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升温的精神症候与文化透视
 
吴投文/文
 
伴随着新媒体的扩张，新世纪诗坛呈现出此前未有的景象：诗歌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诗歌活动频繁主办、诗歌刊物和诗歌选本大量涌现、诗歌评奖层出不穷、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机构急剧增多、诗歌翻译与出版异常活跃、大量的流失诗人再度归来、诗歌的筹资渠道普遍民间化，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新世纪诗歌的不断升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预示着新一轮“诗歌热”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中国新诗极有可能重现1980 年代的辉煌。如果早前几年诗歌的境遇还显得有些暧昧不明，似乎并未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困局，当前我们所面对的诗歌现实已经逐步清晰起来，诗歌开始重新回到社会公众的生活之中。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包含着复杂的文化症结，一方面是公众围观和全民写作的造势驱动，一方面是新诗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下面临着实质性的提升。公众围观、全民写作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既是新世纪诗歌升温的外在表征，也是新世纪诗歌升温的重要促动因素，同时也是构成新诗文化的群体性基础。在新世纪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新诗文化表现出异质性的精神特征，又与公众围观、全民写作纠结着深刻的文化关联。在此背景下，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呈现出复杂的精神症候，有必要在新世纪的具体情境中对其进行深入的文化透视。
 
一
时至今日，1980年代的“诗歌热”仍然是一代人的美好记忆，甚至被放大为中国当代诗歌不可复现的理想化形态。这里面既包含着由新诗研究的历史化所带来的假象，也包含着新诗发展的某种预期。就实际的情形来说，1980年代的“诗歌热”几乎是嘎然而止的，此后陷入长时期的悬置状态，社会公众背弃诗人而去，诗人的风光不再。这一转折表明1980年代的“诗歌热”并不是诗歌本体意义上的，而是与时代语境纠结着非常复杂的关联，在时代语境转换之后，“诗歌热”的驱动力也不复存在。整个1990年代是诗歌的沉默期，社会的中心让位于市场经济，诗人的角色变得非常尴尬，几乎是整体性地沉落于时代的暗影之中，诗人们只能在时代的暗影中回味曾经短暂的辉煌，但诗坛表面上的波澜不惊实际上却在孕育着坚实的艺术创造。现在回过头去看，虽然读者和观众缺席，1990年代的诗歌业绩却是相当丰实而有底蕴的，始终有一种健全的诗歌精神在支撑诗人们的写作。世纪之交的“盘峰论争”作为一个诗歌事件，可能并不具有实质性的诗学意义，但犹如一道分水岭，把“朦胧诗”落潮之后的当代诗歌切分为相互对照的两个阶段。这种对照同样不是诗学意义上的，1990年代诗歌的沉默期将离析出一个众声喧哗的诗歌格局，原来蛰伏在暗影中的诗人将再次走向时代的前台，充当时代聚光灯下的配角。至此，时代语境再一次转换，诗歌重新获得转向大众的机遇。就此而言，1999年的“盘峰论争”所引发的社会公众围观意味着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已进入预热的阶段。
 
“盘峰论争”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一个新的世纪呼之欲出，诗歌的现实语境处于悄然转换之中。在遭遇社会公众长时间的冷落之后，这一转换对当代诗歌的回归来说恰当其时。时代长期处于精神空转的状态，需要诗歌填补人们不断扩大的心灵缝隙。诗人们意识到人们终将无法拒绝诗歌重新返回心灵的现场，敏锐地将此一契机转化为新世纪诗歌的实践动力，因此，新世纪诗歌的升温实质上是诗歌与时代语境契合的产物。“盘峰论争”几乎是将一种新的诗歌现实强行带入社会公众的视野，论争双方都蓄意终结诗歌疏离于时代现场的尴尬状态，就此而言，“盘峰论争”实际上带有某种预谋的性质，论争双方的冲突与对峙固然表现出诗学立场上的差异，但共同的诉求却是修复诗歌与现实、诗人与社会公众的疏离与间隙。“盘峰论争”酝酿于1990年代的整体文化语境，并不是论争双方刻意准备的结果，但确实契合于双方为诗歌争取文化尊严的共通策略。就具体的文化语境来说，199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转换期，不仅是从喧哗到沉静的转换，也是从芜杂到相对净化的转换，诗歌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工商社会的消费需求存在着严重断裂的倾向，诗人在社会公众的眼里就是“不合时宜”的怪物，但也恰恰在此，诗人的艺术探索在沉潜中显示出一种面向新的诗歌现实的开放性，其中也包含着重启当代诗歌“大众化”的诉求。尽管这一诉求主要通过论争一方的“民间立场”表现出来，他们寄望于通过“口语化写作”的技术路线改变当代诗歌疏离社会公众的倾向，将“口语诗”落实到契合社会公众审美趣味的日常阅读中；论争一方的“知识分子写作”虽然持守一种精英化的技术路线，但也并不完全受限于“诗歌知识学”的固化体制，也主张诗人通过对当下经验的深度介入，把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艺术探索注入到充满创造力的写作中，填补大众文化语境下由“浅写作”和“浅阅读”所留下的精神空洞。实际上，“知识分子写作”尽管标榜“要将诗歌建构成一种关乎我们生存状况的特殊的知识”[①]，但仍然谨慎地保持对现实的开放，要求在写作的向度上体现出现实本身的丰富性和生命体验的内在深度，并不完全排除“民间化”的因素。当人们不断指责新诗“边缘化”乃至新诗“消亡”的时候，诗人们面临共通的处境，他们都受困于时代语境的狭隘和封闭，期待得到社会公众的重新认可。在此一背景下，潜伏着诗歌升温的现实需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盘峰论争”既是合谋的结果，也是应运而生。时过境迁之后，现在来看“盘峰论争”的后果，诗人们以一种反常的“内讧”方式重新引起社会公众对诗歌的围观，恰恰是新世纪诗歌进入预热的开始。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盘峰论争”所启动的社会公众围观呈现出进一步扩展的趋势。围观尽管并不意味着读者的真正回归，但客观上却具有为诗歌“造势”的性质，对新世纪的诗歌来说，这正是走向前台的一个契机。社会公众的围观具有热岛效应，至少可以使诗歌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话题，暂时性地介入到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佐料。“盘峰论争”持续的时间一年有余，主要局限于诗坛内部进行，社会公众虽然不明就里，但也知道诗人们在“干仗”，在好奇心理的驱使下，部分公众对诗人们的“干仗”也会表现出窥探的兴趣。应该说，这对搅动原本沉寂的诗坛和激发诗人的写作自信并非全无意义。另一方面，由公众围观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实际上包含着诗歌“大众化”的要素，当诗人们面对公众的指点或指责，可能在经过短暂的慌乱之后，他们开始突破诗坛的小圈子，与社会公众形成某种互动。更重要的是，在门庭冷落多年之后，诗人们在公众的围观下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思自己的创作，反思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创作上的调整。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复杂格局中，公众围观的潜在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使是定力最好的诗人，在公众的围观之下也会有心境上的微妙变化，会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某种投影，因此，公众的围观对诗人来说，虽然只是创作的外部因素，但仍然会介入到诗人的创作心理中，构成其创作的内部情境，进而影响到其创作风貌的某种变化与调整。
 
新世纪社会公众对诗歌的围观层出不穷，伴随着社会公众的围观，是诗歌的逐步升温。如果断言现在已出现一次新的“诗歌热”，可能还为时尚早，但大量的迹象表明，社会公众对诗歌的疏离感确实已大为降低。新世纪有三次社会公众对诗歌的大型围观值得特别注意，一是2006年的“梨花体”事件，二是2010年的“羊羔体”事件，三是2015年初的“余秀华走红诗坛”事件。与“盘峰论争”主要是由传统纸媒的推动不同，这三次围观都是在新媒体的深度介入下形成公共事件的，颇能说明新世纪诗歌升温所面临的复杂文化语境。现在看来，这三次围观并非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扭结着在新媒体语境下诗歌处境的深刻变化与社会公众观察诗歌的视点转换。
 
2006年8月，网络上出现“恶搞”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事件，网民围观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赵丽华也由一个在圈子里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转而为“妇孺皆知、街谈巷议、全民追捧或漫骂、抨击又艳羡的公众人物”。[②]在我看来，这场围观启动于大众文化语境下社会公众的文化饥渴，却淹没于口水化的网络泡沫之中，其后面有着深层次的精神背景因素，是一场既关乎诗歌又超出诗歌本身的“文化现象”，预示着“‘诗歌作为大众娱乐的媒介’已成为一个铁的现实”。[③] 时隔四年之后，诗人车延高带有尝试性质的几首诗在网络上引起再一次大规模的围观，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作为继“梨花体”之后又一“口水诗”的代表。这场围观因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获“鲁迅文学奖”而放大为一场持续的网络狂欢，据称被评为“2010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梨花体”和“羊羔体”成为公共事件，从网络空间波及到传统纸媒，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围观，颇能说明新世纪诗歌升温的一些深层问题。两次围观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诗人个体写作的某些局限性扩大为对新诗写作的“妖魔化”，网民的大量仿写显示出低俗化的娱乐倾向，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也包含着社会公众对诗歌现状的不满和要求艺术提升的声音。很多人为中国诗歌的未来发展感到忧虑，开出各种一厢情愿的“处方”，因此，在大规模围观所引起的口水泡沫中也包含着某种反思的成分。尽管公众的围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表现出一种广泛的文化浮躁病，但对新世纪诗歌的升温客观上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由围观所形成的聚集效应并非都是负面性的，当社会公众的娱乐本能被持续狂欢的空虚耗尽之后，就需要寻求生命的内在活力作为一种真实的精神依靠，这使社会公众也会回到诗歌的审美本质上来，诗人作为时代的放逐者也会重新回到其应有的文化位置上，因此，尽管围观对中国当代诗歌建设可能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推动意义，但对培育未来潜在的读者却是一条隐秘的途径。在围观过后，总有一些清醒者会留在诗歌的现场，他们对创造诗歌的未来前景不再是网络上虚拟的“影子”，而是与诗人一起共同面对诗歌的内在处境，在喧嚣的时代语境中保持着健全的审美敏感。这就是公众围观所产生的“后果”，也是构成新世纪诗歌升温的潜在背景。
 
社会公众对诗歌的大型围观在2015年初的“余秀华走红诗坛”事件中最能说明其正面文化价值。余秀华是湖北钟祥的一位农民诗人，默默写诗多年，偶有诗歌在本地的报纸上发表。2014年9月，她的一组诗在《诗刊》发表，并被《诗刊》微信号选发，引发小范围里公众的热读。延至2015年初，有人将她的一首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转发在微信里，并冠以“脑瘫”、“女诗人”、“农民”等标签，加之旅美学者沈睿又把余秀华称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余秀华于是“横空出世”，成为红极一时的诗人。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由“睡”字引发的嘉年华，实际上的情形却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在余秀华身上加上“脑瘫”、“女诗人”、“农民”、“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这些标签尽管不得要领，但对于激发公众的好奇心理却是一个极好的噱头，使他们像滚雪球一样参与到围观中来，围观的规模之大也表明新媒体的聚集效应是相当惊人的；另一方面，在此次围观中，社会公众的态度相对趋于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回到文本的鉴赏上看待诗歌的审美本质，这对推广和普及中国当代诗歌具有积极意义。正如诗人李少君所说，“这一次诗歌热潮，正面评价始终占据主流，这也是诗歌进入网络时代后第一次没被当成‘恶搞’的对象，没被当成网络狂欢的开心果、调侃物。”[④]这也表明网络文化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已经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成熟，一种清洁的审美精神正在回归。同时，也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随着公众围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社会公众对诗歌的需求也愈益呈现出某种内在化的趋势，诗歌的文化功能重新被社会公众认可，诗歌与社会公众的隔绝状态不再是一道坚固的壁障，而是需要在反思的视域下打开深度融合的通道。就此而言，在2015年初余秀华走红诗坛的背后，实质上是新世纪诗歌的持续升温。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发展所包含的多种可能性日益展现出来。在复杂的文化情境中，虽然我们在判断新世纪诗歌的现实境遇时仍然会面临某种暧昧情境，但诗歌的不断升温显示出非常明显的迹象——诗歌已经初步告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尽管仍然受限于文化话语权的狭隘空间，但对现实的介入也在不断取得更大的包容度，对诗歌和诗人的“妖魔化”不再是博取人们眼球的一种娱乐方式，诗人的创造不断释放出修正和溶解现实的文化尊严，诗歌的文化价值对社会公众的精神塑造起着其他艺术门类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已经构成某种现实情境，也在参与着时代核心价值的建构。这实际上是诗歌在我们生活中的深度回归，尽管社会公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精神生活的这一潜在转折，但诗歌确实已介入到公众饥渴的心灵之中。
 
从新世纪所展开的总体文化情境来看，新世纪诗歌的复杂态势和基本走向呈现出一种强劲的内在活力。在网络写作泥沙俱下的泡沫化泛滥中，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正在降临，狂欢化的写作图景预示着诗歌的升温已转入到一个新的热点。在全球化语境下，新世纪诗歌借助网络及 BBS、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力量，一时蔚为大观，呈现出一种新的诗歌生态，“天赋诗权，草根发声”，“人人都可自由地表达，任性地写诗，互相交流，探讨争鸣，切磋诗艺，人人都可自由地发表和传播”。[⑤]全民写作启动于互联网语境下，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就已初具规模，一些新锐诗人崭露头角，成为诗坛的生力军。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全民写作已逐步沉淀为有一定创造品格的写作形态，成为新世纪诗歌多元格局中极其重要的一脉。全民写作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神话，并不完全代表具体的现实，但在网络时代却具有广泛的公众心理基础，也部分地呈现出网络时代的真实文化图景，牵动着极为复杂的现实语境。在全民写作的喧哗中，诗歌写作的专业性被化解在“无名”的本色书写之中，经由社会公众的喧哗而放大为一种几乎整体性的美学转轨的痕迹，专业诗人的写作反而变得暧昧不明。就全民参与的广泛程度来说，1980年代的“诗歌热”模式实际上已经复制到新世纪逐步展开的文化语境中，新世纪诗歌的活跃程度比之1980年代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诗歌升温的后面也潜伏着一种身份未明的亚文化性症候，诗歌事件层出不穷，却往往超出诗歌本身之外，纠结着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的某种隐秘心理，在广泛的社会层面投射出由文化消费的不均衡状态所形成的畸形精神结构。在全民写作中，诗歌具有精神替代品的性质，在某些时候可以充当人们的面具模型，以混迹于这个时代的快速变幻之中。实际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各领风骚三五天，诗坛新人的面孔变换之快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另一方面，新世纪诗歌的深度探索也在不断取得坚实的成果，撇开全民写作泛滥的泡沫来看，诗歌写作的神圣性实际上仍在坚守之中，众声喧哗所消解的并非诗歌的内在价值，而只是诗歌与社会公众的外在壁垒而已。显然，这只是少数诗人的事业，是那些真正执守诗歌文化价值的诗人所付出的代价。这些诗人在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化格局中实际上还是居于核心的引领者位置，他们的头上戴着无形的冠冕，即使在大众文化时代幽暗的精神结构中，仍然绽放出极为生动的艺术神采。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对于新世纪的诗歌写作具有启示的意义，往往牵动着新世纪诗歌艺术深层变革的敏感神经，投射在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上，则是在文化守成上有深度的变异，又在变异中延伸出艺术的深度创新。因此，新世纪诗歌的全民写作固然呈现出鱼龙混杂的状态，却也显示出艺术探索深度内转的一面。
 
新世纪诗歌的全民写作一方面关联着诗歌边缘化困局的破解，一方面也联结着诗歌传播渠道的深刻变化。诗歌的边缘化并不是可以轻易破除的壁垒，那毕竟是精神生活的长期板结和审美的固化所造成的，坚冰之寒非一日可以回暖，需要时间的充分融化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整体畅通效应，也需要由艺术创新的深度转变所形成的辐射效应。在新世纪诗歌的持续升温之中，社会公众的围观呈现出明显分化的态势，而全民写作的多元化格局也已初步形成。就大的格局来看，“草根性”写作和“专业”写作各擅其胜，两者之间的美学壁垒还是森然可见。“草根性”写作显示出强烈的反精英气质与自发性的聚集效应，在互联网语境下具有广泛的文化生存空间，具有与“专业”写作分庭抗礼的影响力。就小的格局来看，新诗内部的圈子化在急剧扩张，呈现出割据的碎片性状态，“不团结就是力量”成为诗坛一句时髦的口号，但这恰恰是一种内在活力的体现，诗歌写作的优质资源分散在不同的圈子里博取最佳的写作效益，综合起来却是诗坛充满生机的创造性图景。社会公众在围观中各取所需，部分公众抱着看热闹起哄的心态，热闹过后也就散去，部分公众由围观转向对诗歌的热爱，进而加入写作者的行列，面对真实的内心情境进行写作。这种分化显示出诗坛自我净化的沉淀效应，看客式的围观和泡沫化的写作被有效分流，而创造性的写作也在过滤中得到强化并彰显出美学上的包容性。但也正是在此，新世纪的诗歌升温也显示出某种晦暗的迹象，一方面是无中心的多元化格局，诗坛的碎片性是一种正常的生态，另一方面是多元化格局所带来的博弈和竞争，也在形成某种基本共识，比如在对诗歌标准的理解上，在经过长久的分化之后，公众也在逐步消除理解上的巨大歧异，有走向某种“普遍”标准的趋势。一个最显著的迹象是，诗歌的全民写作面临着由诗歌标准的失范所带来的共同焦灼，但这种焦灼又在激发全民写作对诗歌标准的某种自发凝聚，因此，全民写作中的诗歌固然面目纷杂，但也在模式化的趋同中孕育着某种共通的标准，以克服由诗歌标准的失范所带来的无所适从。从目前的普遍情形来看，全民写作对新世纪诗歌的升温具有特殊的推动作用，社会公众开始接触和阅读诗歌，关注诗歌界的动态，诗歌的边缘化实质上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有效遏制。
 
在新世纪诗歌的全民写作后面，既孕育着一个诗歌发展的纵深空间，也延展出一条新世纪诗歌演变的隐约路径。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格局和新媒体的深度介入使新世纪诗歌的传播空间急剧扩容，“如今，诗人和读者都能接触到诗歌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技术，如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设备、摄像机、电视和电台广播，也都能利用词语、形象、声音和实物间无穷的相互作用。”[⑥]新媒体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角落，其广泛运用带来新世纪诗歌的写作方式与传播渠道的结构性变化，使新世纪诗坛呈现出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格局。新媒体的深度介入使新世纪诗坛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症结，一方面，新媒体具有现代科技的组合性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催发诗歌创作新格局的形成，以技术手段激发全民写作的激情，带动新世纪诗歌的升温，给诗坛注入某种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新媒体快捷的传播方式也诱导全民写作往往聚焦于浅阅读和浅写作的惯性模式上，诗歌写作所要求的内在深度可能消解在对超高点击率的追求上，由此导致全民写作普遍的平庸化和“段子化”。实际上的情形也有不容乐观的一面，全民写作因缺乏传统媒体的“守门人”制度，写作的泡沫化膨胀会形成一种坚固的屏蔽效应，既无法保证写作的有效性，也无法保证对诗歌精品的有效遴选，使精品之作被淹没在大量的文字垃圾中，因此，全民写作带给诗歌的伤害也值得警惕。新世纪诗歌的升温固然与全民写作的带动直接相关，但诗歌自身的内在重构似乎仍然缺少实质性的推动，诗歌数量呈几何倍数的增加，并不意味著诗歌水准与审美品格的有效提升。这使新世纪诗歌的发展面临着某种瓶颈效应，需要寻求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
 
三
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并不意味着新一轮的诗歌热已经到来。从总体的情形来看，由公众围观和全民写作所激发的群体规模效应还没有落实到新诗文化的有效激活上来，新世纪诗歌还处于一个动态发展与静态延滞相互纠结的过程中，一方面，诗歌写作的自由度已经被充分激活，诗人的代际构成更加丰富，诗歌的“生产总量”呈现出不断膨胀的态势，却也伴随着文化虚浮症的广泛扩散，诗歌生态的芜杂和丰富固然是一种正常状态，却透露出虚拟“繁荣”的假相；另一方面，在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化格局中，由全民写作所激起的泡沫性泛滥终究会沉淀下来，让位于坚实的诗学探索，“一些诗人在沉潜中坚守真诚的写作姿态和纯正的诗歌精神，由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格局所催生的文化综合效应也有利于诗歌原创性品质的激活”，[⑦]新世纪诗歌的内在流变和基本走向呈现出诗歌复兴的态势。新世纪诗歌的活力表现在动态发展上，而其另一面的泡沫化状态则表现在静态延滞上，因此，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实际上纠结着异常复杂的对立形态，其中隐约可见深刻的互动关联，在动态发展中同时包含着静态延滞的症结，但静态延滞只是一种相对板结的状态，诗歌的自由创造在全民写作的泡沫性泛滥中仍然显示出强劲的生机。从新世纪诗歌升温的基本症结来看，建构成熟的新诗文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这既是新世纪诗歌所面临的现实压力，也是从新诗发展的历史情境中必然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归位。
 
中国的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深刻的诗性文化内涵，代表中国文化的诗性精神。新诗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被拦腰折断，但新诗文化迄今还远未成熟。中国新诗的进程已经逼近一个世纪的关节点，但百年新诗的创新之路与人们的期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新诗文化的不成熟恐怕是最大的症结。新诗文化的不成熟既是人们疏离新诗的重要原因，也是人们疏离新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⑧]从宏观层面来看，新诗文化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格局中，是显示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软实力的优秀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具有显示民族文化自信的品牌效应。建构成熟的新诗文化，凸显新诗文化的实践价值，可以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设置实践议题，呼应国家层面上的文化战略，有助于发挥诗歌的社会文化功能；从具体层面来看，新诗文化具有对接现实需要的实践价值，可以为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诗歌边缘化困境提供可行性途径，对新世纪的诗歌创作实践具有引领作用，可以推动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引导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有效的新诗传播和接受机制，从整体上提升新诗的文化功能和地位。

建设相对成熟的新诗文化，对新世纪诗歌来说并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百年新诗的厚重积淀就是一个坚实的基础，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公众围观和全民写作虽在群体规模上具有新诗文化所需要的广泛公众基础，但在本质上具有大众文化的“快感的意识形态功能”，[⑨]并不必然会带来新诗文化的成熟，因此，新诗文化在新世纪面临复杂的文化语境，必须有效抑制大众文化的泡沫化衍生，经过严格的文化过滤确立新诗文化的精神坐标，真正实现新诗文化的实践价值。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大众文化的促动作用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新世纪诗歌的多样化传播格局也有助于推动诗歌延伸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带动诗歌的有效传播，但大众文化中同时也包含着诗歌的敌对性因素，“高雅的审美趣味作为一种主体的自由表达总是面临着被粗俗习性腐蚀的危险”，[⑩]诗歌往往被大众文化处心积虑地肢解，诗歌的精神性内涵和内在深度或者被着意消解，或者被精心转化为消闲性的文化附属物，以适应或塑造社会公众的审美趣味，其后果则是社会公众艺术感觉的弱化。新世纪诗歌的升温实质上并未有效带动新诗文化的内涵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公众的艺术感觉和审美趣味不能突破大众文化的体制性壁障，往往受限于狭隘的直接利益的驱动，不能深度融入创造性的审美认知，这使新诗文化的真实内涵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实践价值，因此，诗歌的升温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需要面对新世纪具体的文化语境，处理其中错综复杂的文化关联。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因素的促动，“文化搭台”普遍被作为商业和政绩模式运作，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新世纪诗歌的升温与此背景纠结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诗歌中的“公共文化”部分被强化，以配合大众文化的狂欢需要，不管是公众围观还是全民写作，实际上都符合大众文化所塑造的技术路线。在此一背景下，名目繁多的诗歌笔会、诗歌节、诗歌研讨会、诗歌联谊会、诗歌朗诵会、诗歌排行榜、诗歌评奖、驻校诗人评选、诗人忌日祭拜、“诗歌春晚”等活动层出不穷，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这些诗歌活动的影响力尽管主要局限于诗坛内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新世纪诗歌的“晴雨表”，有时也牵动着社会公众窥探的目光，引起一定范围内的公众围观。更重要的是诗人角色的转换，一些功成名就的诗人摇身变为诗歌活动家，频繁现身于各种诗歌活动，这时诗人的身份也可以兑换为某种文化资本，享受分层级的相关待遇。这是大众文化时代诗人的象征身份，诗人的桂冠还是具有某种弱势的文化资本价值，对应于大众文化的某种选择需求，在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社会公众对诗歌的浪漫想象，暂时溢出公众直接的物质需求，产生诗歌的某种扩散效应。诗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也潜在地贯串于这个时代的资本转换之中，这种转换具有双重效应，一是诗歌艺术的纯粹性被剥离，需要转换为某种文化资本才能实现与现实需求的对接，这诱导一些诗人戴上一副表演性的面孔，而诗歌的真正价值被遮蔽于晦暗的阴影之中；一是诗歌的传播效应得到彰显，诗歌作为文化资本也可以获得微弱的文化市场配额，在文化市场中具有无可取代的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诗集的出版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在鱼龙混杂的大量自费诗集之外，一些优秀诗人的诗集被出版社策划推出，颇受社会公众的欢迎。诗人韩东2015年同时有三部诗集“正规”出版，《韩东的诗》为诗人30年合集，《你见过大海：韩东集1982—2014》为诗人30年精选，《他们》为最新诗集，这三本诗集呈现出韩东诗歌创作的不同侧面，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一位诗人同时“正规”出版三本诗集，是以往极少出现的现象。“草根诗人”余秀华一夜走红之后，获签出版两本诗集，发行量短期突破 12万册，据闻创 20 年来个人诗集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的诗》、伊沙主编的《新世纪诗典》、李少君主编的《中国好诗歌——最美的白话诗》等诗歌选本也广受公众欢迎，销量不断突破纪录，这些都透露出诗集出版极一时之盛的信息。此外，“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歌周刊”等公众微信号订户也动辄十万至数十万，每天都有数量庞大的微信订户定时阅读诗歌。尽管诗歌并未完全摆脱尴尬的角色，在新世纪打开的文化市场中有时也充当一种救急用品，但诗歌的处境确实已经时来运转。在社会公众不断回归诗歌的背后，是人们精神上的饥渴和需要，诗歌越来越受到关注，公众审美的凝视已在某种程度上转向精神内部。这正是激活新诗文化的契机，新世纪诗歌的升温至此已回到对文化本身的清理与建构上来，同时也表明诗人不再悬置于精神的空中楼阁，而是企图通过与公众审美的深度契合建构新诗文化的共同体，因此，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实际上牵动着当代审美文化的某种深层变动。

新诗文化对民族身份的确认至关重要，既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显著文化标志，也是增进中华民族内部认同的身份标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也是激活和提升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建构成熟的新诗文化，系统的制度性支撑非常重要。在新世纪复杂的文化情境中，大众文化以其颠覆性的“快乐文化”取向宰制社会公众的选择，新诗文化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创造特征，相对疏离于公众审美的凝视，这时制度性的文化引导就显得尤其必要。新诗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具体而清晰的文化规划中来，大力拓展新诗文化的实践价值空间，把新诗文化转化为具体的文化行为，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呼应社会公众的内在精神需求，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的文化意志，把中国的诗性文化传统落实到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就此而言，新诗文化是一个体现出时代核心价值，呼应国家文化战略的理念、模式和价值体系，其中包含着当代新诗所承担的国家职责，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可以为拓展中国诗歌文化返本开新，重建中国诗歌文化的价值坐标。新世纪诗歌的多样化传播格局催生出一种系统性的综合效应，有利于新诗文化的激活和提升。在传统的传播路径之外，诗歌与影视、戏剧、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呈现出跨界融合的趋势，比如交响音乐诗、诗歌专题纪录片、诗歌微电影的出现也开始受到社会公众的欢迎。据《羊城晚报》报道，2014年仅地市一级官方主办的“诗歌节”就多达数百个。有人感叹：“中国有一个节日可以随便过，那就是‘诗歌节’。”这虽然有些调侃的味道，却也表明新世纪诗歌升温的规模扩大之势。诗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经由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和系统的制度支撑，可以有效承载新诗文化向社会公众的渗透，凝聚社会公众对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诗人藏棣说：“学会尊重诗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也对整个文化自身的品性和活力有好处。新诗的未来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强健的诗歌文化。”[11]从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诗屡遭信任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新诗的突围说到底还是要取得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新诗的发展潜能也内在于其自身的文化活力之中，建构相对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的突围之路，也是新诗突围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同时指向新诗的未来前景。
 
从新世纪诗歌的总体状况来看，尽管诗歌生态的芜杂有待进一步清理，诗歌的发展前景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新世纪诗歌的基本走向已隐然可见。新世纪诗歌的升温呈现出不断趋热的势头，由小众化的诗坛内部逐步对社会公众的生活产生影响，诗歌不再是一个流落的弃儿，即使在知识界和文化界，诗歌也有某种渗透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具有实质性意义，并不完全是大众文化语境下一种狂欢性的娱乐形态。有人用“诗，由流落到宠幸”[12]这一形象化的说法概括新世纪的诗歌生态，虽然有些夸张，倒也大体符合新世纪诗歌升温的实际情形。诗歌升温是新世纪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纠结着大众文化语境下复杂的精神症候，不管是公众围观还是全民写作，都体现出大众文化“同质性的霸权力量”[13]，其中包含着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深度裂变。另一方面，由公众围观和全民写作所激活的创造潜能也是新世纪诗歌持续升温的重要动力，是激发和创生新诗文化的基本要件。新诗文化作为对大众文化的“异质性的对抗”，也需要借助大众文化的传播场域，塑造自身独立的文化形象，既规避大众文化的裹挟，也不全然拒绝与大众文化合谋，而是在合理的张力限度内保持自身的“纯粹形式”，恪守自身的伦理尺度，但也面临着实质性的内涵提升，需要更内在地对接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正是在此，新世纪诗歌实际上契合于时代精神结构中最隐秘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审美话语方式，新世纪诗歌的美学品质已经彰显出一种独立的文化自信，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拥有其自身的文化差异性，日益显露出其他精神产品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在新世纪诗歌朝向纵深拓展的背景下，可以乐观地预期，新世纪诗歌的升温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新一轮“诗歌热”即将来临，百年新诗的发展前景会打开更丰富的可能性。
                  
（《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发表）                                    
 
 
作者简介： 吴投文，男，1968年5月生，湖南省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与评论百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学术期刊全文转载多篇。  
E-mail:wutouwen@163.com
 
 
 
[①] 藏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②] 张清华：《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③] 张清华：《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④] 李少君：《网络催化全民写诗的“草根”时代》，《南国早报》 2015年1月26日。
[⑤] 李少君：《天赋诗权，草根发声》，《读书》2015年第4期。
[⑥] 【英国】殷海洁：《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新诗评论》2011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⑦] 吴投文：《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格局与新诗文化的缺位》，《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⑧] 吴投文：《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⑨]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⑩]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11] 陈竞：《臧棣：诗歌文化萦绕生命境界》，《文学报》2009 年4 月16 日。
[12] 徐敬亚：《诗，由流落到宠幸——新世纪的“诗歌回家”》，《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3]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来源：吴投文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