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强调语言的组合和句子的形成表达的东西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和本来的意期。“意期”何解?与“预期”的含义有何不同?
康:我其实更愿意把“意期”当做两个字造一个新词,“预期”不止是“意期”,而是“本来的意期”。按照我的理解,“预期”主要在于预料,而“意期”重心在于期待。
荆:强调语言的独立。还有一个特点是强调不确定性。对此我的理解是开放性。不确定性是为了打开思路,它并非真的没有确定,而是打破旧的确定,获得新的确立。它作为一种诗的思维方法也是可以,但应该还不够的。
康:比如上次在福州开会你也听到的,有人怀疑超现实主义没有代表作,是的,当时的作品确实不够,但是这种方法的影响也的确产生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必须看到,意义在这里。
荆:同意。超现实或其他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能够打开、深化人的审美意识,引为中国诗歌的借鉴和补充,这是确定无疑而且正确的。这属于“技”的事情。诗还有“道”的承担,安抚现代人的生活、冲突的心理等。一味混乱、刺激体现了人处于现代生活中的疼痛感,勾出了内在的疼痛,也就是提出了问题,但还没有解决问题,如此,“道”的承担恐有缺失。这大概也同时是西方超现实主义等所未有解决的问题。人,有冲突,有痛苦,需要诗(哲学)的开解。冲突、混乱或刺激,尚处于人的心理过程之中,这时可能产生两种走向:一是作为个人无法继续承受如此巨大的心理负担,走向个人生命的毁灭,你看有许多诗人自杀;一是在精神、哲学的向度寻求自我超越的方式,寻求贴合自然大道之法,为现代人冲突的心理等问题提供精神性的导向,至少是安抚。而能够提供多少的安抚,是否成为精神的导向,根本上还在于诗人本身的修为、境界和艺术呈现。
康:这是可以作多类别讨论的。有许多类似、近似、相对的名词。比如“技与道”,“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形式与内容,现实主义与各种现代主义技巧的比较等。善与恶,在文学中价值是等同的。即我不大赞同文学上用“道”的境界来评价,而倾向于“技”的评价。但并不一概而论,也并不是唯一的评介标准。我主要还是对于当代文学对主流、官方标准的怀疑。而问题在于这个:“道”!
首先我认为这个“道”本身就是在文学中讨论的问题,人性是丰富多变的,在哪种情况下孰善孰恶、孰是孰非,才是文学要表现、探索和判断的,那么它怎么能拿来当唯一的标准。现当代文学一直强调的心理分析深入了,就对善恶对人性有更多的重新理解。再加上官方道德和政治上强加于“道”的标准。中国以前的文学,电影,各种艺术都最注重“道”,其中令人厌烦的说教,乏味和虚伪是可见的。
现代主义的一些言论,比如一句很出名的话,大意如此:一朵花的美有什么思想?这句话可以说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艺术与哲学,与思想等的区别!中国古典诗歌里的典型是李商隐,李贺等人的诗作。其实我以前的文章和诗歌观点都是特别反对在诗中谈到思想内容的。从另外几个概念上看,我是比较倾向于纯粹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不要孤立来谈。如果用技和道这两个词汇来谈,可以这样说,我认为“道”在“技”中,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有血有肉有骨,互为骨肉。别按文学课程里的分析去看。仿佛形式和内容是分离的,那是理论家评论家的看法。
荆:是这样的。像我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写的时候的想法,与写出来后的文本会有些脱节。有我们体会出来的道,也有我们没有体会到的,而是文字本身呈现出来的。还有些是写作状态中流露出来,超过了作者的思绪的。
康:艺术的魅力是独立的,这也是现在一直谈文本的原因。因为艺术品超越了艺术家,其中的人生修为和境界和作者是不等的。先说有些人和我们交谈时也能谈谈人生道理,但写出来则不可卒读。很多诗人文学家其实人生阅历也并不丰富,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其中原因是“技”。其实在我看来“口语诗人”只有伊沙,还有杨黎。其他人其实号称口语诗人,比如说于坚、韩东、李亚伟,这些人相对来说是赞同口语的人,其实他们的诗作并不是口语诗。他们支持口语诗的提法只不过因为他们是朋友,至少不会去指责。其实口语诗的方法相当于“现实主义”,是最普通的写法,他们还当“宝”了。而现在现实主义,加上国家政治原因,我认为是欲速而不达,也就是他们直接就想表达“道”,却明显缺乏艺术魅力。比如李白、陶渊明、苏东坡这样的大家,伟大的诗人。苏东坡我还需要再了解一下。而像李白大家比较熟悉了,他的文字是一番风光,而他的人生其实也曾汲汲追求功名,这就是文本和现实的差距。陶渊明也有很多东西说不定是误解的,比如说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大家以为是陶渊明的不重物质而重精神,可是我看了传记,我觉得有时这个不折腰仅是因为陶渊明的傲慢,因为陶渊明曾当过当时权势人物的幕僚,比如说恒玄,当时的职权相当于如今的总理还兼军委主席,至少是军区司令。所以他觉得这种身份对无权无势乡里人折腰是一种屈辱,尽管他当时已离开政治中心。当然这只是猜测。
我只是想说明,道与技是不平衡的。无论如何道必须体现在诗中,这时技甚至比道更重要。“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学与哲学有不同的地方。哲学家应该需要自己的体系,自己冥想吧,但文学还有一项,是感受。也就是说作者即使没有这样的境界,在与人交流,或与环境交流是可能会爆发的。李白就是与环境交流而爆发的天才,有些东西不是本人的,不是自身固有的认识,但感受和体验提升了诗作。虽然我也有过诗是艺术,写诗如求道的言论,但毕竟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道的区别。
荆:你的见解,应是你的写作特点和写作指导。与先前我对你的阅读和了解是一致的。我归纳了4点:(1)善与恶的文学价值等同。(2)你的文艺倾向:纯粹艺术。(3)“道”本身就是在文学中讨论的问题。(4)道与技的区别:A“道”在“技”中,两者互为骨肉。B道与技不平衡。
我赞同上述你的见解,其实它也是我的倾向。同时,我可能没有具体地与你谈论过我对道、技的理解。比如,道,的确,人类有某些领域的东西令人持久地怀疑并否定,比如政治、官方等等。也是我最讨厌的一种嘴脸。这些不是“道”,不仅不是,还是反“道”。我的道不是王道、霸道,跟人道相通,类似于社会大同。当然,这种思想----每个人的贴合自然之道,落实于文艺,必须依靠“技”的呈现。---这个创作的过程,即以“技”承“道”,互为骨肉,互为表用,这个过程同样反映着“道”。因此一个人的创作思想是体现着两个方面的内容的:道的境界与技的境界。道技怎可分割而言?这大概是我们的共识。
但我不知道对下面这个的理解与你的是否存在着差异:诗歌写作写到最后拼的是境界。这好像是安琪也有说过的话。我对它的理解是,技艺圆熟通达,创作者个人的境界将成为他/她创作上是否更前进一步的瓶颈。这也是我现在倾向于简单的诗的原因,简单的呈现,却绝对不是思绪的简化或者说思维的钝化----至少在写作意识上并非如斯。这是对文字负责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否则不写,若是动笔,必认真和慎重。
再谈谈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或者文明以来的一切主义,我现在的知觉是批判的继承。因此现代主义虽是我的最爱,却不是被我奉为写作的法宝,或圭臬。我认为写作应有两个方向:道的承担与技的承担。道的承担容易被现代主义指责,但实际上应有客观的评价---你有说了,主要还在其文本的判断,而不是听他/她论道便大棒子下去了。同样,技的承担,即纯粹艺术,也受到现实主义的严厉批评,为艺术而艺术,实际并没有错误,如果它承担了技的历史责任的话。因此我现在的认识,诗歌在“道”上的承担,有道本身的承担与技的承担。两者不可或缺。
康:文章越写越累的,我的认识也会再改变。
荆:跟你的交流,感到比写一个简单的评论更加有意义。也感到自己许久未与其他诗人真正地探讨诗歌。我之所以从当初的晦涩走出,一是当时技术上还芜杂,有的事情自己也没有想得清楚、通透,当时如果说有“痛苦”,那么诗是仅有的一个出口,体现的也是当时那个过程。但诗歌并非生活的唯一出口。而如果把诗歌当作个人遭际的唯一出口,“道”方面的承担就显得薄弱。容易陷入有技无道的纯艺术。不论西方现代派对我曾经有多么的新奇和吸引,不论02到03年,我曾受到安琪的庞杂、你的语词多大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有益的吸收,使我的写作脱胎换骨,不仅对诗歌的整体面貌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自己的写作也面貌一新。而05年5月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也深受刺激,从此淡漠一切,脱离网络和朋友们很久。
康:那你现在怎么办?“第三说”是不是名字不吉利,单数,我还写过《单身公寓》的诗作。本来当时有个房地产要上项目,想作个广告,结果后来也没谈成,不过诗也算写了。几个人一直生活都不大如意,论坛几个都是的,朱佳发和冰儿也是,安琪有段时间也是,不过现在他们都差不多走上正轨了,广州的燕窝也一直单身的,前段时间还有通过电话,她也说起你到广州时有见面。辛泊平也是单身的,不过前段诗中好像出现了女朋友一词。


(刊于《0596诗刊》,漳州诗歌协会主办,康城主编。作家网编辑安琪收入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