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水情（7-8）

 

作者/池征遥

 

第七章 尺与书

 

戴家洲的记账工作只干了三天。

 

第四天一早，刘监工把他叫到工棚里，桌上摊开一张图纸——蓝底白线，画着弯弯曲曲的渠道和密密麻麻的等高线。

 

“小戴，”刘监工指着图纸，“从明天开始，你不用记账了。”

 

戴家洲心里一沉。怎么，嫌他干得不好？

 

“咱们要开挖干渠。”刘监工没注意他的表情，自顾自地说下去，“从水库到张山公社，弯弯绕绕四十五公里，得先测量放样。测量队缺人扛尺，你去。”

 

扛尺。

 

这两个字像一道光，劈开了戴家洲眼前的迷雾。他想起凤凰河边那个黄昏，想起对岸土埂上那个扛着红白杆子的人影，想起心里第一次涌起的那种模糊的渴望。

 

“我……能行吗？”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有什么不行的？”刘监工笑了，“尺子又不重，就是跟着技术员跑，让站哪儿就站哪儿，让扶稳就扶稳。”

 

扶稳。又是这个词。戴家洲想起在烔炀技中，方校长递给他塔尺时说的也是这两个字。

 

“我去。”他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测量队有五个人。队长姓朱，叫朱遐亮，三十出头，时常戴副眼镜很气派，说话慢条斯理，是县水利局的技术员。另外三个都是本地招的民工，加上戴家洲，正好组成一个小组。

 

“这是水准仪。”朱遐亮给他们演示，“看见这个望远镜没？对准塔尺，读上面的数字。前视减后视，就是高差。”

 

仪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戴家洲站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准仪的镜头泛着幽蓝的光，三脚架的金属关节在转动时发出细微的“咔嗒”声。

 

“你，”朱遐亮忽然指向戴家洲，“叫什么？”

 

“戴家洲。”

 

“以前见过这玩意儿吗？”

 

“见过……在老家。”

 

朱遐亮挑了挑眉：“哦？在哪儿？”

 

“凤凰河边。我放牛的时候，看见测量队测地形。”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在测什么？”

 

戴家洲想了想：“测……河有多深？地有多高？”

 

朱遐亮笑了：“差不多。不过咱们现在测的，不是河，是渠。”他指着图纸，“看见这条线没？这是干渠中心线。咱们的任务，就是沿着这条线，每隔二十米打一个桩，测出高程，然后算出开挖深度。”

 

他说得很简单，但戴家洲知道，这背后有大学问。高程怎么测？开挖深度怎么算？桩打歪了怎么办？

 

第一天，他确实只是扛尺。

 

塔尺很重，木头做的，刷着红白相间的刻度，一节一节可以抽出来，最高能伸到五米。他的任务就是扛着它，跟着朱遐亮走。朱遐亮说“停”，他就停下，把尺子抽到合适高度，扶稳；朱遐亮说“读数”，他就大声报出尺子上的数字。

 

“前视！一点三五二！”

 

“记！”朱遐亮对记录员喊。

 

记录员是个年轻人，叫小王，趴在一块图板上，“唰唰”地写。戴家洲偷眼去看——那纸上画着表格，有桩号，有后视读数，有前视读数，还有高程。

 

他看不懂。那些数字像天书，在他眼前跳来跳去。

 

中午休息时，大家蹲在田埂上吃饭。戴家洲端着饭盒凑到小王旁边：“王哥，那表……怎么看？”

 

小王正啃窝头，含糊不清地说：“哪表？”

 

“就是记录表。”

 

“哦，那个啊。”小王抹了抹嘴，“简单。桩号就是点的编号，后视是看已知点，前视是看未知点，高程就是算出来的高度。”

 

“怎么算？”

 

小王看了他一眼：“你问这个干啥？会扛尺就行了。”

 

戴家洲没说话。他低头扒了口饭，饭很硬，喇嗓子。

 

下午继续测量。走到一个山坡时，朱遐亮忽然说：“小戴，你来扶仪器。”

 

戴家洲愣住了。

 

“发什么呆？”朱遐亮把水准仪的三脚架递过来，“撑开，架稳。”

 

手在抖。他小心地撑开三脚架，放在平地上，拧紧关节。水准仪很沉，他双手捧着，慢慢放到架子上。那感觉……很奇妙，像是捧着什么圣物。

 

“调平。”朱遐亮在旁边指导，“看这个圆水准器，让气泡居中。”

 

戴家洲弯下腰，眼睛凑近那个小小的玻璃泡。气泡在液体里晃动，他小心地转动脚螺旋，一点点，一点点……终于，气泡稳稳地停在中央。

 

“好了。”

 

朱遐亮凑过来看了看：“还行。现在，对准塔尺。”

 

戴家洲直起腰，眼睛凑到目镜前。世界突然变小了，变成一个小小的圆。圆里是倒立的影像——天在下，地在上，塔尺的红白刻度清晰可见。

 

“看见了吗？”

 

“看见了。”

 

“读中间那根横丝对准的数字。”

 

戴家洲眯起眼——左眼的翳子又开始模糊，他使劲眨了眨：“一……一点四六八。”

 

“大声点！”

 

“一点四六八！”

 

“好！”朱遐亮拍拍他的肩，“以后，你学记录。”

 

那天晚上，戴家洲在煤油灯下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小小的圆，圆里倒立的世界，还有那些红白相间的刻度。

 

他爬起来，从行李里翻出那本《工程力学》——是李老师送他的，一直带在身边。书很厚，纸页已经发黄。他翻开第一章，标题是“静力学基础”。

 

“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懵了。什么是力？什么是力矩？什么是平衡？

 

他咬着铅笔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不懂，就圈出来。煤油灯的光很暗，他凑得很近，油烟熏得眼睛发酸。

 

“还不睡？”作风在上铺问。

 

“睡不着。”

 

“想家了？”

 

“不是。”戴家洲顿了顿，“在想……水准仪为什么能测高差。”

 

作风笑了：“你想那个干啥？给钱干活就行了。”

 

戴家洲没接话。他知道，作风说得对——对他们这样的民工来说，想这些确实没用。扛一天尺，记一天工，拿一天钱，这就够了。

 

但他不甘心。

 

他想起了老王的话：学问在眼睛里，在手里，在心上。

 

现在，仪器在他手里了，数据在他眼里了，剩下的，就是往心里装。

 

测量进行了半个月。

 

戴家洲进步很快。他不但学会了扶尺、读数，还学会了记录，甚至能帮着算一些简单的高程。朱遐亮看他肯学，也乐意教——虽然教得不多，每次只讲一点点。

 

“你看，”有一次，朱遐亮在纸上画图，“假设A点高程是50米，我们测得A到B的高差是+2.5米，那么B点的高程就是52.5米。明白吗？”

 

戴家洲点头。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假设？高程的零点在哪里？但他没问，怕问多了朱遐亮烦。

 

晚上，他偷偷找小王：“王哥，高程的零点……是什么？”

 

小王正洗脚，头也不抬：“就是黄海平均海平面啊。咱们国家的高程，都是以那个为准的。”

 

“那……咱们这儿离黄海那么远，怎么知道海平面在哪儿？”

 

“有基准点啊。”小王甩了甩脚上的水，“国家测绘局在全国设了很多水准点，一级一级引测过来的。咱们水库大坝上就有一个，看见那个铜标没？那就是。”

 

戴家洲想起来了——大坝左岸有个水泥墩子，顶上嵌着个铜牌，上面刻着字。他路过时看过，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原来那就是“根”。所有测量的起点。

 

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了一晚上。躺在床上，他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半个月来测过的点一个个串起来：从大坝的水准点开始，到第一个桩，第二个桩……一直到今天测的最后一个桩。这些点连成一条线，像一条看不见的丝线，从水库出发，伸向远方的田野。

 

而这条线，将来会变成一条渠，一条能把水库的水引到干旱土地上的渠。

 

水往低处流，这是常识。但怎么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怎么控制它的流量，怎么分配它的去向——这是学问。

 

戴家洲想学这个学问。

 

测量结束后，开始放样。

 

放样就是把图纸上的线，搬到实地上去。用石灰粉洒出渠线，用木桩标出开挖边界。戴家洲的任务是拉皮尺——二十米一卷的钢尺，很沉，拉直了会“铮铮”响。

 

“小戴，”朱遐亮在远处喊，“往左偏半米！”

 

戴家洲拉着尺子往左挪。脚下是刚收割过的麦茬地，扎脚。他光着脚——布鞋早就磨烂了，舍不得买新的。

 

“好！打桩！”

 

他放下尺子，拿起锤子和木桩。木桩是杨木的，一头削尖。对准位置，一锤下去，桩子入土三分。再一锤，再一锤……直到桩顶与地面齐平。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刺痛。他抹了把脸，继续干。

 

一天要打几百根桩。收工的时候，手上全是血泡，虎口震裂了，渗着血丝。作风看见，吓了一跳：“家洲，你手……”

 

“没事。”戴家洲把手藏到背后，“过两天就好了。”

 

是真的没事。比起心里的满足，手上的疼不算什么。每打下一根桩，他都知道，这里将来会多一条渠，多一片水浇地，多一份收成。

 

这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月后，测量放样全部完成。戴家洲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块钱。崭新的人民币，十张三块的，叠得整整齐齐。

 

他数了又数。然后抽出十块钱，跑到镇上邮局，寄给母亲。汇款单上只写了一句话：“妈，我在这儿很好，有钱用。”

 

剩下的二十块，他留了五块做生活费，剩下的全买了书。

 

不是新书——新华书店里那些水利专业的书太贵，他买不起。他去的旧货市场，在废纸堆里淘。淘到一本《测量学》，缺了封面，但内容完整；一本《水工建筑物》，被水泡过，字迹模糊，但还能看清；还有几本数学书，从初中代数到高等数学，都是旧课本。

 

“小伙子，”旧书摊老板看他挑得认真，“你买这些干啥？”

 

“看。”

 

“看得懂吗？”

 

“慢慢看。”

 

老板笑了，又多塞给他一本：“这本送你。我儿子以前学水利的，后来改行了，书也不要了。”

 

那是一本《水利工程制图》，很厚，硬壳精装。戴家洲接过来，沉甸甸的，像接住了一个梦想。

 

从那天起，他有了新的作息：白天干活，晚上看书。

 

宿舍里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上看。煤油灯的光很暗，他就凑得很近。不懂的地方，用铅笔圈出来，第二天找机会问朱遐亮。

 

朱遐亮开始不耐烦：“小戴，你一个民工，学这些干啥？又用不上。”

 

“我想学。”戴家洲说得很简单。

 

“学了也没用。水利这一行，要的是科班出身，要的是大学文凭。你……”

 

“我知道。”戴家洲打断他，“我就想……多懂一点。”

 

朱遐亮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行吧。有什么不懂的，晚上来找我。我住张山公社猪场那边。”

 

张山公社猪场离工地有三里地。戴家洲每天收工后，吃过晚饭，就揣着书往那儿走。路上要过一条小河，没有桥，得蹚水。水不深，刚过膝盖，但很凉。

 

朱遐亮住在猪场的一间偏房里。屋里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桌上堆满了图纸和书籍。

 

“朱师傅。”戴家洲敲门。

 

“进来。”

 

灯下，朱遐亮正在画图。图纸摊在桌上，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字。戴家洲凑过去看——是在设计一座节制闸。

 

“朱师傅，这个……是什么？”他指着图纸上一个符号。

 

“这个是钢筋符号。”朱遐亮头也不抬，“φ12，意思是直径12毫米的钢筋。”

 

“钢筋……怎么布置？”

 

“看受力情况。受拉区要多配，受压区可以少配。”朱遐亮说着，忽然抬起头，“你真想学？”

 

“想。”

 

“那好。”朱遐亮拉过一张凳子，“坐下，我从头给你讲。”

 

那一晚，戴家洲第一次听人系统地讲水利工程。从水文计算到结构设计，从建筑材料到施工工艺。朱遐亮讲得很投入，讲到激动处，会站起来比划，会在纸上刷刷地画图。

 

戴家洲听得如饥似渴。他这才知道，原来一道坝、一座闸、一条渠，背后有那么多的学问。要知道上游来多少水，要知道地质条件怎么样，要知道材料强度够不够，要知道怎么施工最省钱……

 

“水利这一行，”朱遐亮说，“是跟老天爷打交道的。你得懂天，懂地，懂水，还得懂人。”

 

“懂人？”

 

“嗯。”朱遐亮点了支烟，“修水库，要淹地，要移民；修渠道，要占地，要拆迁。老百姓愿不愿意？怎么补偿？这些都是学问，比技术还难的学问。”

 

戴家洲想起了家乡。五四年发大水，政府组织修堤，村里有人不愿意出工，说修了也没用，该淹还是淹。后来堤修好了，果然又发大水，堤保住了，那些人才信服。

 

“那……怎么才能让他们信服？”

 

“做出样子来。”朱遐亮吐出一口烟，“你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让他们看见实实在在的好处。水库修好了，旱地变水田，一亩多收两百斤粮食，你看他们信不信？”

 

这话很实在。戴家洲记住了。

 

从那天起，他成了朱遐亮屋里的常客。每天晚上，蹚过那条小河，走过三里夜路，去听两个小时的课。朱遐亮有时忙，他就自己看图纸，看不懂的地方记下来，等朱遐亮有空了问。

 

猪场的胡场长也认识他了。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慈眉善目，看他每晚来，有时会端碗热汤给他。

 

“小戴，这么用功啊。”

 

“胡场长，打扰您了。”

 

“不打扰不打扰。”胡场长笑着，“年轻人肯学，是好事。”

 

有一次，胡场长问：“小戴，你家在哪儿？”

 

“巢县。”

 

“巢湖边上啊。怎么跑这么远来？”

 

戴家洲沉默了。怎么说？说家里穷？说想找条活路？说想学技术？

 

胡场长没追问，只是拍拍他的肩：“好好干。在这儿，肯干就有出息。”

 

戴家洲重重地点头。

 

秋深的时候，渠道开挖开始了。

 

全县发动了十几个公社，上万人上工地。几十公里长的战线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戴家洲被分到张山水利大队部，负责十二公里渠段的测量放样和收方。

 

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负责技术工作。

 

虽然只是“技术员助理”，但在民工眼里，他就是“技术员”。拿图纸的是他，打桩的是他，验收土方的是他。他说这里挖深了，民工就得回填；他说那里挖浅了，民工就得加深。

 

压力很大。

 

第一天，他拿着图纸站在渠线上，十几个生产队长围着他，七嘴八舌地问：

 

“戴技术员，这儿挖多深？”

 

“戴技术员，边坡怎么留？”

 

“戴技术员，土往哪儿堆？”

 

戴家洲手心里全是汗。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摊开图纸，找到对应的桩号：“这儿……设计渠底高程是45.3米，现在地面高程是48.6米，所以挖深3.3米。”

 

“边坡呢？”

 

“一比一点五。”他回忆着朱遐亮教他的，“每挖深一米，边坡要往外放一米五。”

 

队长们听懂了，各自带人干活去了。戴家洲站在原地，长长地舒了口气。

 

那天，他沿着十二公里渠段走了一个来回。从舜山公社的地界走到张山公社，再走到长山公社。每到一个施工段，都要停下来，看开挖质量，看边坡坡度，看土方堆放。

 

脚走肿了。布鞋彻底烂了，他索性赤脚走。地上有碎石，有麦茬，硌得脚底板生疼。但他没停——停不下来，那么多人在干活，那么多问题等着他解决。

 

中午，他在张山公社的食堂吃饭。炊事员是个大嫂，看他满身尘土，赤着脚，端了满满一碗饭给他：“小戴，多吃点，累坏了吧？”

 

“谢谢大嫂。”

 

“谢啥。”大嫂叹了口气，“你们这些技术员也不容易，整天在外跑。”

 

戴家洲没说话，只是埋头吃饭。饭很香，是白米饭，还浇了一勺菜汤。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像是在品味什么珍贵的东西。

 

下午继续巡渠。走到吴家圩段时，出了点问题——那段渠线穿过一片洼地，挖下去半米就冒水，成了烂泥塘。

 

民工们站在泥塘边，束手无策。

 

“戴技术员，这咋办？挖不下去啊！”

 

戴家洲蹲下来看。泥是黑色的，黏稠，人一下去就陷到膝盖。他想起朱遐亮讲过这种情况——要排水，要换填，工程量大，工期长。

 

“先停工。”他说，“我回去汇报。”

 

回到大队部，他找到李建祥——大队部的负责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李建祥正在看文件，听他汇报完，眉头皱起来。

 

“那段我知道，地质条件差。可工期紧，不能停啊。”

 

“不停的话，工程质量没法保证。”戴家洲说，“将来通水，那段肯定要出问题。”

 

李建祥看着他，眼神复杂。这个年轻人，来了才几个月，说话已经有了技术人员的底气。

 

“那你说怎么办？”

 

“我……”戴家洲犹豫了一下，“我想改线。”

 

“改线？”李建祥站起来，“你知不知道改线要多少手续？要重新测量，要重新设计，要县里批准！”

 

“我知道。”戴家洲说，“可是不改线，问题更大。”

 

他把图纸摊开，指着那段洼地：“您看，这里往东两百米，地势高，土质好。如果渠线往东移两百米，虽然渠道长了，但施工容易，工程质量也有保证。”

 

李建祥凑过来看。图纸上，戴家洲用铅笔草草地画了一条新线，绕过了那片洼地。

 

“你什么时候量的？”

 

“今天中午。”戴家洲说，“我估测了一下，移线后，渠道长度增加约三百米，土方量增加约两千方，但省去了排水和换填的麻烦，总工期可能还能提前。”

 

李建祥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把详细数据算出来，写个报告。我去县里争取。”

 

那天晚上，戴家洲在煤油灯下算了一夜。高程、长度、土方量、工期……每一个数字都要反复核算，不能出错。算到后来，眼睛花了，他使劲揉揉，继续算。

 

天快亮时，报告写完了。三页纸，字迹工整，数据详实。最后他签上自己的名字：戴家洲。

 

签完，他看着那个名字，忽然觉得有点陌生。这还是那个在凤凰河边放牛的戴家洲吗？还是那个在烔炀技中被人冤枉的戴家洲吗？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此刻的戴家洲，手里握着一支笔，笔下是一个可能改变几千人劳动成果的决定。

 

这个责任很重。但他愿意扛。

 

报告递上去三天后，批下来了。

 

同意改线。

 

李建祥拿着批文来找戴家洲，脸上带着笑：“小戴，行啊你。朱遐亮在电话里夸你，说你有头脑，肯动脑筋。”

 

戴家洲脸红了：“是朱师傅教得好。”

 

“别谦虚。”李建祥拍拍他的肩，“好好干。等渠道修好了，我给你请功。”

 

从那天起，戴家洲的工作更忙了。改线要重新测量放样，要协调三个公社的施工队，要处理各种突发问题。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脚上的泡起了又破，破了又起。

 

但他心里踏实。每解决一个问题，每推进一段工程，他都觉得，自己离那个梦想又近了一步。

 

有时候，夜深人静，他会爬到附近的山坡上，看着工地的灯火。那些灯火连成一条线，在夜色里蜿蜒，像一条发光的龙。

 

那是渠。是他参与建设的渠。

 

将来，这条渠里会流着清亮的水，水流到田里，稻子会绿，麦子会黄，老百姓的饭碗会满。

 

想到这些，所有的累都值了。

 

中秋那天，工地放假半天。

 

戴家洲没有休息。他带着图纸和工具，又去了工地——有些数据要复核，有些桩号要补测。

 

走到吴家圩段时，他看见了胡场长。老头拎着个篮子，站在渠边等他。

 

“胡场长？您怎么来了？”

 

“今天过节，给你送点月饼。”胡场长打开篮子，里面是几个月饼，还有几个煮鸡蛋，“知道你一个人在这儿，也没个亲人。”

 

戴家洲鼻子一酸。他接过篮子，想说谢谢，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吃吧。”胡场长在旁边坐下，“边吃边看，不耽误你干活。”

 

那天下午，一老一少坐在渠埂上。戴家洲吃月饼，胡场长抽旱烟。月饼是五仁的，很甜，甜得齁人，但戴家洲吃得很香。

 

“小戴，”胡场长忽然说，“我看你整天跑工地，脚都烂了。明天去我家，让你胡妈妈给你做双鞋。”

 

“不用不用……”

 

“什么不用！”胡场长瞪眼，“就当是……就当是我认你个干儿子。”

 

戴家洲愣住了。

 

“怎么？不愿意？”

 

“不是……我……”

 

“那就这么定了。”胡场长站起来，“明天晚上，来家吃饭。”

 

他走了，留下戴家洲一个人坐在渠埂上。夕阳西下，把渠里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传来民工们的笑声——他们在聚餐，在过节。

 

戴家洲看着手里的半块月饼，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继续工作。测量，记录，计算。每一个数字都写得很认真，像在写一封家书。

 

是的，家书。写给这片土地的家书。

 

写给将来的稻浪，写给将来的炊烟，写给所有像他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出路的人。

 

夜幕降临时，他完成了工作。收起工具，沿着渠埂往回走。月光很亮，照得路面白花花的。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瘦长，但挺直。

 

影子旁边，是渠的影子。一道浅浅的、刚刚成型的沟，在月光下沉默地延伸，伸向看不见的远方。

 

那是一条路。

 

一条水将要走的路。

 

也是他要走的路。

 

路还很长。但他知道，自己走对了方向。

 

第八章 张山灯火

 

正值戴家洲干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之时，和他一同在屯仓打工的家义和作风，告诉他要回老家了，原因是“受不了苦，老家分了自留地，还允许饲养家禽搞副业，日子变好了”。

 

戴家洲的母亲和大舅对他一人在外放心不下，还专门去张山动员他回家。

 

渠道工程进入关键阶段，他答应“忙完这阵子就回”。

 

天气已凉，清晨的霜把田埂染成白色，脚踩上去“嘎吱”响。戴家洲还是赤脚——胡妈妈做的布鞋他舍不得穿，收在行李最底下，像藏着一个温暖的秘密。

 

他在62年2月终于回了趟老家，当他再次回到张山时已到夏天。

 

有一天，李建祥把他叫到大队部。

 

“家洲你坐，跟你商量个事。”李建祥说着话端过来一杯热水。

 

戴家洲不知究里，忙问“领导，啥事？”

 

“渠道土方快完工了，下一步是修建筑物——桥、涵、闸。”

 

李建祥指着墙上的工程进度图，“县里决定，在柏子郢建个二段，专管这段渠系的配套工程。需要个人，负责施工管理。”

 

戴家洲的心跳加快了。

 

“我推荐了你。”李建祥看着他，“你年轻，肯学，这几个月干得不错。朱遐亮也说你是个好苗子。”

 

“我……”戴家洲嗓子发干，“我能行吗？”

 

“我说你行，你就行。”李建祥笑了，“不过，工作很杂。先要把办公用房及住房建起来，还要管施工，要记账，要管仓库，还要……管人。”

 

“管人？”

 

“嗯。”李建祥点了支烟，“县里已安排了一批干部来二段，边劳动边学习。都是区、公社的老同志，在整风运动里犯过错误，暂时没安排工作。你得带着他们干活，还要……记录他们的表现。”

 

戴家洲沉默了。管人，这是他最不擅长的。在家乡，他是最小的那个；在学校，他是被冤枉的那个；在工地，他是埋头苦干的那个。现在让他管人，而且管的是“犯过错误”的干部？

 

“怕了？”李建祥问。

 

“不是怕。”戴家洲摇头，“是……我妈还让我回去呢，也不知道该怎么管。”

 

“很简单，你写信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你妈，让她放心。冬闲了再回去不迟。李建祥吐出一口烟，“在这里该干活就干活，该学习就学习。你只要记住一点：对事不对人。”

 

“那就这样吧！”戴家洲回应道。对事不对人，这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柏子郢二段设在张山公社西边，离猪场五里地。戴家洲走进这里时，看见临时搭建的房屋前，有人在扫地，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腰板挺直，扫地扫得很认真，连墙角缝隙都不放过。

 

“同志，我找秦主任。”戴家洲说。

 

老同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秦主任在第三间办公室。你是……”

 

“戴家洲，新调来的。”

 

“哦，小戴同志。”老同志居然知道他的名字，“秦主任交代过了，说你今天来。我是王正平，暂时在这儿……劳动。”

 

暂时在这儿劳动。戴家洲听出了话里的苦涩。他点点头：“王同志，您忙。”

 

秦为廉的办公室很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工程图。见戴家洲进来，他站起来握手——手很有力。

 

“家洲，坐。”秦为廉，是戴家洲初到屯仓水库认识的第一位领导。四十出头，方脸，浓眉，说话声音洪亮。“老李把你夸得天花乱坠，我得亲眼看看你是不是真有本事。”

 

戴家洲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这样，”秦为廉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账簿，“二段刚成立，啥都没有。我给你两个月时间，把架子搭起来。会计、事务、保管，这些事你先兼着。等运转正常了，再给你配人。”

 

兼着。这个词戴家洲熟悉。在烔炀技中，他也“兼”过——兼管后勤，兼办板报，兼学测量。不同的是，这次要“兼”的，是一个单位的运转。

 

“我能看看账本吗？”他问。

 

“看吧。”秦为廉把账簿递给他，“这是启动资金，五千块。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戴家洲翻开账簿。崭新的牛皮纸封面，里面是空白的格子。他要做的，是把这些格子填满，用数字记录一个单位的诞生和成长。

 

压力很大。但他没退路。

 

从那天起，戴家洲开始了陀螺一样的生活。

 

天不亮他就起床，先到仓库清点工具材料——铁锹、镐头、箩筐、水泥、钢筋，一样样登记造册。然后去食堂，和炊事员一起买菜、记账、安排伙食。上午跟着秦为廉去工地，看桥涵闸的基坑开挖，记录进度，检查质量。中午回办公室做账，一笔笔收支要清楚。下午有时开会——秦为廉、余风银、陶引宽三个党员开党小组会，他负责记录。晚上要自学——朱遐亮送了他一本《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厚得像砖头。

 

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眼睛熬红了，人瘦了一圈。但奇怪的是，他不觉得累。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像一剂强心针，支撑着他。

 

最难的是管人。

 

二段有十二个“临时安排”的干部，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同志。有的是区长，有的是公社书记，有的是部门负责人。在整风运动里，有的打过人，有的骂过人，有的搞过浮夸虚报。现在，他们要在这个新建的水利工地上，用劳动“改造思想”。

 

戴家洲第一次给他们派活，是在一个早晨。

 

院子里站了十二个人，都穿着旧工作服，但站姿还保留着干部的痕迹——腰板挺直，表情严肃。戴家洲拿着派工单，手心全是汗。

 

“今天……挖三号涵洞的基坑。”他尽量让声音平稳，“两人一组，每组一天挖两方土。工具在仓库领。”

 

没人说话。但眼神里有东西——有的是认命，有的是不屑，有的是审视。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凭什么管他们？

 

“王正平同志，”戴家洲点名，“您和赵为民同志一组。”

 

王正平就是第一天扫地的老同志。他点点头：“好。”

 

领工具时，出了点问题。仓库的镐头不够，只有八把。戴家洲把自己的那把给了最后一组：“你们先用，我再去领。”

 

“那你用什么？”一个老同志问。

 

“我用手。”戴家洲说得很自然，“土不硬，能刨开。”

 

他真用手刨了。在基坑里，蹲在地上，用十指抠土。土很硬，混着碎石，手指很快就磨破了，渗出血。但他没停，一点一点，硬是刨出了半方土。

 

中午收工时，王正平走过来，递给他一副手套：“小戴，戴上吧。”

 

“不用……”

 

“拿着。”王正平把手套塞进他手里，“手烂了，怎么记账？”

 

那副手套很旧，但洗得干净。戴家洲接过来，指尖传来的温暖，让他感动。

 

从那天起，老同志们对他的态度变了。虽然还是叫他“小戴”，但语气里多了尊重。派活时，没人再抵触；领工具时，会互相谦让；干活时，会主动问他技术问题。

 

戴家洲也渐渐摸到了门道。这些老同志，其实都有一技之长——有的懂农业，有的懂财务，有的懂群众工作。他开始在安排活计时，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

 

王正平以前是区里的会计，戴家洲就请他帮忙核对账目；赵为民在公社管过基建，戴家洲就请他看施工图纸；还有一个老李，当过水利员，戴家洲就经常跟他讨论技术问题。

 

“小戴，”有一天收工后，王正平叫住他，“你晚上……都在看书？”

 

“嗯。”

 

“看的什么？”

 

“水利专业的书。”戴家洲老实说，“我底子薄，得多学。”

 

王正平沉默了一会儿：“我家里有些书，明天带来给你。”

 

第二天，王正平真的拎来一包书。有《政治经济学》，有《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还有几本工程管理的书。

 

“这些……”戴家洲翻开书，里面有很多批注，字迹工整。

 

“我以前学的。”王正平笑了笑，那笑里有苦涩，“现在用不上了，你看吧。”

 

戴家洲收下了。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借书，是一种托付——把被中断的知识，托付给还能继续前进的人。

 

晚上，他在煤油灯下一本本翻看。那些批注很有意思，有的地方写着“此处存疑”，有的地方写着“实际工作中发现……”，还有的地方画着问号，像在跟作者对话。

 

他忽然觉得，这些老同志不是“犯错误的人”，而是被时代洪流冲垮的树。根还扎在土里，只是枝叶折断了。

 

而他，也许可以成为一根新枝。

 

没过多久，二段有了砖瓦房。

 

早晨推开门，小院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连续加班加点，大家都感到疲惫不堪，秦为廉决定给大家放假一天。

 

戴家洲没休息。他在办公室对账——这个月的开支要结算，下个月的预算要编制。五千块启动资金，用得差不多了，得向县里申请下一批。

 

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在寂静的小院里格外清晰。算到一半，门被推开了。

 

是池正琴。

 

戴家洲愣住了。她怎么会来？

 

池正琴站在门口，背着行李，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是几本书，满脸笑容。

 

“戴家洲？”她问，声音清脆。

 

“是我。”

 

“我是池正琴，水利局新调来的。”她走进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秦主任让我来接替你的部分管理工作。”

 

戴家洲这才想起来，秦为廉说过要给他配人。但他没想到，来的是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而且……

 

“哦，好。”他站起来，有点手足无措，“账本……在这儿。”

 

“不急。”池正琴放下网兜，打量了一下办公室，“你就住这儿？”

 

“嗯，里间。”

 

“我能看看仓库吗？”

 

戴家洲领她去仓库。仓库不大，但整理得井井有条。工具一排排挂好，材料分类堆放，账本放在门口的桌子上，随时可以核对。

 

“挺干净的。”池正琴说，语气里有惊讶，“我还以为……会很乱。”

 

“乱不好找东西。”戴家洲说，“耽误事。”

 

池正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探究。这个瘦小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做事却这么仔细。

 

回到办公室，戴家洲给她倒了杯白开水：“你先坐，我把账对完。”

 

“你忙你的。”池正琴坐下来，从网兜里拿出本书看。

 

屋里又安静下来。只有算盘声，翻书声，还有窗外树叶落下的声音。

 

戴家洲算得很专注。五千块的账，每一笔都要清晰。买水泥花了多少，买钢筋花了多少，工人伙食花了多少，办公用品花了多少……数字在他脑子里跳舞，变成一条条清晰的线。

 

算完了，他长舒一口气。抬头，看见池正琴正看着他。

 

“算完了？”她问。

 

“嗯。”

 

“能让我看看吗？”

 

戴家洲把账本递过去。池正琴接过来，一页页翻看。她的眉头渐渐皱起来。

 

“这里，”她指着一笔支出，“买铁锹二十把，每把一块五，合计三十块。但收据上是三十五块。”

 

戴家洲心里一紧。接过来仔细看，果然——收据上写着“铁锹二十把，单价一块七毛五，合计三十五元”。他算账时，按记忆中的价格算的，没仔细核对收据。

 

“我……我错了。”他脸红了。

 

“错了就改。”池正琴说得干脆，“做账最怕想当然。每笔支出，都要有凭据，要核对。”

 

她从包里拿出红笔，在错误的地方画了个圈，在旁边写上正确的数字。字很秀气，但很有力。

 

“还有这里，”她又指着一处，“伙食费支出，只有总数，没有明细。哪天买了什么菜，买了多少斤，单价多少，都要记清楚。不然，时间长了，对不上账。”

 

戴家洲汗都下来了。这些细节，他确实没注意到。以前只管技术，现在管财务，完全是两回事。

 

“我……我重新做。”他说。

 

“我帮你。”池正琴把袖子一挽，“两个人快些。”

 

那天下午，他们重新整理了一个月的账目。每一张收据都核对，每一笔支出都明细。

 

“你很专业”，池正琴夸奖道，“我要向你学习！”

 

“你很谦虚”，戴家洲也称赞道，“该记什么科目，要注意什么，你都知晓一清二楚”。

 

“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财务知识，比学测量还难”。戴家洲坦言，“金钱这个数字马虎不得，一点也不能出错”。

 

窗外的风徐徐地吹着。两个人伏在桌上，头几乎碰在一起，一个说，一个记，偶尔争论几句，很快又达成一致。

 

天黑透时，账终于理清了。新做的账本工工整整，收支平衡，凭证齐全。

 

“好了。”池正琴伸了个懒腰，“以后就这样记。”

 

“谢谢你。”戴家洲真诚地说。

 

“谢什么，以后我就是你的同事了。”池正琴笑了，是从心底发出的欢笑，眼睛弯弯的。“对了，秦主任说，让我也兼事务长。以后食堂的事，我管。”

 

“那……我更得谢你了。”戴家洲说，“食堂的事最麻烦。”

 

“麻烦也得有人干啊。”池正琴站起来，“我回去了。明天正式上班。”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戴家洲，你晚上……就睡这儿？”

 

“嗯。”

 

“晚上蚊虫多，要关好门。”

 

池正琴没再说什么，径直去了自己的宿舍。

 

戴家洲站在门口，看着她消失的方向，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像是平静的湖面被投进一颗石子，涟漪一圈圈荡开。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不是想账本，不是想工程，是想池正琴那双眼睛——清澈，明亮，看账本时专注，笑的时候弯弯的。

 

还有她的手。翻账本时，手指纤细但有力；写字时，手腕悬空，字迹工整；指错时，指尖点在纸上，像点在心上。

 

他摇摇头，把这些念头赶出去。翻身，面朝墙壁。

 

墙边糊着报纸，油灯的光在墙上投出晃动的影子。他盯着那些影子，直到眼睛发涩，终于睡着了。

 

梦里，他还在对账。池正琴坐在对面，指着账本说：“这里错了。”他想争辩，但说不出话。急醒了，天还没亮。坐起来，发呆。

 

他想起王正平的话：年轻人，路还长。

 

路还长。但路上会遇到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雨，覆盖一切。

 

池正琴正式上班后，戴家洲肩上的担子轻了些。

 

食堂的事她全包了——买菜、记账、安排伙食，井井有条。仓库也管得好，工具材料清清爽爽。她甚至自己掏钱买了把新锁，说原来的锁不牢靠。

 

老同志们喜欢她。这个姑娘勤快，嘴甜，见谁都叫“叔叔”“伯伯”。打饭时从不手抖，谁的饭盒都装得满满的。有时候食堂改善伙食，她还会多给老同志们加点菜。

 

“小池啊，”王正平有一次说，“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爸在西藏工作，”池正琴一边盛菜一边说，“我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在老家。”

 

“西藏？那么远。”

 

“嗯，支边去的。”池正琴说得轻描淡写，“好几年没回来了。”

 

旁边有人说：“她爸原来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戴家洲在旁边听着，心里一动。原来她也是一个人在外，也是少小离家。

 

渐渐地，他们熟悉起来。中午一起吃饭，晚上有时一起对账。池正琴是来安中学的高材生，戴家洲不懂的地方，她耐心讲。戴家洲天分聪明有实际工作经验，池正琴没接触过的，他仔细说。

 

互补。就像齿轮，一个凸起，一个凹陷，咬合在一起，才能转动。

 

有一天晚上，对完账，池正琴没急着走。

 

“戴家洲，”她忽然问，“你以后……想干什么？”

 

戴家洲愣了愣。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他，但他从没认真想过。

 

“我想……做个真正的技术员。”他说，“能独立设计工程，能解决实际问题。”

 

“然后呢？”

 

“然后……”戴家洲想了想，“多修点水利工程，让老百姓旱涝保收。”

 

池正琴看着他，眼神里有欣赏：“你挺有理想的。”

 

“你呢？”戴家洲反问，“你想干什么？”

 

“我？”池正琴笑了笑，“我本来想考大学的。但家里困难，弟弟小，我得工作挣钱。现在……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吧。”

 

她说得很平静，但戴家洲听出了遗憾。那种对未来的向往，被现实压住的遗憾。

 

“你可以……自学啊。”他说，“我就在自学。晚上看书，不懂的问人。”

 

“问谁？”

 

“问朱师傅，问王同志，问……”戴家洲顿了顿，“问我。我懂的可以教你。”

 

池正琴眼睛亮了：“真的？”

 

“嗯。”

 

从那天起，他们的关系又多了一层。晚上，除了对账，还一起学习。戴家洲教池正琴看工程图纸，池正琴教戴家洲文化知识。有时候争论起来，声音大了，隔壁的老同志会敲门：“小点声，还让不让人睡觉？”

 

两人相视一笑，压低声音继续。

 

时间一天天过去。渠道上的桥涵闸一座座立起来，二段的工作走上正轨。戴家洲向县里申请的第二批资金批下来了，一万块。他拿着批文，手有点抖——这是一万块啊，能买多少水泥，多少钢筋，能建多少工程？

 

秦为廉拍他的肩：“家洲，好好干。等这批工程完工，我给你请功。”

 

戴家洲没想过请功。他想的是，这一万块怎么花才能发挥最大效益。夜里，他趴在图纸上，一遍遍核算：这个闸能不能简化？这座桥能不能用更便宜的材料？这段渠道能不能优化线路？

 

池正琴看他熬得眼圈发黑，会悄悄煮个鸡蛋放在他桌上。有时是一碗热汤，有时是一把花生。什么都不说，放下就走。

 

戴家洲知道她的好。但他不敢多想——自己是什么？一个民工，没户口，没学历，没家底。她呢？高中学历，干部家庭，有正式工作。差距太大了。

 

春节前，二段的工作告一段落。秦为廉宣布放假，让大家回家过年。

 

老同志们陆续走了。王正平走之前，来找戴家洲：“小戴，过年……去哪儿？”

 

“回巢县。”戴家洲说。

 

“路上小心。”王正平从包里掏出个纸包，“这个，给你。”

 

是一包糖。水果硬糖，花花绿绿的纸包着。

 

“王同志，这……”

 

“拿着。”王正平笑了，“过年了，甜甜嘴。”

 

戴家洲接过来，喉咙发紧。

 

池正琴是最后一个走的。她家在本县水口的古井金冲，不算太远。走之前，她收拾办公室，扫地，擦桌子，把账本锁进抽屉。

 

“戴家洲，”她站在门口，“明年见。”

 

“明年见。”

 

她走了。戴家洲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路上。下雪了，细细的雪粒子，打在脸上凉凉的。

 

他忽然觉得，这个院子空了。

 

 

回巢县的路，戴家洲走了两天。

 

背着行李，踩着积雪，一步一步往回走。路上人很少，偶尔有马车经过，车夫裹着棉袄，缩着脖子。

 

到达烔炀镇时，天快黑了。他犹豫了一下，没回家，先去了方子庸家。

 

按着记忆中的地址，找到一条小巷。巷子很深，两边是破旧的房子。敲开门，开门的正是方子庸。

 

老校长老了。头发白了，背驼了，眼睛浑浊。看见戴家洲，愣了半天：“你是……”

 

“方校长，我是戴家洲。”

 

“家洲？”方子庸睁大眼睛，“你……你怎么来了？”

 

“我回来过年，来看看您。”

 

屋里很冷，没生火。方子庸搓着手：“坐，坐。屋里乱，别嫌弃。”

 

确实乱。家具破旧，桌上堆着杂物，墙角有蜘蛛网。墙上还挂着当年的奖状，但已经发黄，边角卷起。

 

“您……还好吗？”戴家洲问。

 

“好，好。”方子庸倒了杯水——水是凉的，“你呢？听说你去来安了？”

 

“嗯，在水库工作。”

 

“好，好啊。”方子庸坐下来，叹了口气，“当年……是我对不起你。”

 

戴家洲没说话。

 

“鲍寿生那件事，后来查清了。”方子庸声音很低，“他承认了，是诬陷。但那时候……形势复杂，我也有压力。”

 

“都过去了。”戴家洲说。

 

“是啊，过去了。”方子庸苦笑，“学校也散了，人都走了。我现在……帮人写写信，混口饭吃。”

 

戴家洲从怀里掏出五块钱，放在桌上：“方校长，这点钱您拿着，买点年货。”

 

“这怎么行……”

 

“您拿着。”戴家洲站起来，“当年，您教过我。我记得。”

 

方子庸的眼圈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点点头：“好，好。”

 

离开方家，天已经黑透。戴家洲走在冷清的街上，心里沉甸甸的。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校长，现在……就是这样。

 

命运无常。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词的重量。

 

走到镇口，他看见一个人——是李老师。

 

李诚也看见了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家洲？”

 

“李老师！”

 

两人在街灯下站着，相视而笑。李诚比以前瘦了，但精神不错。

 

“我调到县里了，在文化馆。”李诚说，“你呢？听说你在水利上干得不错？”

 

“还行。”戴家洲简单说了说情况。

 

“好，好。”李诚拍拍他的肩，“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

 

他们站在寒风里说了很久。聊了工作，又聊生活，引出了同事池正琴的话题，戴家洲说了许多喜爱她的话。李诚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好好把握。”

 

戴家洲脸红了。

 

分开时，李诚塞给他一包书：“这是我新搞到的，水利方面的。你看吧。”

 

书很新，还散发着油墨香。戴家洲接过来，像接住了一团火。

 

回家的路悠长。他走得很慢，脑子里乱糟糟的——方校长的落魄，李老师的鼓励，池正琴的笑容，还有屯仓水库的灯火。

 

走到湾戴村时，已经是后半夜。

 

村里静悄悄的，只有狗叫了几声。他站在家门口，犹豫了一下，轻轻推门。

 

门没闩。屋里，灯还亮着。母亲坐在灯下，缝补衣裳。见他进来，抬起头，眼睛亮了。

 

“我儿回来了？”

 

“嗯。”

 

母亲放下针线，忙去灶房热饭。戴家洲坐下来，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家——还是老样子，破旧，但干净。

 

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戴家洲吃饭，问长问短，像是换了个人。

 

戴家洲明显感觉到，母亲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不再是那种“放不下心”的眼神，而是充满欣慰和探究，还有一丝骄傲！

 

虽然吃得是稀饭、咸菜，还有两个煮鸡蛋，但戴家洲觉得饭菜很香，是家的味道。吃着吃着，眼泪掉进了碗里。

 

母亲看见，没说话，只是又往他碗里加了一勺粥。

 

那一夜，戴家洲睡得很沉。没有梦，没有惊醒，像船回到了港湾。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

 

家里来了很多人——传信来了，家富来了，作风也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这一年的事。

 

传信在县里当临时工，家富在队里当会计，作风还在家种地。说到戴家洲在水库工作，大家都羡慕。

 

“三十块一个月啊！”家富说，“顶我们干半年！”

 

戴家洲笑笑，没说话。他知道，这三十块背后是什么——是熬夜，是奔波，是责任，是永远学不完的东西……

 

年夜饭很简陋，但大家吃得很开心。戴家洲破例喝了点酒，话多了些。他说起父亲上学和教书的事，说起爷爷当年贩猪的威风。

 

他说，人在年轻时，都曾有过梦想。只是，梦想被现实磨平了。

 

饭后，大家散去。戴家洲帮着母亲收拾碗筷。

 

“妈，”他忽然说，“我想……在来安安家。”

 

母亲手停了停：“安家？”

 

“嗯。”戴家洲说，“那里有工作，有前途。我想……等转正了把户口迁过去。”

 

母亲沉默了。很久，她说：“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就去吧。”母亲继续洗碗，水声哗哗，“家里……你不用操心。”

 

戴家洲看着母亲高大的背影——她是一位坚韧的女人，撑起了这个家，撑起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妈，”他说，“等我站稳脚跟，就接您过去。”

 

母亲没回头，只是肩膀微微抖了抖。

 

那一夜，戴家洲又失眠了。

 

他想起池正琴。想起她笑的样子，生气的样子，专注对账的样子。想起她说“你挺有理想的”。

 

理想，这个词很重，但他愿意扛。

 

窗外传来鞭炮声，零零星星的。新的一年要来了。

 

他坐起来，拿出日记本，就着煤油灯的光写：

 

“1963年1月24日，除夕。回家过年，见母亲老了，决定把户口迁到来安。前路未知，但我想试试。池正琴……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

 

写完了，他合上本子。

 

灯芯“噼啪”响了一下，爆出一朵灯花。老人说，灯花爆，喜事到。

 

他不知道喜事会不会来。但他知道，新的一年，他要更努力。

 

为了母亲，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个可能。

 

新的一年，真的开始了。而他，已准备好了。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