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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

2017-09-13 15:52 来源:作家网 作者:汤养宗 刘川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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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养宗答刘川五问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
    
   
汤养宗:1959年农历白露生,福建霞浦人。出版诗集《水上吉普赛》《制秤者说》等六种。曾获得人民文学奖,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储吉旺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刘川:1975年生,祖籍辽宁省阜新县。曾获得首届徐志摩诗歌奖、2004-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中国“天马”散文诗奖、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著有诗集《拯救火车》《大街上》《打狗棒》《大富贵图》《百家姓:刘川诗选》《读经堂闲墨:刘川旧体诗选》《个人史》等。现居沈阳。
  

汤养宗答刘川五问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
  
刘川: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
  
汤养宗: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主要特征是夸大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以语词霸占情怀”的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则凸显了以下三种特征:
  
(1)以叙述替代了滥觞式的抒情。诗人们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拿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说事,或者“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便是这个时代的真切细节。“叙述”的作用在诗歌中被诗人们演化成区分个体情感在整体社会中拥有“私有性”情结的重要手段,使“我的话”独立于整体的话却又比整体面目模糊的公共语词更为值得信任。加上辅助以情节化、戏剧化、描绘化等手段的摄入,促令诗歌在悬空式的说教降落到生活的现场中,诗歌的可指性与及物性大大强化,而不再只有崇高与神性中摸不着的高谈阔论。
  
(2)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维复杂。随着全人类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出现及多维式思辨模式在生活中的大面积介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不再以传统“绝句体”的书写模式或貌似简单又高远的诗性觉悟为荣,看透了藏匿在当中轻车熟路的逻辑可仿性及文字中的转承习惯惰性,相信诗歌文字在极端节制中,更依靠多元复杂的肌理来支撑阅读上的诗性延时性与认识上的审美开阔性。这种更为开阔复杂化的书写,给文字结构带来严重的线性脱节,变轨,移位与开合,从而也给诗人们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无比新鲜而开阔的书写境地。目前,随着许多有主张的诗人在这方面的先锋带路,也随着它的影响性日隆,正在冲击与阻遏着传统诗歌中单一,线性,板块式的简单书写。
  
(3)口语的鲜活性冲击了诗歌的风雅性饶舌。应该说最鲜活的语言都存在于历代的口语中,也是口语改变与丰富了文学中的修辞使用法。一部《诗经》便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口语集成。新世纪以来汉诗的另一个重大拐点就是恢复了诗经唐诗中平民化口语书写,这种书写的心态首先是站在平民化个体的角度恢复对社会世相的叙述把握,而不是高人一等地以士大夫的眼光心态来作故作高深的文字处理,让文字高束在悬空中作不及物的语词纠缠。现时期的口语诗歌除了割裂刻意的组词造句以及已经落套的意象隐喻上的水下铺路,借尸还魂,隔物说物的病灶外,最大的作用是让阅读者感到这是当代人在诗歌中说话,而不是唐代人在写赋,清代人在写词,真正使诗歌砌入了现时代的阅读语感中。
 
尽管一些对口语诗歌认识一开始就错位的诗人已经给这种诗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诗人正在口语的使用上开辟出越来越让人信服的写作主张。口语绝不等同于消灭写作难度,口语并不是日常交流中已被世俗化框定的那种含义,它同样存在着与最复杂的修辞信念及多元化的文学观念相衔接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它的说话方式更为当下性而已。那些本属于诗歌的各种元素它同样一个也不能少,比如口语诗同样存在炼字与炼句的问题。这是当下所谓的“口语诗”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事实上它还有待于被人进一步认识的时间。
  
刘川: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汤养宗: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整合肯定还延续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部分成果,比如追求诗人个体内心的独特发现及独立的人格担承精神等。但也透露出了新形态下的写作方向,这种方向主要表现在诗人的生活立场与文本立场两个方面。一是诗人进一步摆脱了作为神的化身居高临下的吟唱方式,而是以社会生活在场者的第一身份,统摄一个生活者在人世的一切世俗化的情感,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可以是审美的,也可以是审丑的;内心的视角更为多维复杂,在林林总总甚至是琐屑庸常化的心灵揭示中,诗人的身份常常由一个主导生活的引领者变为一个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是恶的或美的演出者。诗歌中的精神事件更为个人化与具体化,诗歌也随之更为碎裂,并在这种碎裂中印证出更为纷繁与个性并存的世界面貌。诗人也通过这些具体的篇目,通过担承自己在诗歌中的事件来担承对世界的态度。众多诗歌中对生活事件场景绘声绘色酣畅淋漓的描写,不但是这种诗歌美学态度的佐证,也形成了新世纪以来诗人们通过反思诗歌的精神立场后所形成的总体写作倾向。二是诗歌文本的建筑形体更为自由与发生分歧。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文本还相对地显得典雅的话,这个时期的诗歌则在外形上显得不再“精致”甚至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金句拾贝”。随之多元文化的相互交合与形态互为,诗歌在这一时期中被诗人们更加地割裂成作为个体的文化品味与才情品味的试验场。那种传统意义上浅白的赤裸裸的为诗而诗,为诗言志,为人世担道义的单一的美学观,已经被各种新鲜的文本意识所分化。诗歌文本从逐字逐句判别向整体的效果移位,诗歌的意味不再以字句间的精美典雅为上,而被替代为个人性情下的美学定位,基本上是以生活的,粗粝的,在场的替代了哲思的,优雅的,神性的;整齐的整体力量替代字句间的优美追求。加上口语,事件,角色等元素的大量介入,那种当下性很强的诗歌在排斥传统阅读习惯中显得十分不讲道理甚至有点粗暴,但整体上的震撼感却让人耳目一新,它是生活的,面对面的,也是亲切与受用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诗歌已经不再是自己心目中的诗歌,也就是说它已不像记忆中的诗歌,而正是这种反叛,令诗歌烙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也使诗歌翻开了自己崭新的美学主张。
  
刘川:诗歌创作如何应对网络时代?
  
汤养宗:必须欢迎网络诗歌的到来。它不是坏东西,只有被它吓着的,或者因网络诗歌动摇了他自以为业已成就的诗歌地位并让他的诗歌开始变得可有可无的人,才感到它是坏东西。
 
网络打破了中国诗坛旧有的格局,或者叫重新洗牌,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热闹。至少,它在当下诗坛所撑起的半边天已成事实。谁生它的气谁才是真正的老了。网络显而易见地作用于诗人与诗歌的有三点:一是冲击了官刊纸刊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诗歌的美学建设与评判标准不再由是谁与谁少数几个人说的算,谁想控制诗坛或随意给出好与坏的说法,也随之有现场中广大的网上诗人为之监督而不再有恃无恐。诗坛正按民间与官方调和后的格局走向它应该走向的去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是诗坛真正意义上把脚踩在民间的土地上,让诗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归家。二是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的交流。也许当前的诗歌只是在相对固定的人群中交流,而这毫不奇怪,因为现代汉诗也是一门专业艺术,既然分为专业,就必定有它相对的人群创造它研究它与欣赏它。至于在更广泛的人群流传的诗歌,又必定是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在当下文学期刊订户普遍下滑的情势下,如果不是网络,不是众多还热爱着诗歌的人们在网络上通过诗歌交流,相互取暖,相互维护着诗歌在人心中的位置,中国诗歌的现状势必比现有的情况更为孤冷与难堪。这一点倒是归功于让冲击了人心的网络又让人们找到了接近诗歌的捷径。毫无疑问,诗歌通过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更大面积的普及与支持。三是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承认。我一直认为,在网络时代,只要你真正拥有才华,是没有什么可以遮盖你的。由于网络给诗歌发表所带来的便利,许多年轻的诗人已减免了他们的前辈们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的艰险期。网络的信息量及传播性,极可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默默无闻的诗歌新人推到一个相当闪耀的平台。新人的遴选往往不再由某个编辑闭门造车说的算,而是相当于在公众中的一片掌声中被拱出来。当然,这也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需要长期艰苦沉下来苦心磨砺去取得的内功。
 
网络对诗歌的好处是显然的,但处在网络时代的诗人又必须小心的。面对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网络,真正的诗人除了身在其中识别它的血与沙,还应善于抽身而出,相对清醒地保持一颗孤独的心。网络纵有千般好,作为诗人归根到底的好只有一样不会变,那就是同坐牛车,点油灯的李白杜甫一样,必须潜心做好自己的诗歌功课。网络之外,诗歌写作中一切化险为夷的事,依旧靠诗人个人艰苦卓越地去拿下。唯此,诗人才能真正有立场地立身于网络的喧嚣与取舍中,还原成诗人本来的身份。这也是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共同的命,破与立,成与败,毁与誉,聚与散,尽在当中。
  
刘川:一个诗人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汤养宗:一个是人文关怀价值,一个是文本建设价值。生活在自己现时代的国度,再超脱的诗人也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一甩就把自己甩到月亮上面去。作为骨血里具有悲悯大爱传统精神的诗人,实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挖掘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痛与乐,哪怕这种情感带有浓厚的私密化色彩,但属于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受众认为你的情感是合理的,便是成立的。接着,你在作品中所散发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人们的心灵,让人久久不能自己,又证明了你诗歌中所把握的情感的可信度及这种情感的质量问题。不要试图以为自己的一首诗歌能够颠覆什么社会面貌,一个诗人对自己能力的大抵估量是,我把想说的话说了,我就已经参与了身处的时代及对自己做出了交代。这种说的效果具有两个向度:我又一次增加了对自己灵魂的建设也又一次增加了社会精神引导的建设。这既是对自己的抚慰,也是对社会的托付。诗人的价值就在这种抚慰与托付之中。至于诗人的这种愿望能在多大面积上收到成效?那要看社会对待诗歌的接受程度与诗人对自己作品的完成程度。诗人的另一个价值便是完成自己在诗歌美学建设上的能力问题。这也是折磨着诗人让他终生头痛而无法解脱的问题。诗人的身后总感到有一个魔鬼时时在追赶着他,嘲笑他在专业上的芜杂,瓦解他业已建立在文字中的成就感,让他感到自己在诗歌中依然十分不可靠。一个诗人在诗歌中最终要完成的可能不是他寄存在文字间的情感问题,而是他是否出色与到位的文本建设问题。每一个诗人的文本建设都要被提交到文本所处的位格上来拷问,也就是文本的高下之分与文本的开拓与守旧之分。这带有游戏色彩,却又是诗人通过文字提交给人们的实现情感质量的核心。一个诗人是不是站在诗歌文本建设的第一现场,他的文本建设是不是对当下的写作与阅读具有引领性作用,以及他在这种文本中所抵达的力度与层次,都影响到他作为诗人这个身份的可信度。我永远是新的,这是所有真诗人的愿望,事实上新陈代谢的惯性又极难让他做到这一点。但是,一个诗人缺乏对自己文本建设的渴望性则反过来失去了他实现自己诗歌里情感建设的可信性。一个没有前沿,坚实,可靠的文本握在手里的诗人,他的情感愿望再好也等于没有这个诗人。这也成了情感价值与文本价值最后相统一的终极问题。你的文本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完成,就说你是对社会情感建设有贡献的优秀诗人,你当然是在欺骗我。
  
刘川:新世纪以来国际诗歌交流频繁,中国诗歌如何借鉴国外诗艺、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
  
汤养宗:世界文化正在一步步变成混血儿。我们现在的传统中,不但有屈原,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他们,同样也有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埃利蒂斯,博尔赫斯他们。在网络时代的大融合中,一个民族的文化,要说自己还是原来的金身玉体,已经不大可能。但是,一个再好的外籍汉学家,骨血里的情感以及对我们这块国土的认知度又绝不可能超越过我们;就像我们的留洋文学博士在操弄起文字的时候身上的汉语意识同样在左右他一样。国际意识通过相互的打通最后强盛起来的是相互间的文化杂色,而借鉴中也非谁一定优胜于谁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继而出现白话文的结果,这种诗歌形式的出现,一定是李白杜甫们当初没有想到的,而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诗人能至今仍名冠天下,在当初同样也并非是中西文化互换后的产物。
  
说了这些带有悖论色彩的话题,不是我质疑中国新诗向外借鉴学习的必要,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回归并且对汉诗如何强身健体的问题。乱吃补药很可能是要把一个人吃死的,原因是这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真正的缺乏什么与需要什么。中国新诗作为直接脱胎于西方文化的一种艺术形式,主动地更深层次地与国际诗歌相对接,吸纳西方诗歌艺术中的思辨方法及各种表现手段是非常应该的,而没有全人类都已想通的问题我们就是想不通或特意不去想通的问题。别人无法替我们包办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中国诗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与自己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悲悯感。这种悲悯感又带有东方浓厚的参悟意识及玄学上的超脱思辨,西方诗歌中的澄明透彻与我们诗歌中的阴郁牵挂到底哪个更有价值,我想值得深思。这种东西是深藏于一个民族骨血中的特质,要不要换血?换血了我们还是不是我们。二是世界意识如何在汉语的语义中得到合理转换的问题。白话文及现代汉诗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而汉语意识却在中国人身上作用了五千多年,无论我们拿来了多少世界意识及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段,最终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现代汉诗中体现出来。囫囵吞枣肯定是不行的,汉语独特的语感及字与字之间奥妙的关联性,是其他民族语言所没有的,在汉语的排他性与汉语的黏合性上,现代汉语诗歌与古汉语诗歌实际上是血脉相通的,我们正在完成的是我们手上的汉语诗歌,而非要极力地把我们的诗歌写的像谁的一样。只有在捍卫汉语精湛特有的语义结构基础上,我们才有自己,才有世界性,并真正算得上继承与发展了汉语诗歌的威严感。尽数拿来与回到汉语,这才是我们需要躬下身子去认真伺候的事。那些懂得一些外文就想把汉语的头盖骨打开予以醍醐灌顶的人是令人惊愕的。
  
李白当初从老家川北江油乘舟骑驴去长安交流诗歌的时候,按路程及时限计算应该也相当于现在的诗人们去国外参加什么诗会了。交流与借鉴的空间与长度是这个码头与那个码头的关系,而穿梭于各个码头间的不是流水,也不是舟船,而是那个行走中的人。这个人在不同的码头上学到了一些不同的方言,懂得了一些不同的风俗,他比别人丰富了,也变得厉害起来了,大体如此而已。
  
作者:汤养宗 刘川
来源:卢辉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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