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史案：“文献—发生学”方法与本土性诗学
——评赵思运《百年汉诗史案研究》
□马春光
 
赵思运的《百年汉诗史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诗歌研究著作，以“文献—发生学”为基本视角，以精准的诗歌解读为支撑，以“本土性”诗学建构为旨归，有效地瓦解了固有的诗歌史景观，为近年来的汉语新诗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开篇的《诗人个案研究的文献—发生学方法（代序）》一文中，赵思运阐明了他的研究起点和方法，重视“对诗人灵魂历程的研究”，试图在“文本—诗人—时代语境”的动态分析中，深入探讨诗人与文本之间更为复杂立体的关系。诗歌研究的“文献—发生学”方法，是赵思运进行诗人个案研究的方法创新，这种方法有效摒弃了单一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模式，借助于发生学、心理学等学科话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范式和欧美新批评倡导的“文本细读”的融合和创新。这种综合的方法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在诗人个案研究中熔铸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以本书对陆志韦的研究为例，作者首先从时代语境入手，剥离出陆志韦被历史遮蔽的原因。而后，通过文献学的方法，挖掘陆志韦“文化人格形成的古典因子”，进而对陆志韦两个阶段（“五四”和“抗战”）的诗歌文本进行分析，既还原了被激进语境主导的诗歌史遮蔽的陆志韦形象，同时也发现了诗歌史的症结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文献—发生学”视野下的诗歌史案研究，其背后蕴含着强大的历史反思能力和深广的历史重构视野。
这种历史反思能力，在茅盾的个案解读中得到了更加细微的体现。赵思运从特定时代语境中“译诗”与“写诗”的互动关系入手，对茅盾的译诗行为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茅盾的“译诗活动带有浓厚的意图伦理色彩，而缺乏对诗歌肌理的考究和新诗文体建设的意识”。可以说，在对茅盾的研究中，赵思运的“发生学”方法是从反面进入的，即“作为诗人的茅盾”为什么没有“发生”？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带领下，这本书所选择的20个个案本身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
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同的诗人人格经历了怎样的挤压和变形？他们又是怎样在“人性基因”和“语境压力”之间展开博弈？这个过程经历了什么样的“诗的外化”？我们又怎样从“诗的意象”去解码其背后的人格基因？所有这些，在闻一多、何其芳的章节中，得到了精彩的回答。在闻一多那里，我们看到他“精神人格中的诗性基因”在不断变动的时代语境中经历了高扬、抑制进而变形的诗歌历程；在何其芳那里，我们则看到了他“人性基因的修改、删除、涂抹”，赵思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分裂”“隐曲”的何其芳。人格基因在外部环境的挤压下变形、删除，抑或坚持、抗衡，诗人将自己的灵魂历程在诗歌中进行语言的外化，产生了一个个丰富、驳杂、极富阐释空间的诗歌宇宙。
对何其芳的解读，无疑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赵思运常年致力于何其芳精神人格的研究，他从“人格基因”角度出发，以《夜歌》（知识分子心灵改造的文献）为中心，深入分析了“何其芳现象”的内在原因和驳杂丰富所在。从“诗歌基因”与“人格基因”的联动视野中对其诗歌进行发生学透视，在李少君和安琪那里也得到了体现。针对李少君，赵思运认为“大自然成为李少君最初的诗性基因，并且成为他的文学启蒙之源”。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海子和安琪的对比，赵思运认为安琪“灵魂深处一直延续着基本的人性基因：视诗歌为生命的诗歌英雄主义、诗歌所寄寓的理想主义。只不过由于生活状态的被动转型，这些基因潜藏到了更深层”。赵思运的论述，既为我们深入理解他们的诗歌提供了切实的入口，同时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启示。
当然，个案研究所依赖的基本武器——诗歌文本的细读，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娴熟的运用。作为一个长期浸淫于诗歌写作的研究者，相对于一般的专业研究者，赵思运的优势恰恰在于对诗歌文本的细致感受和精确分析能力。在对雷平阳《祭父帖》一诗的分析中，赵思运从“洗”这一动词入手，展开了精湛的文本解读。更加精彩的是，他通过“洗”这一动作洞开了诗歌主体内在的政治创伤与隐喻，同时探讨了诗人与时代之间的搏斗与迎合，在驳杂中发现丰富的精神图景。
个案研究对研究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在于，通过对个案的审视与解读，发现更普遍的诗歌史症结或建构自成体系的诗学范式。如果说，“文献—发生学”是《百年汉诗史案研究》得以凸显的方法论，那么，对汉语诗歌“本土性”诗学的建构，则是这本书贯穿的一条诗学线索。不管是对姜耕玉“汉语诗性智慧”之诗学研究和诗歌文本的阐释，还是对“去国诗人”李笠诗歌中传统文化母体意象的解读，抑或对杨克“本土性生活体验”的研究、潘维诗歌中“江南文化”的解码等，都彰显了赵思运在长期的研究与思考中所形成的对汉语诗歌“本土性”诗学的建构冲动。
该书选择了20个个案进行研究，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些个案不仅时间的跨度特别大，而且充满了鲜明的“异质”色彩，既有诗歌史上的经典诗人，还有新世纪诗歌的代表诗人和学者型的诗人。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特色的诗歌史案被一一纳入研究视野，进行集中的“文献—发生学”透视，赵思运在个案的研究中所浸染的诗学期待——本土性诗学的反思与建构，恰恰是对百年汉诗的历史深刻观察、反思基础上的理论建构。
 
 
刊于《文艺报》2018年3月23日。