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爱情
作者:燕飞
许多年来,每当黄昏的光斜斜地漫过书案,我总会想起湘江上那一片粼粼的、碎金般的水光。那光里,浮沉着一些已然泛黄的信笺,和几张在记忆里永远清晰的脸庞。透视出一个风华少年校园里的青春爱情。
我16岁上大学,在交通学院读道桥,一个本该与水泥、钢筋、应力图打交道的专业。可我的魂魄,却总不安分地游荡在另一个疆域——文学写作和阅读,专注于小说和诗歌的创作。八十年代的文学是神圣的,像一座巍峨的殿堂。一开始我在门外踮着脚,满心敬畏地向里张望。
当我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青年作家》那高贵而质朴的杂志上时,我仿佛听见土木系教学楼的空间里,响起了一声轻微而清脆的裂帛之音。于是,我成了异类,也成了星辰。我组织起“枫林文学社”,被推为社长。那是一种混合着虚荣与虔诚的快乐:我们在简陋的教室里争论王蒙的“意识流”,像解剖一具精妙而无形的灵魂;我背诵了王蒙的《春之声》《蝴蝶》,试图在“水泥搅拌机”与“道路勘测”的间隙里,捕捉那些飘忽如烟的心理时间。我的创作,便也浸染了这斑斓的色调,将校园里枯燥的线条,都晕染成了内心奔涌的文学灵感。
文学是火,爱情便是扑向这火的、轻盈而执着的飞蛾。
红梅和蓉蓉
大学里时光浪漫,风华少年时节,爱情插曲不绝于耳。刚入校门时,曾迷恋过财会班一个会跳舞的女生,只是埋在心里,不懂表白。其实文采飞扬时,我偶尔会为同学好友代写情书,轮到自己却不知如何下笔。也因文采飞扬,当然也会收到女生的情书。迄今犹记,一位大我8岁的管理系干训班学员写给我的9页长信,谈理想谈爱情谈保尔谈舒婷,还谈到喜欢我多么悒郁的眼睛啊。那姐姐好像叫丽萍,那时也才25岁。我呢17岁,虽然也很早熟,但在我看来25岁已经是大的要命的年龄啦!那时不懂姐弟恋,逃避而拒之。
大学时代我遇到的爱情里的第一只扑火飞蛾,真正算起来应该是红梅。
那是在湘江对岸,我站在另一所大学中文系的讲台上。一个理工科二年级的毛头小子,竟给一群大四的中文系学子讲写作,现在想来,何其狂妄,又何其幸运。就在那略带荒诞的崇拜目光里,我发现了红梅。红梅看我的目光是炽热的。我们一认识一开聊就十分投缘。她不是中文系的,她学的好像是机械类专业,也是二年级。与我的爱好能交集的是,红梅是那所大学武术队的,能做一连串的摆莲、旋子和空翻,腾空飞脚如惊鸿照影。她慕我什么?或许是一个工科大学生成为文学新星的光芒,再叠加上我“长交院武术协会会长”这与她同道中人的头衔——在她眼里,我可能是“文武全才”的优质青年吧。爱情,就这样美妙地降临了。
那是柏拉图式的,是每周两封信件搭建起的空中楼阁。我们在信里谈文学,谈人生,谈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字句滚烫,却小心地避开了现实的尘埃。周末,我便跨越那条浩渺的湘江去赴约。岳麓山的爱晚亭,层林尽染时,是我和红梅约定的圣地。我们在亭中拥抱,热吻,山风裹挟着草木的清气,仿佛能将我们吹送到永恒。
然而,年轻的爱情啊,总要为自己制造风雨。我们像中了琼瑶的蛊,平白地生出猜疑,设置考验,让欢笑、泪水与愤怒,交替成为爱情剧的注脚。我和红梅互相为对方“指点迷津”,在泪眼朦胧中确信彼此是灵魂唯一的解药。这些甜蜜的折磨,转身便成了我笔下小说的素材。爱情喂养着文学,文学又反过来戏剧化了爱情。这奇妙的互动,是我们青春里最沉迷的游戏。
与红梅的爱情,像一场盛大的烟花,绚烂过后,只余下江面冰冷的倒影与满地的纸屑。毕业的潮水涌来,我北上京城,她西去贵州。地理的鸿沟,终于让我们精心搭建的空中楼阁,显出了它本来的虚无。
然而命运的手,有时翻云覆雨,有时却又牵起意想不到的线。因了红梅,我认识了她的学妹,低一年级的蓉蓉。通信,又是通信。那是一个属于纸笔的时代,距离在邮票的背面蜷缩,情感在横格纸上肆意生长。我和蓉蓉谈文学,谈更务实的理想,谈对未来的憧憬。新的爱情,竟又在文字的土壤里,悄然萌发。
我毕业后分配到京城交通部,南下广州实习,参与洛溪大桥的建造。那个暑假,蓉蓉从长沙千里迢迢奔赴而来。在广州溽热的空气里,在轰鸣的工地旁,我们的热恋真实而灼人。我们规划着未来,想象着她毕业后也能来北京,让这段爱情在皇城根下落地生根。
回到北京后,我和蓉蓉鸿雁传书。国庆中秋长假,我一张火车票南下长沙去看她,短暂相聚解相思之苦。可现实的墙,往往比小说里的更厚、更冷。她父母的反对,像一盆冰水。他们忧虑女儿的前程,惧怕“分不到北京”的风险。在理想与亲情、爱情与现实的重重拉锯中,我们精疲力竭,最终只能痛苦地松开彼此的手。那段日子,我为她写了许多诗,每一首都浸着岭南的潮湿与北国的怅惘。爱情再次成就了文学,只是这“成就”的滋味,苦涩远多于甘甜。
我的大学时代,就这样在文学的狂热与爱情的跌宕中,跌跌撞撞地过去了。我侥幸获得过一些荣光:湖南省大学生作文竞赛的金奖,各类校园征文的奖项。它们像勋章,别在我这个“不务正业”的理工生胸前。而我的功课,只是平平,有些力学、道桥专业课,都在及格的边缘惊险掠过。感谢母校的宽容与惜才,最终竟将我分配到了交通部人民交通出版社,让我的笔,终究没有完全离开“交通”这条我未曾亲手建造的“路”。
如今,我仍与文字为伴。只是笔下流淌的,已不再是当年那般恣意的意识流,也不再是那些为赋新词强说的愁。但我知道,我所有文字的根,都深深扎在那个湘江畔的理工科校园里,扎在那一段与文学痴缠、与爱情共舞的滚烫时光里。早已成为我精神血脉的一部分,在每一次提笔时,隐隐作响,生生不息。
元春的天鹅梦
粉笔灰簌簌地落着,在午后斜射的阳光里打着旋儿。元春踮起脚尖,用彩色粉笔在黑板的右上角画荷叶与天鹅。肩胛骨在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下,显出清瘦的弧度。元春是在我大二秋天时来到文学社的新生。阳光把她额际细软的茸毛镀成淡金,连同颊上几粒新鲜的青春痘,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注脚。我们便这样认识了,因她为我的黑板报画插图。
来往是极单纯的。元春画她的插图,我写我的诗文,中间总隔着那块墨绿黑板的三尺宽度。讨论留白与布局,争辩古典与现代,元春的声音很轻,像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许多话,当面说了又觉得未说尽,便转为写信。那些信,也算不得情书,总在诗文赏析的边角处,藏着些欲言又止的温热。那是少年维特式的烦恼,纯粹得连自己都要小心翼翼掩藏起来,生怕一丝杂念,便唐突了那画中洁白的天鹅。那时我执意酝酿我的单相思,一些再平常不过的细节通过夸张想象成了惊心动魄的情节,我把元春写进我的小说。
毕业的夏季,空气黏稠得像化不开的饴糖。我们竟同乘一列北上的火车。临别,她赠我一个深蓝丝绒的盒子,里面是一支崭新的名牌钢笔,在当时,是极贵重的礼物了。应她之邀,我在那个京广线上的大城市下车,去了她家。她的父母慈祥,大姐二姐美丽而热情,家的温暖扑面而来。我认她妈妈叫做姨妈,跟着她清脆地喊大姐二姐。住了两天,游玩了二七塔。可我和元春之间,那点似是而非的火星,在这样温厚的氛围里,反而静静地熄了,连烟都不曾扬起一缕。她送我去往北京的车站,月台上,她只是平静地挥手,说“再见”。列车开动,把那声“再见”拉成一根绵长而透明的丝线,许多年,都似有若无地牵着。
元春毕业之后,来北京出差,我们又见了一面。我们坐在宾馆空旷的大堂里。岁月似乎仍驻留在校园时代,元春笑容依旧,眼弯成熟悉的月牙。那一刻,往昔的潮水猛地漫上来,我几乎能听见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触碰那流逝的时光。我站起来,想表达一个拥抱,可能的话,顺势吻上去。她却微笑着,轻轻竖起两根手指,摇了摇,像一道无声而温柔的闸门,拦住了所有泛滥的潮水。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我们之间,永远隔着最初那块黑板的三尺距离。那距离,保护了所有美好的想象。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元春再未见面。我从北京,海南,再到异国他乡,与她的联系便这样断断续续地延续下来,从书信到电话,再到QQ与微信的绿光。偶尔隔个多少年不联系,再接上线,她竟记得许多我早已忘却的琐屑,比如我初到海南时,寄给她的那张印着某某报社“培训部部长兼联络处处长”的夸张头衔的的名片之类。元春比我低一届,年龄比我大半岁,我有时叫她“小师妹”,有时也叫“三表姐”,称呼里带着一种亲昵的、却也自觉划下界限的戏谑。
而我以元春为模型而写的那篇《天鹅梦》,从大学时代起笔,先是8千字小说在文学社刊物油印发表,后来就改来改去投往文学杂志。退稿了再改。从长沙改到北京,加上了红梅和蓉蓉的热恋故事。又从北京改到海南,情节添了又删,删了又加,那可真是受琼瑶阿姨的影响至深。每一次修改都加了一些凭空杜撰的人物和瞎七搭八的情节,主人公的命运几度浮沉。九十年代初,在海南,我把已增加到三万多字的稿子交给了刚从《天津文学》调到《天涯》杂志社的朋友刘占领,经占领兄推荐,《天鹅梦》后来发表在北方一本通俗文学刊物上。小说的主人公叫文雯。
元春呢,毕业后进了交通部某企业局,脚踏实地,从科员做到处长,如今已然退休。退休后再被别的单位返聘。事业顺遂家庭圆满,她始终过得充实而平和。
那支钢笔,早已写不出流畅的墨水了,我却一直收着。元春于我,便如这笔,如那篇无数次修改的小说,如黑板擦过后弥漫在阳光里的粉尘。她并非生活里轰轰烈烈的篇章,却是爱情这道长河中,一束恒定、清亮、可望而不可即的白月光。它不曾照耀前路,却永远悬在记忆的深邃夜空,让你在回望时,知道自己的青春,曾有过那样一片皎洁的底色。
尾声
岁月啊,真是蹉跎而又慷慨。它带走了许多具体的人与事,却将那些光影、气息与情绪,酿成了心底一坛不散的酒。
大学时代的爱情或炽热或冷静,或奔放或单纯,也许只是我们爱情长河里的几朵浪花,但却能滋润一生,难以忘怀。我怀念大学时代的爱情,怀念大学时代的美好时光,怀念长沙校园里,春天弥漫的夹竹桃的芳香;怀念从教室窗口,就能望见的那一抹青黛色的岳麓山轮廓。遥想大学时代,多少个清晨和黄昏,我独自或与人相伴,漫步在湘江畔,看江水北去,看桔子洲头如一艘永不启航的巨舰,泊在历史的烟波里。
我的大学与文学相伴,与爱情共舞。
2025年12月8日 多伦多瘦燕斋

作者简介:燕飞,当代作家,诗人,亦名燕大侠。现居多伦多,任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主席。曾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天涯》等文学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逾百万字,在《十月》发表过长篇作品。历任出版社编辑,特区报副刊主编,海南青年报总编辑助理,海口市文联《椰城》文学杂志副主编,执行主编。著有海南梦幻三部曲《海南无梦》《海南惊梦》《海南寻梦》,长篇小说《劫:一个女人的光荣与耻辱》,纪实文学《光荣与罪恶》,散文集《燕飞梦语》等。其文学作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风靡一时,获省、部文学奖。其中以《海南无梦》为代表的燕飞海南梦幻三部曲曾畅销全国,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海南建省大开发时期的标志性文学作品。近年创作古体诗,代表作《同窗四美辞》和《红楼晓旭辞》获文学界好评。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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