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闽派诗歌
 
卢辉/文


 
[内容提要]：福建新诗创作可谓传承有序，各时代诗歌力量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梯队——“闽派诗歌”。闽派诗歌作为一个泛意识的地缘诗歌群落，它主张“空间地域”与“心理时长”的交融，从“有意指”的地方主义视域中追求崇高性的人文建构，从“现实秩序”到“精神体例”的嬗变。今天，福建的诗人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以群落命名，比如闽东诗群、三明诗群、漳州诗群等，他们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梯队，不断展示出新风貌，共同构建福建诗坛的繁荣景象。
 
 
关键词：全球语境 地方视域 闽派诗歌
 
一、闽派诗歌：一个泛意识的地缘诗歌群落
 
福建新诗创作可谓传承有序，上至诗坛宿将郑振铎、冰心、林徽因、蔡其矫、舒婷、郑敏、郭风、范方，下至“90后”、“00后”诗人，各时代诗歌力量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梯队——“闽派诗歌”。他们在沉稳坚守中稳步前行，使得新世纪的闽派诗歌不断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更使福建诗坛坚实地成为当代汉语诗坛的重要一翼。20世纪以来，郑振铎、冰心、林徽因等一大批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和北京、四川一道，曾被当作中国当代诗歌的“金三角”。朦胧诗的兴起是新时期文学界的大事，其中一个杰出代表舒婷就是福建诗人的领军人物之一，在“第三代”诗歌潮流中又出现了吕德安这样在全国层面有着重要影响的诗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汤养宗、安琪、宋琳、巫昂、徐南鹏等在内的众多福建籍诗人亦在中国诗坛广受关注。今天，福建的诗人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以群落命名，比如闽东诗群、三明诗群、漳州诗群等，他们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梯队，不断展示出新风貌，共同构建福建诗坛的繁荣景象。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尤其2000年以来，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泛意识形态化的推进，诗坛也在诗歌运动退潮之后，在看似繁荣、喧闹、多元的诗歌景象中集体进入了休眠期，诗歌运动和诗人群体被无限张扬的网络媒介的虚拟空间所取代。随着全球语境的技术张扬远胜于精神疆域的特殊性，任何艺术门类“被技术”、“被殖民”、“被时尚”、“被消费”的仿真式“全球语境”势头强劲：一方面是对诗歌个体写作的压抑，另一方面却又是对诗歌个体写作的“逆袭”，包括三明诗群、闽东诗群、漳州诗群、惠安诗群、反克诗群等在内的闽派诗歌或多或少的呈现出“日常诗学”的写作趋向。诗人更多地将诗歌视线投射在日常景象和现实“冷风景”当中。闽派诗歌在“多元维度”中也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日常和无“诗意”场景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尤其是对生存语境的再发现。正是由于对生存语境的深度挖掘，闽派诗歌的群体写作，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还是从语言和想象方式上既从容应对“日常化”的浸染，又努力超越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力量而制造出的眩晕与茫然。比如，在三明诗群中像陈小三、叶来、蚂小回、张漫青、南方狐、马兆印、关子、上官灿亮、黄莱笙、赖微、高漳、斯平、昌政、萧春雷、黄静芬、卢辉、张广福、离开、但影、鬼叔中、胖荣、林秀美、唐朝白云、连占斗、闽田、李运锋、梁兄等诗人；在闽东诗群像汤养宗、谢宜兴、刘伟雄、伊路、宋瑜、叶玉琳、哈雷、俞昌雄、林典铇、游刃、李师江、还非、阿角、张幸福、迪夫、闻小泾、林小耳、王祥康等诗人，在漳州诗群像道辉、安琪、老皮、何如、黑枣、康城、阳子、子梵梅、高羽、吴长青、简清枝、林仕荣、楚雨等诗人，在惠安诗群像叶逢平、浪行天下、张鞍荭、陈功、吴银兰、林轩鹤等诗人，在反克诗群中像顾北、巴客、鲁亢、张文质、程剑平、朱必圣、王柏霜、崖虎、雷米等诗人，还有像本少爷、巫小茶、林忠成、林宗龙、年微漾、颜非、冰儿、李龙年、林茶居、吴谨程、海约、高盖、三米深、秋水、小山、刘志峰、欧逸舟、荆溪、华晓春、柯秀贤、闽北阿秀、张平等诗人，他（她）们在过滤和整合“日常景象”之后而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先锋精神和生存语境，在闽派诗歌中形成了在日常之外的精神意象或地方视域。
 
二、闽派诗歌：“空间地域”与“心理时长”的交融
 
“全球语境”在我看来，它的恒久性远胜于时效性，它的绝对性远胜于相对性，它的生态性远胜于同质性，它的流动性远胜于固化性，它的终极性远胜于参照性。因此我所理解的全球语境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持续的、原生的、参差的、多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它远离强制的、短暂的、人为的、化一的、整齐的“大一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这个基点上，我以为诗歌地方主义视域应该是“空间地域”与“心理时长”的交融，可以肯定闽派诗歌的地方主义视域对诗歌的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地方主义视域有它几个层面的东西，一是出生、成长、生活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长久性，它是“宿命式”、“渐变式”、“持久式”、“积淀式”的生存空间与精神岩层，它是双重空间；二是行游、工作、经历过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短暂性，它是“新奇式”、“瞬息式”、“突变式”、“直击式”、“显露式”的即席空间，它是单向空间。按这样的二个层面来说，闽派诗歌地域或地方空间有它的“器质性”和“物理性”的一面，也有它“生理性”和“神启性”的一面。以三明诗群的领袖人物范方的诗歌为例：
 
入暮时分
我看到 你半边脸颊陷落
另半边脸颊
为飓风所追杀
入暮时分
迟到的邮戳已成落花
 
——摘自范方《入暮时分》
 
三明，作为范方的“第二故乡”和“悲欣交集”之地，他诗歌的“地方视域”与“精神疆域”总是能够完美的融渗。这首诗以“入暮时分”作为衬景，实为行色匆匆的人生之旅。而诗人巧妙的将其比喻成“半边脸颊陷落”、“另半边脸颊/为飓风所追杀”、“迟到的邮戳已成落花”，可见范方内心所汹涌的应是“沧海桑田”的慨叹！可以这样说，范方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台湾现代诗的交汇点上，找到了他自己成功的写作路径。范方的风格应归入包孕与峻峭，包孕即指他生命的情态(包括生命的悲苦压抑)经常处于蓄势待发，或引而不发像弓张养弦那样，不是直泻式的表达而是内聚内敛；峻峭，峻指他的语言精工，峭指他的运思过程不时出现“转弯”、“突变”动能(势能)，用台湾现代诗的术语叫“逆挽”。应该说，范方是属于苦吟诗人，总是反复捶打锻炼。他的峻峭，像溶洞的钟乳石，经水滴的积淀磨蚀而起峭拔，尤其是他的“世象驳杂”与“时空交错”并存的笔法为闽派诗歌中的众多诗人所推崇。
 
谈到地方主义视域中的“空间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绝不是简单的方位、容积等物理性的层面。比如：古典诗“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这是很典型的“空间位移”的“跳跃”，很显然，这里的每一个物象都是一个特定的“空间”、都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空间”，这里的六个物象所占据的看似一个个“物属”，实际上又是一个个“意指”，因此，中国汉字除了“物有所属的空间”，也有“意有所指的空间”，通过诗歌写作的特定组合构成一幅幅“高出”常态的新空间。诗人对空间感的运用正是在诗歌必须具备的可感、可读、可思的“空间”基点上而展开的。以反克诗群巴客的诗歌为例：
 
那个隐形人，在你的课堂
点着不存在的头
那个隐形人，现在
坐在我的对面
喝着不存在的咖啡
 
那个隐形人，下午和我互换身份，
他去我的办公室上班，
我去路口，等待
一场可能的车祸。
 
（选自巴客：《那个隐形人》）
 
“隐”的存在，其实就是虚拟的空间架构，这很符合反克诗群的审美范畴。在反克诗群中巴客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诗无论是梦境、仙境，还是箴言、咒语，无论是占星术、传说，还是概论、元素，无论是梦中人、镜中人，还是稻草人、隐形人，无论是乌黑、蓝色，还是鸟非鸟、鱼非鱼，他的诗总让读者在“无影随形”的理念牵引下穿过他为人们凿开的“第二客观”，即“隐”中若“显”，“显”中渐“隐”的境地。巴客的《那个隐形人》就有这样的特点。以“隐”所导入的幻觉与真相，在巴客看来，只有一“隐”之隔：“那个隐形人，下午和我互换身份，/他去我的办公室上班，/我去路口，等待/一场可能的车祸。”在这里，这个“隐”的出与没，分明就是巴客审美理念中无可名状的精神核心区：自我真正的自由是灵的事，魂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梦境则是魂的舞台，就连现实都是梦境的道具。由此看来，反克诗群最推崇的是灵知主义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东西，他们的诗歌世界是人格化的力量所创造出的神话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闽派诗歌强调的是全球语境、地方主义视域和文化根性对于个体写作的重要性，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勃兰兑斯认为人和文学都是时代、种族和环境的综合产物。确实不容忽视的是一个诗人的“出生地”以及长期生活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的现实生活还是他的精神成长乃至他的诗歌写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当然，笔者这里所要强调的“闽派”的诗歌创作与其故乡之间的血缘关系与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观点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更多是强调诗人和语言、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笔者更多的是从文化地缘学意义上强调闽派诗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包括精神上的）和环境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影响以及时代意义。比如闽东诗群在地方主义视域中追求的“空间体式”与“精神透视”的互动。以谢宜兴的《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为例：
 
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
那些甜得就要胀裂的乳房
水晶一样荡漾在乡村枝头
 
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
羞涩，体内清凛凛的甘泉
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
 
城市最低级的作坊囤积了
乡村最抢眼的骄傲有如
薄胎的瓷器在悬崖边上拥挤
 
青春的灯盏你要放慢脚步
是谁这样一遍遍提醒
我听见了这声音里的众多声音
 
但我不敢肯定在被榨干甜蜜
改名干红之后，这含泪的火
可也感受到内心的黯淡
 
（选自谢宜兴《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
 
“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的地方，只不过是与诗人血脉相连的小小的、不知名的村落，但是在诗人的“空间体式”里，他心中的村落发生渐进式的改变，即“那些甜得就要胀裂的乳房/水晶一样荡漾在乡村枝头”。此时，诗人已从“空间体式”向“精神透视”转变，进而获得富饶、宽阔的“精神疆域”：“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体内清凛凛的甘泉/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这样的转换效应并非只是诗歌技巧上的参数，而是诗歌精神领域的心象数值：“但我不敢肯定在被榨干甜蜜/改名干红之后，这含泪的火/可也感受到内心的黯淡”。不可否认，“空间体式”在绘画上有较严格的“技术参数”，比如坐标、三维、透视、焦点、分割线等等，也就是“不成规矩何成方圆”之说，强调的是绘画的“基点和骨感”，但就闽东诗群所处的山海相连的“空间体式”而言，“空间体式”并没有像绘画那样有硬性的“数值”，而更多的是山海相连的“时空观”。因而，只有时空观的存在，才有现代诗的“精神透视”，即心象。正所谓：心之所至，四面八方。由此可见，闽派诗歌的“空间体式”向“心理时长”的延伸，搭建的是生存时空与精神语境的生命构架。
 
三、闽派诗歌：从“有意指”的地方主义视域中追求崇高性的人文建构
 
在我看来，“闽派”不仅是地域和地缘的存在，更是语言的存在和想象的存在。同时，我也注意到，闽派诗歌同样面临着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娱乐化背景下的全球语境的挑战与同一化的消解。在京举行过的2015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暨“闽派诗歌”研讨会上，不少诗人、评论家对闽派诗歌的特点做了如下总结。比如，诗人欧阳江河认为闽派诗歌创作具有土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双重性；青年评论家霍俊明指出，闽派诗歌不仅自身呈现了“海岸写作”多元化的精神征候和地方性特征，而且闽派诗歌与批评之间的互动共生与相互成长在当代汉语诗歌生态中非常罕见；诗人西川关注到福建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塑造特别值得研究，比如冰心的写作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塑造非常强，冰心翻译的泰戈尔尽管“缩小”了泰戈尔，但她的翻译塑造了中国人对诗歌的感觉，现在中国人说起泰戈尔一般都是冰心的泰戈尔；评论家陈仲义则对闽派诗歌有着高要求，即要有相近相似的诗学美学立场、有代表性的作品实践、有和这些诗学美学倾向相匹配相适应的方法论，从这个要求看，闽派诗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诗刊》副主编李少君对于闽派诗歌的分析更为直观具体，在他看来，闽派诗歌至少有三个特点：海洋元素、中原根基、女性气质。李少君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福建诗人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很主动地投入到现实的政治和争论之中。另外，李少君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台湾现代诗传统，比如余光中的《乡愁》，李少君说，在全球化时代，出国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乡愁会越来越浓厚，台湾现代诗人的美学，其实也是闽派诗歌很重要的贡献。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美茂看来，闽派诗歌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对于语言的不信任，把诗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来相处，第二是对于台湾诗歌的借鉴，寻求古典与现代结合的现代诗方式的摸索，最终走向根雕式的赏玩诗歌。对闽派诗歌的几个重要群落，著名评论家谢冕在“三明诗群晋京研讨会”和“诗意太姥.诗歌创作研讨会”则是上语重心长。他认为：“三明诗群的‘大时空、大心境、大技巧’很有预见性，对我们诗歌有所启发。大，不是‘假大空’，现在有的诗歌写小悲欢、小快乐、小感受、小心情，小得不知所云。‘小我’可以写，但太小的题材满天飞，就要注意，不要过于迷恋于自己的小境界，在描写个人的哀伤和快乐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周围的世界，把民生放在心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写得是盛唐气象，是大境界。”由此看来，三明诗群的“大时空、大心境、大技巧”在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一方面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延拓与创新；“山海相连”的闽东诗群，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的生存场景和南方性的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戏剧性、荒诞性、想象性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推进具有更强大的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成了关键；反克诗群、新死亡诗派在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之后，如何营造出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由此可见，追求生命的宏大叙事，进行崇高性的人文建构应是闽派诗歌在全球语境下地方视域的突破口。以漳州诗群道辉的诗歌为例：
 
想象无法用手拿到，它的微妙
胃也是无法消化的，完全不能
随意摆弄物质钩子那样占领它
我感觉到——有蜻蜓得到星光的交谈
前线站哨的老兵，脸容长出绿叶
一只枯朽的梯子装上缪斯的骨架
沉默的——体现，死亡名字的涂沫
但想象有时静得出奇，像要毁掉自己
像要把一支充满烧焦味的羽毛插入
我尘封的肉体，有要离去的本能
一粒漏下的国土，一口志愿者耐苦的痰
都将会对于迷失的换算。
对于想象，我只能对着它悄悄收藏——
蛊惑着、颤栗着，只能靠近一些它的气息
只能将剩余的一滴热血换它全身的肉水
恐怕来年这诗纸的命都已变作人的身心之躯
在风和光的尖顶，唯神们互相扑打
想象无法用虚无之手拿到，完全不能
它始自事物根部，在众词频绝的和平之顶
 
（选自道辉：《想象无法用手拿到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阴阳说与生死论，实际上都是把生死放在时空的概念中去描述、探讨和思考，时空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有着如此深的烙印，新死亡诗派也不同程度深谙其中之妙。正是因为死亡构成存在的根基，一切矛盾、纷争、冲突皆由此派生，才使个人在存在瞬间中显出意义。新死亡诗派诗人们正是看透了生的本质，牢牢抓住此一“虚空”的本源和“元”的问题，就此展开超现实“虚妄场”。这个超现实的“虚妄场”便是诗歌的“玄想地”，因为，离开了玄想，现实就会塌陷，时空就会消亡，而玄想越甚，时空就越廓大和连绵，现实也就越繁复和殷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玄想是时空赖以生成的始源，而时空反过来又能为玄想提供出人意料和超人遐思的可能性，时空与玄想相持的结果以至于第四代诗人道辉的“新死亡”这个概念渐渐成了一个超静态的、全开放的“实心”概念，从而构成了闽派诗歌中一个很独异的精神奇观。与此同时，在我对闽派诗歌并不完整的阅读中，追求崇高性的人文建构的诗作不在少数，比如舒婷的《神女峰》、范方的《还魂草》、吕德安的《南方以北》、汤养宗的《水上吉普赛》、伊路的《青春边缘》、安琪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陈小三《谢地省》等等，可以说，以上这些诗作的“地方视域”所表现出的不是简单的“在”，而是“幻在”，因为“地方视域”的“在”只有转换成全球语境的“幻在”，也就是说，只有加入崇高性的人文建构的“幻在”才是最有效的，因为“幻在”可以通过自身连续不断的变形来左右作者的心绪，当然也左右读者的心绪，只有通过“幻在”才能传递诗歌的某些特别的神性。我曾经写过《诗歌：神性的呈现》一文，也许可以用来解读闽派诗歌所具备的“神性”要素：其一，诗歌的神性呈现，首要是抒情主体充分张延其主观性与主动性。其二，抒情主体所产生的生命力与意志力要“幻化”或促成心与物的内在因果而非外在逻辑的产生，即意志力在偶然机缘呈现后“灵动”万物留下的神采。其三，要突出心象的随意性、偶然性，要摒弃物象所谓符合逻辑的呆板描述。在闽派诗歌写作实践中，凡是涉及到地域与视野、生和死，内界与外界，超越与沉沦这个二律背反现象，都会循着生命与意志分裂——统一，统一——分裂这个轮回，做无数次的挣脱、趋近、挤压、融合的运动，以至于我们漫游于空间、自由与死亡之境，徘徊在空间、时间与创造之间，都能感受到闽派诗歌智识的绝响。
 
四、 闽派诗歌：从“现实秩序”到“精神体例”的嬗变
 
在许多诗人很想让汉字以一当十的时候，这些年，闽派诗歌的诗写方式仿佛不再拘泥于语言自身的承载量，而是通过叙述等立足在场、当下的现实本位来凸显诗歌的容量，这种方式本来不属于诗歌这类短小的文本，然而，凭借着闽派诗人对当下的现实样态和时代节点的有效截取，使诗歌在短小的空间里释放出时代本相。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凸显现实秩序的诗歌言说方式，由于是按横向思维的推进模式，因而，像汤养宗、安琪、陈小三、叶来、本少爷、巫小茶、张漫青、南方、浪行天下、冰儿、子梵梅、海约、林忠成等诗人的诗歌语言或多或少显露出一种日常经验的“自发现象”，这种自发现象多半是诗人在统揽现实秩序与精神体例之间的思维产物。由于是横向思维，这些诗人不避讳哪怕琐碎的、粗糙的、复沓的、杂揉的诗质，换一句话说，闽派诗人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秩序的复合体，让它们相互冲撞、相互挤兑、相互融通、相互排列，进而上升到一种精神秩序或者是一种反哺现实的关系体系。
 
可以这样说，大千世界只有现实秩序是“本在”的，诗歌写作对现实秩序的直击点，怎样从常规通向高处而不是沦入琐碎，这就考量着闽派诗人在质疑和良知的驱动下，如何在现实秩序的指涉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以汤养宗的《赞美一个妇人的若干种条件或者疑虑》为例：
 
香,香得有点不是真的。身上的细菌比她们少。白云喜欢你
强盗也认同这是美学。是甘蔗呀,包着通身的糖水
就要裂开的样子,被世界控制住。我还有
你的细节：在镜子前转身,再转,又再转,什么都够了,还是不够
不安的心跳是大地的,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翅膀,在午夜因你练习飞翔
污垢从许多无名的石头中流出来,后来被证实,那来自
某件刑具的压迫。一定有两三只小虫在菜地里磨牙
后来是一大片的田亩,包括鸟鸣,包括
若干厨房内的争吵声
“哈,让他们统统都够不着！”
我悄悄离开人群,在角落里自斟独饮,盘点内心的好色与善良
隔着你与世界的空气
心存疑虑：必须反对我们共同的空气
 
（选自汤养宗《赞美一个妇人的若干种条件或者疑虑》）
 
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要靠“有意味”的日常世相去添补，这有赖于诗人的智性。如果世相是魔方可以拿来摆弄，那你就需要摆弄出魔方的变幻和规则。一味“玩”，这是诗歌写作的陷阱；一旦“通”，这是诗歌的生命造化。汤养宗的诗正是在魔方的变幻和规则之中凸显出日常之本相：“香，香得有点不是真的。身上的细菌比她们少。白云喜欢你/强盗也认同这是美学”。然后，从香的真伪演绎出：“是甘蔗呀，包着通身的糖水/就要裂开的样子，被世界控制住。我还有/你的细节：在镜子前转身，再转，又再转，什么都够了，还是不够/不安的心跳是大地的，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翅膀，在午夜因你练习飞翔”。这种由“香”衍生出的“世相集锦”全都出自诗人内心的“窥探”，这虽说是合理的“吸引”却又让窥探者“如履薄冰”，很有一种纠葛的“香”：“我悄悄离开人群，在角落里自斟独饮，盘点内心的好色与善良/隔着你与世界的空气/心存疑虑：必须反对我们共同的空气”。诗歌写到这里，究竟是“香”在作祟，还是空气在不由自主的“流窜”，这时“赞美一个妇人的若干种条件或者疑虑”也就真相大白了。的确，汤养宗对日常之“根”，对词，对世相，对稍纵即逝的感悟总是很“智性”的进行一番“调兵遣将”。汤养宗《赞美一个妇人的若干种条件或者疑虑》一诗对日常生态的扫描，使诗歌“本在”的发现品质和质疑精神得到立体的彰显。应该说，生活的弯道之处，世象的幽微之处，情感的交集之处，思想的精密之处是汤养宗这样优秀的闽派诗人极力想抵达的领地。世象的幽微之处，即现实秩序，思想的精密之处，即精神体例，离不开闽派诗人们知识、感情、经验、信仰、习俗、地域……积淀而成的“能动整体”，这个能动整体要靠现实秩序的客观系数和精神体例的主观系数来实现的。
 
众所周知，在自媒体诞生之前，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除了要经过期刊和出版编辑的层层遴选，还受到创作潮流、市场销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如今，通过各种自媒体，大量写作者拥有了崭新的发表和出版平台，他们借助新兴电子媒介发表作品、收获读者、自我经营，特别是以诗歌小品或诗歌段子来“说诗歌”的样态开始出现在当下诗坛：嘻笑怒骂、愤青雅趣、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杂揉”现实之笔法，使阳春白雪的“硬”诗歌转向为下里巴人的“软”诗歌。闽派诗歌也衍生出以“说诗歌”为主打的诗歌生态圈。像陈小三的《交谊舞》、叶来的《纯棉》、本少爷的《少年游》、张漫青的《失眠犯》、巫小茶的《沉默》、浪行天下的《拆迁外传》、南方的《重蹈覆辙》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或亦真亦幻的视觉画面，或交融互动的个人体验，或上口雅致的说诗式样，大大更新了受众对诗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随着细碎、密集、互联、流畅、廓大的日常经验的建立，那么多含混的影像、位移的即景、浮沉的情状、跳动的心绪要走进受众内心，这得仰仗闽派诗人“说诗歌”的应变能力。因为对日常经验的“叙述”光靠社会底层生态全息性还原还不够，还要善于打开遮蔽在常态生存中不会轻易显形的图像，叙事中要有智力的机锋和精微的细节力量，要从“叙述”这个互仿性很强的“公共面貌”中游离出来，让诗成为陌生而独立的标本，真正具备卓越的创生能力，这才是全球语境下自媒体时代闽派诗歌良性生长的生态圈。
 
不可否认，全球化和城市化是以消弭地区特征、文化区域、民族根性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的“地方化”和“差异化”作为前提和代价的，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性、差异性和地方性、民族性在这个新的“全球语境”时代所面临的阵痛。由此可见，闽派诗歌地缘诗学的诗歌实践具有韧性的一面，也具有不言自明的挑战一面。正是在真实地域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闽派诗歌在语言的空间和自身生命履历的轨迹上所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气象与心像、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的多元化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图式”。正如当代著名哲学家E·贝克曾说：“在人身上的那种要把世界诗化（to Poetize reality）的动机是我们有限生命的最大渴求，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着使自己的那种茫然失措和无能为力的情感沉浸到一种真实可靠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从“现实秩序”到“精神体例”的嬗变。
 
2017年10月11日
 
作者：卢辉
来源：卢辉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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