱,足够三伯安享晚年,可他种的地仍是村里最整洁的,连一棵杂草都没有。如今种地都用机器了,他却依旧养着那头大水牛,天气好的时候,总爱牵着牛溜达。
村里人常打趣他,遇见了就说:“三哥,人家城里人溜狗,你倒好,溜牛!一年到头也不见这牛干多少活,你还养着它干啥?”三伯总是笑呵呵地回应:“总得有备无患,机器说不定哪天就坏了,到时候还得指望这牛呢。”
初秋是鲜草最后的生长期,三伯为了让牛吃上今年最后一批鲜草,特意去了更远的地方收割。也正因路远,没人知道他是何时摔倒的。等村里人集体去找时,他已经昏迷不醒。送到医院后,病情始终不见好转,最后堂哥把他接到了北京。忙前忙后照顾了半年,三伯才彻底痊愈,可精气神已然被抽走了大半。身体刚好,他就偷偷跑回了村。
直到上了火车,他才给堂哥打电话,说自己已经在回村的路上了。回到村里,三伯又恢复了往日的开朗,只是他的牛,在他去北京期间没人照料,堂哥委托父亲帮忙卖掉了,还卖了个好价钱。堂哥本说这牛钱留给父亲,可三伯回来后,父亲还是把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三伯望着空荡荡的牛棚,又看了看去年刚翻修的房子,想起了今天堂哥打来的电话——堂哥坚持要他去北京,实在是担心他再出意外。和父亲他们吃完饭后,三伯就跑到了自己的地里,坐在地埂上,身旁不远处就是三伯母的坟。
他在那儿待了快一整天了。三伯一定是想念三伯母了,想念那头陪他多年的牛,想念从小到大在这儿的点点滴滴;舍不得父亲他们几兄弟,舍不得村里的乡邻,更舍不得脚下的这片土地。
三伯北上北京那天,是父亲送的他。他拉着父亲的手,让父亲农忙过后一定要去北京看他。父亲劝慰道:“你是有福气的人,侄儿侄儿媳妇都是孝顺孩子,你别多想。”
列车开动,三伯隔着车窗,望着火车站旁那排银杏树——风起时,金黄的叶子又抖落一地碎金。他嘴里喃喃道:“叶落归根啊……”

作者简介:黎承木,笔名(梅芳映雪),作家、诗人,贵州独山县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沁人杂选》、短篇小说《嗨,我的白牙女生》,连载小说《时光深爱的青春》,作品散见《草风》杂志、作家网、动静贵州、散文网、《独山文苑》杂志等网络杂志。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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